我的看法同梁家麟博士正好相反，中国教会主流是城市教会，而不是农村教会；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角色不是农村教徒（尽管现阶段在数量上是最多的），而是现代的新兴基督教群体：老板基督徒、知识精英基督徒和年轻一代的神职人员

所以台湾教会应该培养本地神职人员去真正地认识教会的传统，古老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一些古老的文献，古老的信仰作品。这就牵涉到能力问题，比如语言的问题，真正了解吗？能看懂吗？真正能把两者之间作合适的比较吗？

我知道她每天都要为神职人员和修女们念经祈祷。对所认识的修道人，不论本教区外教区，吃的，穿的，用的，都尽力予以帮助。

在大公教会中，不但有宗徒，各级神职人员、殉道者、男女会士、贞女与精修圣人因追随基督，服务社会人群，为信仰做了美好见证；更有无数的平信徒回应婚姻家庭圣召，一生矢志追随基督，热心侍主，在家庭和社会及人群中，

在教父中，我们可以简要地提到米兰的盎博罗削（339-397），他将好客作为神职人员的职责之一；金口若望（347-407）请基督徒将对穷人的好客理解为对基督本人的好客；圣本笃本人（480-550）在他的教规中指出

（AA1）　　然而，教友福传的进行离不开堂区主任的推动与关心，是教友推动了我们今天神职人员的工作，也将是教友福传工作的深入开展，从根本意义上将会改变我们目前仍旧抱持“坐本堂”的传统管理模式。

香港意大利两地教友同心为周守仁主教祈祷宗座外方传教会神父于1858年来港服务，协助建设本地教会，待教区发展成熟后，交棒予香港神职人员管理。

如果神职人员常常愁眉苦脸，抱怨连连，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让教友们看到主教与神父、神父与神父、神父与修女关系不好，没有爱，就会影响圣召，教友不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苦难的团体中，青年人看到我们的生活变得没有价值

革命容不得神职人员，也不打算对修道院问个青红皂白。沉默无语远绝尘世的熙笃会因此无法幸免。修院被毁，修士被追杀，往日的修院只剩断壁残垣，血迹斑斑。

因此之故，《指引》前后六次一起提到梵二和《教理》，并督促各地方教会翻译、再版、宣传、研讨和学习它们，使每个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都能对它们有一定的了解，尤其是那些教理讲授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