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国教会

一、本地化问题
    礼仪本地化在中国应避免两条路线：一是忽视精神面貌而只注重琐碎的仪式的改革；二是没有原则地完全适应本地的旧风俗习惯，或丧失立场地去迎合时代潮流。前者是犯有“舍本逐末”的错误，后者是“屈己从人”的错误。但这并不是说，不要本地化，也不是不要改革。本地化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更容易接近教会，接近天主。改革是剔除不适宜的或违背时代的不足之处，前者如拉丁文经歌该当改为本国语言；后者如文言经文必须改成白话文，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可绝对化，教会既要“革新”，也要“继承”。比如拉丁经歌保留几首人人熟悉而且知道大意的传统歌曲，如Tantum ergo和Salve Regina等，有时还可唱唱。这样显得丰富多彩，虽旧犹新，也不至于使教友“不知所云”，因为教友早已知道了其中的大义。现在还用的“阿们”、“阿肋路亚”，是希伯来文，没有人不懂。有的教友反映中文弥撒容易使人轻忽懈怠。白话经文也是一样，所以不能专注于容易懂上，也要注意词藻的优美，使人百诵不厌，像《奉献全家于耶稣圣心诵》就是如此，马相伯很赞美《苦路经》的文句。
    歌曲是可以采用中国调的，但应庄严文雅，不应采用轻浮的油腔小调。旧中国调的圣歌《至慈吾主耶稣》歌调庄严美妙，还有中国调的《圣母德叙祷文》也很自然优雅。各地公诵经文的音调也多是抑扬动人的，比起外文的平调要好得多。中国古老音乐《清音谱》至今仍在各地吹唱。但这不是说，必须排斥西方歌曲。我们知道，欧洲音乐在世界上可算得是登峰造极的，特别是圣乐，多是极为优美极能激发宗教情感的。至于额我略调歌曲，那是万古常新的。可以说，出色的中国调的歌曲还不多，希望有人钻研，多出几个高雅的中国调的圣歌。
    关于圣物美术方面，过去刚恒毅总主教曾提倡圣堂圣像采取中国式，不少人作过尝试。奇怪的是，外国人喜欢中国像，而本国人反而不喜欢看。这当然出于习惯是一个原因。至于圣堂则别有一说，圣堂本无固定形式，在过去几百年里，西式圣堂可能是教外接近天主教的“障碍物”，教外人轻蔑地称圣堂为“堂子”。所以近代有人改建成中国宫殿式的圣堂。事情可能是逆转的，因为现代中国追求西方化，各地高楼大厦无不是西式的，那么西式教堂也成为时髦而别具一格的建筑形式了。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不觉得不顺眼了。
    在圣堂外面的装饰方面，可加上一些中国元素。正门两旁的对联就是很有意思的装饰，既是艺术品，又有宣传作用。内部的装饰也要讲究些。近年来一些改革家把圣堂扫荡得空空荡荡，圣堂成了大礼堂，圣堂失去了神圣庄严的气氛。这难道是建设圣堂的本意吗？这至少不合中国教友的心理，无助于启发教友们的热心。圣堂是第一圣地，旧约时代就把圣地看作是：“这地方多么可畏、此乃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门。”（见创28：17，雅各伯对梦见上主的地方的话）当然圣堂里装饰得太花哨，容易引人分心走意，也失之浮华。但也必须保持圣堂的华美和必要的装饰。新法典1220条项说：“凡与圣堂有关人员，皆应设法使圣堂保持与天主圣殿相称的清洁和美丽，避免一切与该地神圣性不合的事物。”
    礼仪的用具是可以相应参用中国式的。旧时也有这样的事例，就如旧时弥撒中神父戴的“祭巾”（一种四片瓦的黑帽子），就是适应中国以“整冠”表示礼貌（外国以脱帽为礼）。虽说这是本地化，但已不是“现代化”了。不能说一切旧的东西连糟粕都是该恢复的。本地化应当是有选择性的，准则是增加礼仪的亲切性和庄严性。在梵二以前，我的神学教授Hofinger就提议把春节向父母拜年的方式应用到信友由长兄基督率领着向天父顶礼朝拜。有的地方也有年节去旧迎新的宗教“礼仪”。除夕进堂公念“谢岁经”(Te Deum的中文经)感谢天主一年的恩典。初一早晨向天主拜年，祈求新恩。
    本地化应是“入国问禁，入乡随俗”。有的人大喊本地化，而实际做的是“反本地化”。其中又分两类：一类是外国的“中国化”，另一类是中国的“外国化”。要知道，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的优良传统要保持，不要引进外国文化中的渣滓，以丑为美。现代化不等于外国化，应取其长，去其短。本地化也不是复古，应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汰去封建迷信色彩。
    至于神学方面的本地化，在中国是不乏资料的。不必说儒家和天主教的道理非常相近，就是道家、墨家以及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也和我们有许多共同点。成世光主教曾有天儒合一的著作，本人也有过几篇论述，其中特别提出了孟子的“神本主义”思想（《孟子思想的再认识》）和“庄子对神的论证”（以表示儒家之外的天道思想）。如果神学课本上参入了这样的题材，岂非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此外中国古圣先贤的道德楷模，俯拾即是。
    总之，无论是现代化或本地化，都应着意其精神面貌和灵修效果，主旨在培养教友们的虔诚信仰，舍此无他。

二、新时代的危机
    当今时代圣教会正处于危机四伏之中。人文主义、唯理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普遍存在，把精神价值贬到了最低点。像传染病一样，这种邪风也刮到了教会内部。教会得的这种病，有个特别名称，叫作“世俗化”。教会的世俗化，虽不致于退化到唯物主义、但已接近“物质化”。物质化的结果是把灵修生活淡漠了，趋好时尚，与世沉浮。特别严重的是领导阶层的世俗化。孔子有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耶稣说的更清楚：“盐若不咸了，还有什么用呢？只好扔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玛5：13）
    1997年3月25日的法国《十字架报》刊登一篇文章：《教宗训斥“太世俗化”的司铎》，他指出，“司铎是另一个基督，他与基督有着一种绝对的特殊的友谊。”这是当时教廷圣职部代理部长卡斯特里雍·霍约斯于圣周四在概述教宗致司铎书中的重点时所说的。他特别强调了被授圣职的特殊的灵修意义，希望避免在此问题上的任何平庸化，因为他已注意到，在此问题上已出现的某些“迎合时代风尚”的偏向。
    霍约斯主教介绍教宗的这封信函时说：“目前，某些被世俗化了的司铎在思想和衣着方面的庸俗表现，是与他们对圣职的真正教理神学缺乏了解或无知的状况密切相关的。”霍约斯认为：“一个真正理解其意义的司铎，肯定不会发生什么身体危机的。甚至永远不会有什么失落感、失望感或被社会排斥感。但条件是，必须毫不向世俗的短暂的生活方式让步，从而使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或者只是世俗浪潮中，一般常人具有的那种价值观。”他又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构成更伟大的爱的各种因素，诸如神圣的独身生活，教会的纪律制度，崇信天主至上的神圣意义，传教的热情，教会的正规和全套的但样式不同的教士服等等，当然就更不能理解了。”
    综观教宗论司铎世俗化的言论，根本的一点是，一些司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理解自己责任的重大，致使灵修生活淡漠，不去追求高尚的神圣目标，以致成了世俗的俘虏。行为不佳，衣着随便趋时，一切要“迎合时代风尚”。
    在世俗化方面，教宗特别提出衣着问题，又提到了教士服。教士服自有它的尊严与约束作用，但在中国大陆上似乎有奇装异服的感觉。神职人员如果衣着过于随便，是会被教友轻视的。服饰关系到人品，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不妨设想，若一个皇帝光着膀子出来，谁还对他尊敬呢？与此类似，一位神父举止粗鲁，言行不羁，也是大失身份的。有人把平民化看成了庸俗化，这是不对的。
    忘记自己的身份，是由于没有灵修的基础，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得不到精神的安慰，精神会空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言不及义，只好用世间快乐来填补。“哀莫大于心死，”这是可怕的。还有一种行动主义，罗国辉神父对我说：“现在的普遍现象是行动主义，没有公共祈祷，也无个人祈祷。”心散务外，不安于职守，或只想做出一番事业，美其名曰有事业心，却完全疏忽了神业和传教热忱。曾有一个教友对我说，一位新铎向他夸耀自己的事业，成立了像样的诊所。他反问说：“如何不提你的一个堂口，从前有八百教友，现在进堂的不到一百人呢？”
    最近，我又接到一封信，上边有这样几句话：“××教区有不少神父，每天弥撒礼成，就万事大吉，过分讲究物质生活，胜过腐败的官员。……各地也有浮华奢侈的现象，好大喜功。这也与教育有关。”法典282条1项说：“圣职人员应度简朴的生活，切忌一切虚幻荣华。”没有神修的人（实际是缺乏信德），就有可能滑到谷底去，其结局是悲惨的。
    世俗化是一种实际上的唯物主义，只注意表面的宗教仪式却缺乏内心的诚敬，流于形式，外面也许搞得轰轰烈烈，而对圣事和祈祷漠然视之。八十年代在马德里国际圣体大会上，仪式非常隆重，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感到的是悲痛，他所见到的只是外面的排场，缺少内心的虔诚。而在露德举行圣体大会的时候，非洲教友认为有些法国教友的表现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坏表样。这风气也传到了中国，许多地方盖了大堂，却没有多少人进堂。有些神父想办大事业，或想到外国去镀金，却不肯去传教。开放初期，偏僻地区的教友不怕走几十里，甚至一二百里的路去找神父领圣事。现在，各地盖起了堂，许多年轻人反而不进堂了。
    人们生活的腐化，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腐化。先进技术和科学进步促进了物质生活的提高。于是，安于享乐、道德精神堕落、个人主义膨胀，随之自由主义、自我中心思想泛滥，藐视权威，破坏传统。传染到教会里就出现唯理主义或现代主义，出现了什么“解放神学”、“东方神学”、“多元神学”等等。1988年信理部拉辛格枢机（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谈到勒非尔总主教（M.Lefevre）的分裂运动时，要我们“进行反省”，“我们的牧民工作是否存在缺点”。他指出： “这些缺点包括：礼仪改革改变了弥撒中的神圣因素，把它们贬抑为‘有趣的娱乐节目’，视梵二教导为‘超级教条’的神学观点，一笔抹杀教会过去的传统。在合一及传教活动中，歪曲天主教教义，以致未能向人表明，教会拥有完全的责任阐释天主启示和评审人类的行为。”（公教报1998年8月12日第15版）有人强调宗教大联合，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只讲共同点，不提差别，成为“宗教无差别论”。有人胆虚，不敢坚持真理。须知宽容不是纵容，联合不是混合。对话绝不意味着妥协。从海外引进来的神学课本或书报，有时含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有人大讲新奇古怪的道理，给教友造成了一些混乱。有一家刊物竟然出专刊来颂扬同性恋，完全置圣经于不顾。诸如此类的宣传，要引领教友到哪里去？不必讳言，现在有些神父没有传教热忱，甚至堕落，堂口冷冷清清，不能说与此无关！
    有人喜欢写“翻案文章”，大肆批评“旧的教会”（这有些和路德改教相仿）。他们忘了圣教会常有圣神保护默佑，对比过去出现的许多大圣大贤，看看今日的情况如何呢！
    这里附带说一句，1993年10月，香港出版的《驿》杂志登载了香港九龙圣若瑟堂主任司铎陈达明在谈到梵二思想时说：“未把电灯亮好，切勿把油灯吹熄！我高兴见到大陆教会已尝试追随梵二的路线，但仍以梵二之前的神学做骨干，这是十分明智之举。况且正当百废待兴，马步未扎好之际，倘急着学人耍招式，是不智且危险的！”这话可算说到点子上了！愿那些标新立异者三思其言！勿把大陆的好传统破坏了！（已经有了“向外看”的苗头！）
    唐绮珍在《返欧报告》中提到：“许多神父、修生被派到欧洲学习。但是，这些纯朴的年轻人来到这五花八门的欧洲世界，是否能学到欧洲教会精华？是否会被欧洲人的各种怪论所迷失？有一位在巴黎留学的修士曾向我表示道，他在欧洲感到很孤独，因为在一些大瞻礼，如圣母升天瞻礼等，不像他以前在中国的乡村那样，全村大事庆祝，感觉信仰好像是失去了根。”

三、结语
    今天的中国教会正处在世界动荡不安、思想混乱的时代，教会自身也处在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内外夹攻的阶段。许多教友陷入彷徨歧路，不知何去何从。梵二会议所要求的新的精神面貌并没有真的实现，没有理由盲目乐观。我们必须重做自我反省、自我归依，认清自己前进的目标，认清礼仪改革最后是归依天主，不断祈祷。我们要本着福音的教训去圣化自己，圣化别人。首先要消除危害最大的世俗化主义。世俗主义，历代皆有，于今为甚。它是教会内在的瘟疫，流行广泛。虽然如此，但我们也不可悲观泄气，应依靠圣神的保护默佑，加上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战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