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ipa（在梵语里意思是恩典）基金会于1981年在孟买附近的班德拉（Bandra）创立，如今在印度12个邦设有69个站点，并与欧洲、加拿大和美国等地的其他协会合作。

在他无数的举措中，最突出的包括他对梵二大公会议的延续和落实、多次国际牧灵访问、大公和跨宗教的对话。在一次短暂的患病后，于1978年8月6日晚在冈道尔夫堡安息主怀。2014年他被册封为真福。

（《弥撒经书总论》28）梵二以后，重新编排的《弥撒读经集》，遵循圣经读经的安排，借以彰显新约、旧约及救恩史的统一性。教会重申自己的信德：那是对于基督透过他的话，临于信友之中的信念的坚守。

希梵两国的合作建立在“对于事关全球利益的当今诸多挑战的共同认知之上，例如移民、气候变化及其后果，以及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

从民间层面来说，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这说明基督信仰所追求的价值观，不但不阻碍中国人的追求理想，反而能促进其价值观的实现；最近听闻中梵双方的交谈正在进行，而且双方的分歧正在不断缩小。

团队的建设可以根据各堂区的具体情况而定，但不论大小堂区都要有团队（这里所说的团队就是梵二所说的基基团），各个团队要选出负责人，受神父差遣，辅助神父。同时各团队之间要相互协作、配合，做好堂区服务工作。

梵二大公会议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在会议后成立了促进基督徒合一委员会和宗教交谈委员会」。

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教会步入了“重建和恢复期”：开放教堂、开办修院、礼仪改革、成立出版及社会服务机构（如上海光启社1983），但与此同时，随着中梵关系的僵局和教会内部此起彼伏的纷争，布满了千疮百孔的中国教会这艘大船

与基督教同根的罗马天主教，在中国除了背负一般意义上洋教的恶名，过去曾被严重污名化之外，还受到了两个特别因素的影响：一是受中梵关系的制约，政治上高度敏感、与政府关系复杂；二是经历了梵二会议后的罗马天主教虽然做了重大改革

1、教区神父的再培育我是1985年进入沈阳天主教神学院学习的，那时修院刚刚恢复不久，只有几位老神父将过去的拉丁文教材翻译后向修生们进行讲授，内容不仅不够全面，也不符合梵二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