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类思金鲁贤主教

    上海教区类思金鲁贤主教于4月27日下午2时46分安息主怀,享年97岁。虽然有人对金主教的一生颇有微词，但凭末铎对他的了解，称之为当今中国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伟人绝不为过。我虽卑微，却亦曾多年受惠于主教的栽培和教诲，并于1995年4月1日祝圣我为执事，同年6月15日祝圣我为神父，永世难忘。

    回想与金主教的相识，几乎就是奇迹。作为最早恢复的修院之一，佘山修院的招生对象是华东六省一市，山东自然是其中之一。后来，山东省于1984年复兴了圣神修院，本地神长便决定所有修士由本省培育，不再派往佘山修院。正是此时我进入了圣神修院，与佘山修院无缘自在情理之中。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常会有奇迹出现。据说，金主教很喜欢在佘山修院的山东修士，特别喜欢他们的热心和率直。由于山东已经决定不再往佘山派遣修士，金主教便主动向山东的神长提供奖学金，希望继续往佘山选派修士。我便是这个奇迹的“产物”之一，于1989年9月初，我们一行四位修士到了梦寐以求的佘山修院。

    佘山为松江九峰之首，到处修林翠竹，环境优。山顶上则矗立着远东第一大殿——佘山圣母大殿，山腰则建有为朝圣者休憩缓冲的中山教堂及三圣亭（耶稣、玛利亚、若瑟），山脚下便是“现代化”的佘山修院。这是一座全新的修院，高低不平，却错落有致，是金主教通过国外筹款而建成。处身于这么优美的环境，且硬件如此完备，幸福感自然很高。

    金主教的眼光远不止于此。作为精通教育，且多年留学国外的神学博士，绝不会不满足于修院的硬件建设，他更看重的是过硬的师资队伍建设。于是，经过与政府部门多次斡旋后，佘山修院终于在1989年九月迎来了首批三位外籍教授。后来，又陆续有其他世界各地的教授前来为修士们上课，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金主教自己则时常接受国外的邀请，到世界各地演讲、募捐，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教会，为修士们的生活募捐，以致他自己戏称“国际乞丐”。每次回国，必然向修士们分享见闻，鼓励修士们好好学习。正如他自己分享的，出生于富家，但父母早亡，姐姐去世，家道中落。在成长中备受艰辛，孤苦伶仃，但蒙众位恩人相助，先入耶稣会，后留学国外，又经受27年管制。他爱修士就如自己的孩子，总会尽力增加修士们的零花钱，找机会跟修士们聊天，消除修士们的孤独感和顾虑。如今回想起这些经历，心里总还是暖暖的。

    “请进来，送出去！”是金主教向政府提出的一个培育策略，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佘山修院被政府允许为第一个试点单位（后来其他院校才开始纷纷仿效）。于是，金主教着手选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且各国都纷纷向主教提供奖学金，这样便促成了修院一段时间的“出国热”。主教先后向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地派遣了不少留学生，其中虽有流失，但还是为上海教区，也为其他教区培育了不少后备力量。

    作为教区主教，金主教很自然要关心自己的教区，恢复教堂、探访教友自是首要责任；但以耶稣会士的风格，文化研究机构也不可忽略，于是光启社、印刷厂先后建立；作为灵性的导师，必须关注灵性建设，于是光启培训中心便建立起来，为神职、修女，乃至平信徒提供了一个安静的退省场所。平心而论，身处大都市，牧者的工作并不简单。虽然如此，应该说，金主教这些年对教区建设的成效还是很显著的。

    金主教喜欢结交朋友，且极富外交能力。当然，他曾在国外留学，通晓五国外语，又在劳改队熟读了“马、列、毛”著作，这都成为与人交往的资本。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有能力很快地与人交朋友建立人脉，即使外国人都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也是上海教区备受国际关注和支持，有今天良好局面的原因之一。

    虽然只是上海教区的主教，但金主教也放眼全国，关心各地区的教会。由于开放之初，中国大陆没有圣经，他亲自翻译新约向全国各地发送；又印刷教会书籍以增加教友的灵性滋养；并且落实梵二会议精神，逐步实现与普世教会的接轨和共融。

    最后，我想说，在“有特色的中国”生活很不容易，无论是信友，还是国民；在“有特色的中国”服务教会更不容易，特别是主教和神父，相信金主教已经尽全力了。从学生的角度，我深深感谢类斯金院长主教对我的培育和教诲，更特别为这位教会的前辈祈祷，愿主教早登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