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间开始转向基督教研究，推出这个成果，从历史意义上来讲他是功不可莫的。

在DeiVerbum,DV,《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中，合一精神也处处可见：圣传与圣经彼此紧紧相连并相通，因为二者都由同一神泉流出，好似汇成一道江河，朝着同一目标流去。

由此可见，中国古籍中的‘传’、‘统’两字，早已与西方文化哲学中的tradition有相通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依纳爵与20世纪的塞贡多的相通之处，甚至可能比他与信教的明清士大夫思想的共性还要多。持反基督教态度的中国文人实在是很难参透西方文化，包括胡适这样留学海外的现代知识分子[5]。

[7]　　南怀仁的温度计是有缺陷的：该温度计管子的一端是开口的，与外界大气相通，这使得其测量结果会受到外界大气压变化的影响。他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受亚里士多德大自然厌恶真空这一学说影响的结果。

麦哲伦发现海洋是全球相通的之后，环地球的航行就成了事实。从此，人类从地区交通发展到了全球交通。然后，又有了今日的全球化空中交通。超音速航空使地球上任何两地都能朝发夕至，于是，地球村出现了。　　

整个事件从头到尾，两个人的梦境无不相通相合。拜访与被访的双方互不相识，却都在前一天的夜里梦见了同一件事。

而今，功成愿遂之际，他却主动选择受苦。不过，还伴有他个人全然自由的祈祷和众多基督徒的爱。

在如此众多的种类下，其根本的一致性却非常功地得以保持；这要归因于跟随基督同一的召叫，藉贫穷、贞洁、服从而谋求圆满之爱。这一召唤，在所有现存的献身生活中找得到，也应在新出现者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