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同源”[11]其涵义是指中国文字与绘画在起源上有相通之处，而在表现形式方面，尤其是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性。

总之，中国佛教界在抗战时期所从事的抗战后勤性工作，从工作类型来讲是全方位的，从参加者来讲是全国范围内的，其数之大，其功之高，实难尽述。第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

这样的人，尽管遵守诫命、践行善功，但是却把自己放在了中心位置，他并不承认天主是善的根源。谁这样行事，谁愿意成为自己正义的泉源，很快他就会看到自己如何枯竭，他也会觉察到他甚至也不能忠于法律。

在感恩祭中，这份天主所赐的共融，使我们得与不可胜数的圣人及真福（参默7:4），达成灵性的连结相通。

在感恩祭中，这份天主所赐的共融，使我们得与不可胜数的圣人及真福（参默7:4），达成灵性的连结相通。

在文革期间开始转向基督教研究，推出这个成果，从历史意义上来讲他是功不可莫的。

在DeiVerbum,DV,《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中，合一精神也处处可见：圣传与圣经彼此紧紧相连并相通，因为二者都由同一神泉流出，好似汇成一道江河，朝着同一目标流去。

由此可见，中国古籍中的‘传’、‘统’两字，早已与西方文化哲学中的tradition有相通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依纳爵与20世纪的塞贡多的相通之处，甚至可能比他与信教的明清士大夫思想的共性还要多。持反基督教态度的中国文人实在是很难参透西方文化，包括胡适这样留学海外的现代知识分子[5]。

[7]　　南怀仁的温度计是有缺陷的：该温度计管子的一端是开口的，与外界大气相通，这使得其测量结果会受到外界大气压变化的影响。他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受亚里士多德大自然厌恶真空这一学说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