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又用手语教给了她一些新字：针、帽子、杯子和坐、站、走等动词。两个星期后，安妮带着海伦到水房去汲水，当清凉的水流过海伦的手时，她在海伦的手上拼下了“w-a-t-e-r”（水）这一单词。

在教堂附近，有一座教会医院，由仁爱会创办于1913年9月（现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家喻户晓，方圆几百里的老百姓都称它为白嬷嬷医院，因为在医院里做服务工作的几乎是清一色戴着白帽子的仁爱会修女。

水仙老爷和港神伯公都是盛袍隆装，而希伯来民族装束的番公显得朴素多了：蓝色的长袍，斜披着红色的外氅，没有镶金缀珠的帽子，只有一头深褐色的卷发，赤着脚，一手拿一本厚厚的黑皮圣经，另一手高举作祝福状。

1982年，在政治运动中扣在陈神父头上的右派“帽子”给摘掉了。陈柏庐神父就开始了在成安、魏县、大名、临漳等县公开传教。

三月的一个周末，我驱车前来葛沟村拜访我的好友白神父，当我到村口时，看到几辆旅游大巴停在村口，他们头顶着白色的印着“陕西中旅”样式的帽子，年轻漂亮的美女导游举着一个红色三角小旗，带着无线耳麦，向各位游客介绍着这里的故事

1965年8月15日，当时身为修士的胡贤德回到镇海老家务农，戴着反革命帽子，受人歧视，遭人监督，就这样度过了十几个年头，但他终生追随基督的信念一直未变。

更使我感动的是，我毕业那一年的毕业纪念册，有一页被影印了以后放在信封里，那是我们班上同学戴方帽子的一页，我也在其中。我的妈妈，虽然遗弃了我，仍然一直来看我，她甚至可能也参加了我大学的毕业典礼。

尽管当时的传教士很多都是带着传播信仰、传播文化的善意而来，他们在中国四处办学、办医院、做慈善，但是毕竟他们是跟着外国列强的洋枪洋炮进来的，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还是戴着洋帽子，代表洋人的利益。

当时，法国反教会的风气很重，有一次圣体游行，一个人非但不脱帽致敬，反而加以嘲笑，玛尔定先生闪电般从行列中走出，打掉了该人的帽子。玛尔定先生不管与谁同行，经过圣堂必定脱帽致敬，遇见司铎，必定施礼。

但是，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基督教仍然被视为西方的宗教，属于西方文化中的舶来品，基督教的西方的帽子仍然没有被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