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期待两位卓越领袖不期而遇的握手

    当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明天要去美国开始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的时候，我们的教宗方济各也将在同一时间对美国天主教友作为期五天的牧灵访问。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乐见并十分关心我们的国家主席出访美国，以及在美国的行程；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也喜闻并留意教宗方济各在美国的牧事。我注意到，两位领袖行程虽不相同，但在9月24日这一天，会同在华盛顿，这颇令我关注。

    中美作为浩瀚太平洋两头的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开始邦交正常化。6年后的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从1979年1月1日起，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的中美关系，并非一直如度蜜月，但总的关系还算平稳。因为双方都清楚，当今世界，是个利益共同体，在发展的同时，也要共同面对资源与环境问题，这些都彼此休戚相关。我的老师，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教授是美国问题专家，他曾给我很多相关的知识。走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之道，乃双赢之策。所以，我相信，我们的习近平主席和他领衔的政经代表团，向美国展示的，一定是求同存异、携手共进、建设和平国家与和平世界的理念与精神。这样的理念与精神，符合时代的需要，故此行自然会获成功。我想我们大家都能预料到，我们的习近平主席，与美国的奥巴马总统，会有一个友好的握手。

     美国与梵蒂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有关系，无外交”。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美梵只有80多年的外交关系。不过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时期，美国和梵蒂冈两国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媒介是美国天主教。美国与梵蒂冈之间建立关系的过程中，虽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事务和宗教因素，美国是把梵蒂冈当作正常国家来交往的。国家利益是决定种种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因。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改变了之前不承认梵蒂冈是一个国家的政策，转而与之结交。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中一般是隐性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才变得显性，起到重要作用。美国大概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与梵蒂冈建立了外交关系。由此，我能想象到，教宗方济各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有一个和善的握手。

中梵呢？

    中国现在与165个国家建立有外交关系。按照今年3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中所说：我们着眼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正在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新路。到去年年底，我们已同70多个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形成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朋友和好伙伴越来越多。我们将保持进取势头，拓展全方位外交，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不断扩大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梵蒂冈严格来讲，不是一个国家，因为它至今不算联合国的成员国，而是以永久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的会议与活动，而且，在联合国，也没有投票权。但是，梵蒂冈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随着天主教会的更加开放和关注并投身社会服务，也在不断扩大。梵蒂冈主张与世界各国广建邦交，藉以提高本身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以达到保障各国境内天主教徒的宗教自由。梵蒂冈同179个国家和地区有正式外交关系。其对外的基本政策，是宗教与人道的，而非政治的，也无关经贸和军事。

    我们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教宗方济各，这次在美国，会不会有机会与场合不期而遇，来个出乎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的握手呢？

我期待着这个握手。

    天主教传入中国，史界公认的，在中国曾有四次。分别是唐朝，元朝，明末清初，以及鸦片战争前后。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天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唐太宗派宰相和自己的卫队，到长安城西门外迎接到宫中，翻译《圣经》，接到他的寝室里，给他解释天主教的道理，几年后，他发布诏书，谓此教是“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所说的景教就是天主教传入中国的称呼。但在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废佛，天主教也受牵连，由此在中国内地消失了近400年。

    十三世纪下半叶，蒙古族统一全国立元朝。1289年，天主教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孟高维诺等受遣先后东来。到北京，他们得元帝接见，获皇帝准许，把天主教传到中国。当时把部分《圣经》翻译成蒙古文，教授学生拉丁文和希腊文，组织唱经班等。人们把在华的天主教称为“也里可温教”。方济各会在北京和泉州等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中间发展了约3万名天主教徒。1368年，他们大多被明朝军队所杀，或逃往草原。元亡后，天主教在中国再次暂时中断。

    16世纪（明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当时，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到广州、肇庆、南昌、南京，传播西学，结交士大夫，翻译西方著作，介绍西方的物理学、地理学、天文学、农学等，也把中国的四书五经介绍给西方。这不只是天主教信仰的传播，更好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可惜因为“礼仪之争”，天主教在中国被禁。

    第四次是在中国饱受屈辱的鸦片战争前后。尽管当时的传教士很多都是带着传播信仰、传播文化的善意而来，他们在中国四处办学、办医院、做慈善，但是毕竟他们是跟着外国列强的洋枪洋炮进来的，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还是戴着“洋帽子”，代表洋人的利益。故至今仍饱受诟病。

    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一直是磕磕绊绊。原因很多。不过，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比。我们的国家逐渐繁荣昌盛，对待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信心，也越来越增强。至少，我所生活和成长的上海，一直秉承着受益惟谦、有容乃大的海派精神。我们需要多交朋友、广交朋友。当我们彼此联系、相互效力的时候，世界越来越小；当我们彼此远离、相互漠视的时候，世界越来越大。彼此敌对，虎视眈眈，近亲亦成陌路；彼此善待，理解合作，天涯恍若比邻。

    2013年，方济各出任教宗以来，中梵关系得到了一些发展，教宗方济各多次向中国发出友好信号。2014年3月，教宗方济各在接受意大利媒体访问时，透露了他与习近平主席互通信件的经过。教宗方济各说，他曾致信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收到了回信。他说：“我们关心中国。习近平主席晚我3天当选。他当选时，我寄了封信给他，他也回了封信给我。我们和中国之间有些联系。我十分关爱这个伟大的民族。”2014年8月，方济各在途径中国领空的专机上表示：如果可以成行，他明天就愿意访问中国。虽是寥寥数语，但他示好中国的态度显而易见。

    在教宗的飞机有史以来第一次飞越中国领空时，教宗方济各也前所未有地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送出了他“最好的祝愿”：“在进入中国领空之际，我要把最好的祝愿致予阁下和您的同胞，我祈求神圣的祝福，赐予这个国家和平与康乐。”路透社报道称，罗马教宗被允许飞越中国领空本身，就被视为积极信号。前教宗1989年出访韩国时，中国曾拒绝让其包机飞越中国领空。而教宗方济各获准飞越中国领空，此举被视为中国与梵蒂冈关系向前迈进的一步。

    对于梵蒂冈方面的示好举动，中国外交部表示：我们愿本着有关原则继续与梵方进行建设性对话，推动双方关系不断改善。希望梵方以实际行动为双方关系改善创造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12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聚会在罗马举行，达赖喇嘛提出会见教宗方济各，但未成行。尽管拒见理由解释为“还没到时候”，包括BBC在内许多媒体认为，教宗方济各拒见达赖，是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云云。

    今年6月，香港《南华早报》报曾道称，中梵两国今年之内很可能就建交问题举行对话。7月，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主教对天主教杂志《基督信仰家庭》说，梵蒂冈希望与中国当局进行“尊重对方且具建设性的对话”。

    我期待着先有一次诚意的握手，之后在此诚意基础上开始有建设性的对话。这个时代需要对话，需要彼此更深认识，彼此理解，并携手一同前进。世界的大舞台，需要我们中国伸出手来，和每一个向我们友善示好、愿意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朋友握手。

    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前的主要着力点在国内的和谐、反腐与建设，但世界对不断崛起的中国，要求更多、更大，中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参与决策、付出担当。随着我们的领导人频繁地对外交流，我们呈现出了很多中国人民的慷慨和爱心，我们的真心朋友也应该会越来越多。

     当两位深具世界影响力的卓越领袖彼此友好握手的时候，不仅是佘山脚下的一个小小的我，世界或许也会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