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华的天主教不同的修会会士之间对是否尊重中国传统的尊孔祭祖等问题有着相互无法调和的看法，导致出现了礼仪之争。

利玛窦当年精心描画的中国礼仪的蓝图，虽然由于礼仪之争而被打断了，但那种让福音深入扎根于本地文化的精神，在梵二会议之后得到了再次振兴，如今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很多堂区在牧灵实践中能够更为灵活开放地把传统元素运用到礼仪生活中来

我记得当年礼仪之争时，废除了很多中国传统对亡者的礼俗，但在我们本地，当年传教士们却并未。我晋铎后，经常给修士、修女们带避静，会听到许多人说修道生活不容易，传教工作太难。

但后来因为礼仪之争[当时利玛窦与其他耶稣会士认为中国人敬拜祖先及孔子是社会礼教，与天主教教理并无冲突。但道明会及方济会的传教士均表不满，认为这些礼仪是迷信行为。两派之间的争议便引发「中国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16世纪，中国教会虽然曾经兴旺一时，但稍后因“礼仪之争”，——因着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中的敬孔祭祖，教会在东西方争论不休，国内教难迭起，使中国教会元气大伤。

而相反康熙时的礼仪之争却使得福音的大门被关闭达许久。如果当时能持宽容态度，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将被改写。这样基督徒面对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祭祖，而是怎样祭祖？

17世纪中叶之前亦即礼仪之争升温之前，在华耶稣会士的注意力主要在于向中国人宣传欧洲，以求巩固天主教在华地位。此期于欧洲出版的耶稣会士作品主要以教会圈子为目标读者，并因此而确立叙述重心。

他是十七世纪的意大利人；曾在中国担任耶稣会士和传教士；是在天主教本地化“礼仪之争”14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人物之一；通过对有关作品以及孔子著作介绍的翻译，他在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起到了媒介作用；为培养中国耶稣会士

教会的完全合一，要等到本笃十六世教宗给中国教会的信函发布后及方济各教宗完全承认中国教会几位主教的合法性后，才完全消除了所谓的地上与地下之争。

在礼仪本地化的实践层面，虽然早在1939年中国的“礼仪之争”已被划上了句号，亚洲教友们允许祭祖了，但可惜无论从祭祖的民族传统上，还是译名翻译上，至今中国各地教会都还没有勇气跨出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接近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