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国家和民族危机，一批爱国传教士和平信徒冲破教会高层“不偏左、不偏右”的中立政策，怀着爱国爱教的热忱，走上了抗战救亡的道路，推动了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为当今天主教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摘要：在抗战中，赵朴初先生积极投身于上海佛教界的救亡活动，他高扬佛教的人道主义与献身精神，不顾个人的安危，心系孤儿与难民，通过孤儿教养院、少年村与难民收容所，收养了约3000多名孤儿与收容了50多万难民

例如我们上海徐家汇有座圣母院（现已不存在），是1867年10月，第一批救亡会修女，随同江南教区郎怀仁主教，在法国访问后，同船来到上海，后在徐家汇建立的修女院。

所以他三令五申，号召有志福传的热心信友与当地神职人员联合起来，共负人灵的“救亡”工作。所以说：福传员实在是救护人灵的工作团。

相反，日本法西斯的侵华行为激起了西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怒潮，他们为支援前方、巩固后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回族将领马步芳派暂编第一师，由马彪任师长，率军出征。

一、从佛学理论和佛教教义的角度阐述爱国救亡的道理止恶、向善、遏制欲望是众多佛教宗派共同探讨的问题,也是中国佛教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思想基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迅速沦于敌手。

西北回民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组织回民抗日团体，参加各种救亡活动。地处东北抗日前线的回族群众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义愤填膺，抗日情绪空前高涨。

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当天，据1937年《救亡日报》8月26日报道，在一天时间内，仅闸北及虹口区居民逃至租界者，总数在20万以上。当时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人口分别为118万、47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