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利玛窦神父

摘要

2022年12月17日，在教宗圣方济各86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签署了承认利玛窦英雄美德的法令，让他成为尊者。这让我有机会分享我从利玛窦的人生中得到的一些见解。大约三十年前，我在法国加入耶稣会时，对利玛窦的故事还很不熟悉。现在，我在中国生活了大约20年，利玛窦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真正的灵感，就像在他死后四个世纪的今天，对这里的许多人一样。我已经意识到利玛窦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已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小型天主教团体。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殖民化的创伤性经历玷污了这种关系之前，利玛窦实现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一次奇妙的积极接触。在介绍他的生活和工作时，我希望能解释利玛窦如何在中国人民中找到上帝的存在，即中国的基督。

早年经历

利玛窦于1552年出生在意大利中部的小城马切拉塔，离亚得里亚海不远。当时，耶稣会在1540年才刚刚成立，利玛窦在他们最早的一所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学习了人文科学。他的父亲是一位草药药剂师和市议会成员，希望利玛窦能在城市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于是送他到罗马的萨皮恩扎大学学习法律。

然而，利玛窦有其他想法，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于1571年加入了耶稣会。初学结束后，他在耶稣会的罗马学院接受了广泛的培训，包括哲学、数学和天文学。他要求被派往传教的请求被批准，并于1578年从里斯本出发前往远东。他在印度呆了几年，完成了神学研究并进行了一些牧师的工作，然后于1582年到达澳门，一个葡萄牙的贸易站。

学会尊重文化

当时一些西方人来到东亚后，梦想着按照南美或菲律宾的征服模式进行军事入侵，但大多数人意识到这种模式在日本或中国是行不通的。就耶稣会士而言，他们从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和几十年前陪同他来日本的同伴们的经验中吸取了自己的教训。他们于1549年抵达日本，成功地使当地的封建领主皈依，并且很快就实现了大规模的皈依。但基督教并没有很好地融入日本社会的结构中，虽然发展但根基并不深。

负责整个东亚地区的耶稣会官方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意识到，如果基督教要蓬勃发展，首先需要扎根于亚洲文化。范礼安认为，基督宗教首先需要沉浸在当地文化中，而不是像其他地方的做法那样，通过当地的慕道者来宣扬福音；他认为，正是在这块岩石上，才能建立起福音的传播。因此，他为年轻的日本耶稣会士设计了一个认真的哲学和神学培训课程，以适应他们的文化。

范礼安还希望推动圣方济各沙勿略的计划，他于1552年死在中国沿海的上川岛，当时他正试图到达中国大陆。为此，他指示利玛窦和另一位新近抵达的耶稣会士罗明坚透彻地学习中文。这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要求，但在当时，许多传教士认为学习语言是浪费时间，在传布福音时只满足于非常基本的语言技能。

扎下深深的根

罗明坚陪同葡萄牙商人从澳门到广州进行短期商务旅行，但他被要求立即与他们一起返回，因为外国人不允许在中国定居。尽管有此禁令，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巡抚还是破例了：他允许耶稣会士在肇庆市居住并践行他们的宗教生活，他认为这是佛教的一种变种。耶稣会士从西方带来的异国礼物——如钟表和乐器——在这一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肇庆县令的友谊也是如此。他的许可标志着一个重大的突破。

对于任何西方人来说，学习中文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罗明坚和利玛窦开始学习这种语言时，他们不能依靠任何手册或教科书，所以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写一本字典。此外，他们很快意识到，仅仅学习通常所说的语言是不够的。为了与文人——受教育阶层——进行有效的沟通，他们需要在语言上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取决于这一强大群体的善意和官方授权。罗明坚和利玛窦不得不把他们可能有的快速传教的梦想搁置一边，放弃着手建造数百名信徒一起参加的教堂的计划。

相反，他们把时间花在阅读中国典籍上，试图理解儒家学说，特别是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四书》，他们开始将其翻译成拉丁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中国古籍中已经包含了神性的概念；更有争议的是，他们也开始相信，神的概念在中文中被恰当地表述为上帝，或高高在上的主。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范礼安指示利玛窦写一份教义，其中要包括中国经典的段落。他以极大的热情承担了这项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付出了艰辛的工作。经过十年对中国典籍的研究和与儒家文人的对话（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利玛窦于1603年出版了《天主实义》，其中他宣称基督教的上帝，天主（Tianzhu），与中国古籍中的上帝相同。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利玛窦明白，为了以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谈论基督教信仰，语言和文化上的调解是必要的，他接受了将上帝的概念翻译成不同语言和文化的风险。其他一些人则更加谨慎，他们完全拒绝了这种风险，坚持使用拉丁文的Deus，并将其译为中文的Dou-si。利玛窦接受“上帝”是基于他对中文文本的仔细研究和对它们的理解，而不是对当地文化的无奈让步；也不是从内部操纵中文的策略，把原来的意思扭曲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并对中国进行殖民；更不是通过军事武器，而是通过思想意识形态工具。

事实上，许多人在分析利玛窦与中国学者的互动时，对这种接触的解释过于僵化，没有考虑到利玛窦和中国学者都通过对话得到了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利玛窦遇到了中国的基督，这种经历使他自己被他者所改变和塑造。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宗教体验，它使利玛窦像基督一样放弃了自我主义和自我权力的幻觉，通过他人的调解，向中国文化中的天父的存在开放了自己的生命。   

北京的忙碌岁月

通过他的著作，我们可以体会到利玛窦对学习这种新文化并与他人分享的态度是多么开放。在他生命末期写的回忆录中，利玛窦回顾了他从华南到北京的漫长而冒险的旅程，分享了他在路上学到的关于这个新文化的一切。例如，他对北京行政管理的先进性表示惊奇。他赞扬了以公平方式分配公共职能的平民考试制度，而欧洲仍在使用世袭制度，或诉诸于购买公共职位。他对在中国发现的社会秩序感到惊讶，而当时欧洲正被战争撕裂。我们可以看到，利玛窦在很大程度上抛开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用他的所有发现丰富了自己。

1600年春天，利玛窦带着给皇帝的一些礼物，从南京向北行进。这次旅行并非没有事故和危险。他在天津被关了五个月，直到皇帝听说一个外国人给他带了一些礼物，他才被允许前往北京。1601年1月25日，利玛窦在空荡荡的皇宫宝座前呈上了他的礼物，以及一份书面贡品。皇帝和宫里的女人们对这些礼物相当兴奋，尤其是那两座钟，每小时的钟声让他们非常感兴趣。由于这些钟含有复杂的装置，利玛窦被允许延长逗留时间，以保持这些钟的良好工作状态。

利玛窦还携带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中国人对此非常赞赏。在许多方面，他带来的科学比中国的科学研究更先进，但利玛窦从未以傲慢的方式使用他的知识来显示他的优越感，也没有隐瞒信息以显示比中国人更好。相反，他把自己的知识自由地传授给许多来找他的中国人。例如，他花了几年时间向其中一位学生徐光启教授几何学，之后他们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

在北京期间，利玛窦发现自己每隔三年就会特别忙碌，在他的住所接待数百名前来参加国家考试的学者。他们向他询问关于世界地图的问题，问他如何计算日食或月食的时间，偶尔也问神学问题。利玛窦在他的信中提到，他经常没有时间吃午饭，在这些场合被迫禁食，但他从不厌倦向那些加入他们谈话的人进行解释。

利玛窦充分意识到，基督宗教适应中国，以及中国适应基督宗教，都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他还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文人讨论耶稣受难和复活的问题，以免震惊他们。其他一些传教士会为此批评他，但利玛窦准备等到他们准备好以后再讲给他们听。对于那些准备好的人，他将自由地谈论这些奥秘，并给他们一些为此目的准备的教义书。利玛窦耐心的传教方法反映了他对当地文化中道成肉身思想的尊重。

中国对利玛窦的影响

利玛窦不得不重新塑造自己作为西方人、作为耶稣会传教士和作为神父的身份。他被耶稣会派往中国传教，并与范礼安和罗马的总主教保持定期沟通。他从他们那里得到指示、指导和鼓励，以及新的耶稣会士的实际支持，包括资金和书籍。利玛窦还写信给他的家人、老师、耶稣会同仁和欧洲的朋友。当然，当时的通讯是缓慢而不可靠的：一封信通常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而且许多信在途中也会丢失。利玛窦的信件只有五十四封留存于世。

利玛窦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距离澳门约2000公里，经常被怀疑是外国间谍。他很快明白，自己需要中国朋友的支持。于是，他发展了一个关系网，以保护他不被一些只想利用他的专业知识的人误解或滥用。相当有意义的是，利玛窦在中国写的第一本书是他的《交友论》，这为他赢得了很多道德上的荣誉。

另一个蜕变涉及他的宗教身份。当罗明坚和利玛窦到达中国时，他们自然决定采用一个明确的宗教身份。他们穿上了佛教服装，剃光了头，住在佛教寺庙旁边。他们与佛教僧侣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禁欲、社区生活、宗教仪式和诵经等。通过采用佛教的社会特征，耶稣会士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他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商业或其他世俗目的，而是为了宗教原因。

然而，他们采用伪佛教的身份造成了很多混乱，因为罗明坚和利玛窦明确拒绝佛教的核心信条，如相信轮回。最终，利玛窦完全摒弃了与佛教的任何联系。事实上，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利玛窦对佛教并不理解。他从他在日本的同伴那里继承了对佛教的偏见判断，认为佛教不是偶像崇拜就是无神论者。在拒绝了与佛教的任何联系之后，可能是追随了他的儒家对话者，利玛窦对佛教僧侣以及道士形成了非常苛刻的态度。

1595年，利玛窦离开了他呆了12年的广东省，搬到了江西省。一路上，他改变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完全放弃了佛教徒的服装，改穿儒家文人的丝绸服装，戴上了四角帽。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留起了长长的胡须，我们从他的画像中可以看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得到了范礼安的认可，这意味着利玛窦进一步进入了儒家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世俗和神圣的界限与西方非常不同。这意味着神圣的东西可以在世俗中找到，在儒家礼仪所规范的个人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体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利玛窦开始理解中国人经常举行的祭祀祖先仪式的意义。他认为，在父母和祖先的牌位前，中国人不是在崇拜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偶像，而是在表达他们与那些将生命、文化和道德准则传给他们的人的联系。后来，在利玛窦去世后，这个问题——被称为“中国礼仪之争”——将成为另一场争论的焦点，我们将看到。

尽管当时的神学有明显的局限性，利玛窦还是能够参与到一种富有成效的体验中，他通过中国朋友，通过孔子的教导，通过中国的道德和文化理想，遇到了中国的基督。利玛窦不仅是一位研究中国和中国语言的伟大学者；他对中国人民和文化有着深切的同情，并在他身上产生了自我转变。通过发现中国的基督，利玛窦丰富了自己对基督的体验，并将其传达给其他人。

有一次，利玛窦写道，在中国现在还不是收获的时候，甚至不是播种的时候，而是清理树木的时候。在另一个场合，他写道，判断耶稣会士的传教工作是否成功，不能只看基督徒的数量，而要看他们为一项巨大的事业建立的基础是否牢固。

对利玛窦的赞赏

1610年在利玛窦去世后，他的观点和做法多次受到批评和重新评估。这在“中国礼仪之争”期间尤其如此，当时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大声反对利玛窦对这些做法的理解。这场争论持续了几十年，最后在1704年，教宗谴责向孔子和祖先所做的仪式是迷信。这些被规定为中国社会规范的仪式，现在被禁止给中国天主教徒使用。这引起了中国皇帝的不满，他们下令对天主教会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最终导致其被禁止。然而，许多中国天主教徒仍然是忠诚的，并以谨慎的方式践行他们的信仰。

直到1939年，教皇庇护十二世才再次允许天主教徒参加中国仪式。后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强调文化在传教中的重要性，又回到了这个基本问题上。从那时起，利玛窦开始被视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适应”的典范。大公会议后20年，1984年马切拉塔教区开始了对利玛窦的册封工作，2013年被移交给封圣部，目前仍在进行中。

2009年，教皇本笃十六世在谈到利玛窦时写道：“使他的传教工作具有独创性，我们可以说是预言性的，是他对中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深刻同情。即使在今天，他的榜样仍然是欧洲和中国文明之间卓有成效的接触的典范”。2016年，教皇方济各回应了他的前任的观点，他解释说他如何从利玛窦那里获得灵感，利玛窦向教会表明，“有必要与中国进行对话”，因为中国拥有丰富的智慧和历史，是“一片受祝福的土地”。这可能是利玛窦要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见解之一：如果上帝创造了中国美妙的文化和传统，那么中国人就不能不对上帝本人有所表示。让我们祈祷，通过利玛窦的代祷，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活着的基督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存在。

作者：梅谦立 Thierry Meynard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北京中国学中心前执行总监

文章来源：

澳门利氏学社学刊 / Journal of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