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仁慈的“父亲” | A Loving “Father”

    我和苏乐康神父的接触并不多，但每次短短的谈话，都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我对他并不特别了解，但我可以感受到他很爱中国，很在乎我们这群旅菲的中国学生。他的远见卓识让我受益匪浅。
    苏神父是菲律宾中国办公室的负责人，也曾是耶稣会东南亚区的区会长，他还担任一些其他的重要职务，所以出门在外的时间比在办公室的时间要多的多，常听人形容他“坐飞机就和我们坐菲律宾吉普尼一样”。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去中国办公室，大部分情况下是和他的秘书打交道，见到他的时候不多。我第一次见到他，是2000年10月抵菲的第二天，他欢迎我们的到来后，就马上让秘书给了我们一个月的零用钱。他话语不多，很干练的样子，也给我留下很务实的印象。我注意到他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的都是中国毕业生的硕士论文，后来秘书偷偷告诉我，他每本都会很认真地看。我听了颇感吃惊，这么忙的人会花时间看这些论文，看来不是用来摆样子的！

“要读，就读最好的学校！”
    苏神父不愧为耶稣会士，他很在乎教育，而且是有质量的教育。
    我第二次见到苏神父，已经是抵菲一年多以后了。当时因为我急切地想早日拿到本科学位，开始读研究生，就把本科三年半的课压缩到两年读完。但是菲律宾教育部有规定，每个学生一个夏天在同一所学校报的课不能超过九个学分，也就是不能超过三门课，而我需要读四个课，才能在两年内顺利毕业。我听说碧窑（Baguio）大学允许学生在夏天上四个课，我也可以把学分转到马尼拉的学校，就满怀希望地去和苏神父商量。本以为他会答应我，但他却很明确地告诉我：“那个学校不好，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念呢？要读，就读最好的学校！不要担心钱，也不要过分担心时间。”只这一句话，我不断盘算的一系列原因都没必要说出口了，因为他是从我们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们开始进入正式的学习以前，都和修会商量制订了具体的学习计划。我原计划在同一所学校读本科和硕士。事情发生地很巧，我本科毕业的那一年，耶稣会雅典耀大学罗耀拉神学院开始教授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而我选择的是旧约圣经专业，自然渴望学习这两门语言，所以计划转到该院攻读硕士。该院有东南亚最好的神学院的美誉，同时学费也更加昂贵。如果我转学的话，就意味着多花一年的时间，付更高的学费。苏神父很不喜欢我们改变已经定好的计划，而且我的这个改动，既多花时间，又多花钱，依常理而言，他自然不会答应。但我想学希伯来文的渴望催迫着我, 我决定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听了我的陈述后，还是一句话：“你如果能通过入学考试就可以。”我又一次哑口无言，同时还有点愤愤不平：怎么，以为我考不过吗？他自然话出有因，一年前劳耀拉神学部开始要求托福成绩，入学的要求提高了很多，一部分外国学生被拒入学。但我去菲以前就参加了托福考试，而且本科是用英文读的，所以顺利过关。我又一次感受到他不是从经济方面考虑问题，只要我们有能力进入最好的学校，他就会高高兴兴地供我们读，不会为学费高低计较。

“天主在中国，你们也要回中国”
    苏神父为中国教会和培养中国年轻的修道人作了很多贡献，我不想在这里赘述，只想通过一件小事，让我们看到他那颗深爱中国的心。他进入耶稣会六十周年庆典时，很多中国学生都去了。庆典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自然是请苏神父讲话。我对其中几句话依然记忆犹新。他说：“天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以你们毕业以后也要回到这块土地。你们在这里要竭尽全力好好读书，读一流的学校，学更多的知识，以后回去好好为中国服务。”我当时觉得他这个外国人，比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更爱中国。一部分中国的修道人把出国当成了跳板，选择了离开中国，这也无可非议。但在苏神父的培育观念里，出国是为了回来更好地服务，他的焦点是中国和中国这块饥渴的土地。

心底无私天地宽的苏神父
    苏神父是个很无私的人。他为中国教会服务，注目的是中国教会，不是为了给自己或耶稣会带来名誉。我们两位修女刚到菲律宾时，是桥梁教会要负责，但他们不同意我们读专业，只让我们体验两年生活，他们认为中国教会还不需要专业人才。但我们知道专业知识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很快就是必须的，所以坚持上专业课。当我们把这一切告诉苏神父的时候，他二话没说，就接了我们，一直为我们提供经济支持直到毕业。我想他比我们更了解专业知识在中国的重要性。我一直很感谢他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手。
    苏神父做事情很直接，很干脆，直指要害。我在读旧约圣经的过程中，特别是学了一段时间希伯来文以后，意识到一次圣地之旅会对我的专业很有帮助。我在一次讲学会上，碰到了耶路撒冷Bat Kol 学院的创立人Maureena Fritz 修女，她听说我已经有了希伯来文基础，主动提出给我一期奖学金，但需要我自己找到去耶路撒冷的路费。我去问中国办公室，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不提供这样的资金，但我可以自己想办法。我就尝试着在香港寻求经济资助，给那里的一位负责人写了一封申请信。那位负责人给苏神父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苏神父把我叫去，开门见山地问：“你是一个出色的学生吗？”我不好意思直接说“是，”就说“算是吧。”他紧接着问：你各科成绩如何？我说：绝大部分都是A吧。他笑了，说，“好吧，我许诺给香港要尽快给他们回话，我和他们联系就是了。”这样，我很快就拿到了去圣地的旅费。

    苏乐康神父说，他要做一个快乐健康的神父。我2006年离开菲律宾的时候，他已经开始透析了。他说，“现在我不健康，但还是很快乐。”我去向他道别，同时向他汇报要到美国继续读博士的计划。他微笑着听，我感觉得到，他很欣慰，很高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的微笑也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他没有说一句鼓励的话，只是告诉我，他会很高兴知道我未来的情况。看着他书架上越来越多的论文，我不知道我们中国教会该怎样去感谢这位有远见卓识而又无私的传教士。大概最好的就是“Pay it forward” 象他那样以一颗无私的心去爱中国，为中国的传教事业尽己所能。

    （作者为美国天主教大学圣经学（旧约）博士，现为河北修院教授和信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