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中的信仰话语

    梵二礼仪改革强调要“本地化”， 而实现本地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要改过去的“望弥撒”为“参与弥撒”。与之对应的英文是“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意思是“成为…的一部分，或有…的一分”。而德文更清楚“ｔｅｉｌｎｅｈｍｅｎ”： “ｔｅｉｌ” 是部分，而“ｎｅｈｍｅｎ” 是“拿”，意思是“拿自己的一部分”。那弥撒怎样才能有“可拿”或有“可参”之处呢？
    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借着主礼与参礼者之间的沟通或交流，其中当然最主要的是语言沟通。改为本地语言的目的就是为能更好地进行沟通，但同时这为主礼者也是一个挑战——要向教友们解释要庆祝的礼仪的意义。可是，如果没有在礼仪中与神相遇的经验，没有对基督奥迹的生活领悟，又怎能向教友们解释呢？本地语言的改用实是让我们每一个中国基督徒，用自己能听懂的语言审问自己，认识自己和挑战自己。就是说应该让在二希文化，西文话语中生长了两千年的基督教重生在中国文化，中文话语中。我们是在中文话语中去言说，而不是在别样语言中去言说。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语言的言说能展示出存在的奥秘性和丰富性。同样，我们的信仰话语应是对基督奥迹的揭示或在言说中基督奥迹的临现，在言说中主礼与参礼达成生命沟通一起步入基督奥迹。然而，从我个人的经验发现，教友们的日常话语与礼仪信仰话语相差很远。每次道理后，我问一些教友们对今日讲道知多少。有些说“似懂非懂”，有的甚至摇摇头，根本不知所云。而且有些教会的译文词汇不是生僻牵强就是艰涩难懂，好象是与我们自家语言格格不入的近乎到怪样的语言。为什么如此丰富的言辞无尽的基督信仰奥迹在我们中文话语中竟落得如此贫瘠可怜，碍于言说？当然，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我只想提出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自己成熟的信仰话语，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却在中文语境中贫于言说。问题就在于未能将我们的宗教经验外化为中国人自家的信仰话语。在这方面， 佛教是一个好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佛教用语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皆知的日常用语。比如：世界，解脱，缘分，苦海，修行， 慈悲；更有许多成语来自佛教：当头棒喝，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大千世界， 芸芸众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我认为， 佛教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宗教经验创生或外化为自家信仰话语，是因为背后有其“生活事件”，这些“生活事件”才是其信仰话语的根源。也就是说佛教不主张理智思辩，而是要在平凡生活中参禅悟道，在现世间超脱开悟， 在修行积善中超渡己人，所以他们始终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可以说他们的修行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即他们的修行。所以那些修行者所做的包括研究佛经，处理俗务等都可称为“生活事件”，渐渐的这些生活事件沉淀融积在他们生命记忆中，自然而然的外化为自家的信仰话语．佛教是尚直觉的宗教。试看佛当初是为何出家就知是应于何种要求而起的。太子四次出游，所见所闻皆人间痛苦罪孽，众生相残。即因生老病死之苦而生大悲悯，大关怀，大解脱。此种痛感便是直觉。正以他出于直觉，并且不掺理智之直觉。就像梁漱溟所说：印度人怕老病死而产生了勇猛慈悲的佛教，而中国式的怕老病死却产生了一般放浪不羁的骚人达士和访药求仙的修炼家。印度人是凭直觉而直感当下。所以佛教是扎根于世间疾苦而求彻悟，是由生活关怀中求解脱，故为“多情”。处处与生活达成一片。正因中国文化是持调和，平衡，尚情尚直觉的文化，所以中国人更易接受这样的宗教，以至要谈中国文化必须谈佛教文化。然而，基督宗教则是尚思辩尚理智的宗教。基督宗教本扎根于在天上国与人世间徘徊的充满张力的希伯来文化中，后被希腊“往前求”，“主理智”的态度所改变而产生出抽象的思辩的哲学和神学以及条分理析的科学。及至利玛窦时， 国人对“形而上学”似的神学表现出懵懂与反感，甚至排斥。这与“尚情尚直觉”的中国文化全然相反，于是，利玛窦采取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相认同，相调和的路向才挽救此一败局。 可惜， 清朝禁教，再加上内部对利氏政策意见不一，才使得此一传统受到破坏， 及至十年浩劫后， 所用语言更是非人所懂。
    综上所述， 结论是： 基督宗教信仰应在中国文化中得以重生，以中国人的心理模式，思维模式去体验和见证信仰。如此，得以在自家的文化传统中觅得基督宗教生长的根。可见，发扬自家文化的传统和加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修养，对当今中国基督徒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和其任重而道远的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