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六十年风雨同舟

    《中国宗教》杂志社记者：傅主教对我们《中国宗教》杂志一向关怀备至，而且对我们的编辑也有着直接或间接地教导，让我们获益很深。对傅主教的去世，我们心情都很沉痛。我们知道，孙神父您和主教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还是从小一起长大、相知相亲的亲密朋友。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谈谈您和傅主教之间的友谊，还有就是您怎么看待傅主教对我国天主教事业所做的贡献？
    孙尚恩神父：非常感谢《中国宗教》杂志社对我们主教的关心！从主教十岁起，我们就在一起，共同度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两个一直没有离开过。1979年7月25日当选为主教， 12月21日（圣多莫宗徒瞻礼日）傅铁山主教接受隆重的祝圣大典，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位自选自圣的主教，也是北京教区主教空缺十五年后的正权主教。当时的人们对宗教的误解还很深，政治氛围还比较“左”，但教会不能没有主教。傅主教籍着他的远见卓识，勇敢而坚定地承担起了主教这一重任。可以说，他是非常有勇气的，这也是他热爱祖国、热爱教会的一种表现。他自己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自己是在“文革”后最困难的时候，走上主教职位的；也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天主给了他这样一个发展的机遇。
    他担任主教以后，考虑到中国天主教发展的问题，因此首先抓培养、教育青年人的工作。他对我说，我们这批人本身已经承担了两代人的任务，再不培养年轻人是不行的。他先后恢复成立了北京教区备修院、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和若瑟修女会。北京成立天主教神哲学院的意义是重大的。就全国来说，中国天主教非常需要有自己的神哲学院。在还没有成立全国性的天主教神哲学院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北京教区走在了前面，北京教区第一个成立了神哲学院。1979年傅主教被祝圣主教，1980年他就筹备成立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并开始招生工作，1982年11月2日，北京教区天主教神哲  学院正式在北京西郊西北旺开学，学制六年。他亲任院长并为修生授课。
    当时，我们的条件是很艰苦的，但主教再三强调，无论有没有条件我们都要成立自己的天主教神哲学院，培养青年人才。当时，成立起来的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的办学条件是很差的，住宿等日常生活的条件都很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曾有外宾来参观。他们评价说：“这是全世界最简陋的神哲学院！”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办学、教书育人、培养年轻人。这是主教的坚强意志表现。1984年主教又主持恢复修女院工作，成立了备修院，1986年停滞了三十年之久的北京若瑟修女会恢复起来，在全国来说也是第一个。他先后选送了十多名年轻神甫出国留学，选送十几位修女、神甫在北京大学进修。被送到国外进修的神甫都学成归来，为北京教区发展打下了深厚基础。他先后培养出了五十多位神甫、六十多位修女，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功绩。他病逝前，这些经他亲自培养出的年轻神甫和修女去看望他，令他非常高兴。
    他非常关心青年人的成长。他在培养修生过程中，强调五个方面素质的培养：政治素质、宗教素质、文化素质、工作能力素质、身心健康素质。他认为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是作为一个合格修生的首要条件。提倡爱国爱教是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基石。“培青工程”被傅主教列为首要工作，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中断过。这是他的遗志，我们会坚持做下去。
    他还应教众要求，恢复建立了天主教会的骨灰堂，在全国来说也是第一个。
    就他本人而言，他善尽牧职从不含糊，有的时候他不顾身体不适坚持在牧职岗位，有时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我们常常劝他不要太过劳累，可他总说，“我是主教，这是我的职责，我不怕累”。他用自己的善表影响着周围的人，他本人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可以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在他临终前，大家都满怀深情地轮流陪伴在他的身边。神甫、修女们为他祈祷，希望他能顺利回到天主的怀抱。当他看到大家一起为他做善后追悼、拜安所、颂圣诗，他在天国会非常高兴。
现在他离开了我们，虽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痛，但是都主动地、竭尽全力完成吊唁和善后工作。一些身体不好的老神甫都要求排班，来陪着主教。我们各堂区都举行九日敬礼悼念他。大家一致表示，傅主教的遗志我们不能忘了，傅主教的教导我们不能忘了，要继承下来，弘扬他的精神。
    记者：关于中国天主教慈善方面的工作，傅主教作了很多贡献。傅主教常说：“左手做的好事，不必让右手知道”。现在主教离开了，中国天主教在这一方面还要做哪些工作？
    孙神父：傅主教在慈善事业方面曾经对我们有过不少教诲。比如我们帮助麻风病人、号召神长教友积极参加赈灾活动、帮扶孤寡老人等，傅主教曾对我说过：“如果我们教会有了钱，不干别的，就拿来做慈善事业，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耶稣以身作则照顾弱势群体，我们基督徒的职责之一就是照顾帮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从弱小帮起，这也是天主教界帮助政府排忧解难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的财力不够，但是我们的决心是很大的，大家都愿意去做这个工作。不仅是神甫、修女，而且很多教友也常利用休息时间，在能力所及范围内尽力帮助社会上的弱势人群，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尽量摆脱生活困境。所以，即使傅主教离开了我们，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工作还是要继续下去。将来如果有条件，我们还要扩大天主教的慈善工作。这是教会应该做的，也是傅主教的遗志。
    记者：前面我们谈到您和傅主教相处了六十多年，是从小相知的亲密伙伴，您能回忆一些你和傅主教在一起的生活片段吗？
    孙神父：傅主教念书一直很认真、肯吃苦。他十岁就进入小修道院。他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开始，他的基础不是很好，跟不上进度，学习成绩落后。但是，后来他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绩逐渐迎头赶上，经常考试得第一。基本上，在中学期间，他一直保持第一名。“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劳动，但仍坚持英文学习，他总是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戴上耳机练习英语听力。因为刻苦地学习，傅主教的文化素养很高，在大家心中一直有着很高的威望。“文革”以后，他把握时机，不断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素养。和他一起相伴六十多年，我们之间非常默契。我曾担任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我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主教顺利完成各项目标与任务。傅主教常常跟我说，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我们应该要作出我们的贡献，这个贡献做好了对国家的安定  团结可以起到积极作用。我们要多调动教友的积极力量，发挥我们的优势，多为社会做贡献。现在提倡新农村建设，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帮助农村的教友们。
    傅主教的离去，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作为他的亲密弟兄、老朋友，祈愿他安息主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