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亨利·纽曼的信仰之旅

摘要

从一位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到圣公会的牧师，再从圣公会转入天主教，进而成为神父、枢机、圣人和教会圣师，若望·亨利·纽曼经历了一个珍惜信仰、追求真理、探索传承、拒绝将就、走出现状、彰显福音、弘扬圣道的人生旅程。面对信仰危机，他积极通过牛津运动守护地方教会，希望走信仰上的“中庸之道”；研究宗徒传承和教父信仰，强调尊重良心，创造性地提出了“教义发展”的生物学比喻：信仰的种子在历史和文化中发芽，成长和结果。他用生命的选择邀请我们做良心的灯塔，重视理性与信仰，发挥每一位基督徒的神恩，跟随生命的“慈光”，在真理的道理上勇敢前行。

关键词：圣若望·亨利·纽曼、牛津运动、改宗天主教、教会圣师、对当代基督徒的启示

引言：寻找“那真理的光芒”

2025年11月1日，圣若望·亨利·纽曼（St John Henry Newman），被教宗良十四世正式宣布为第38位“教会圣师”，加入了额我略，金口若望、热罗尼莫、奥斯定、阿奎纳、加大利娜、小德兰、圣安瑟莫和圣伯达等教会博士的行列中。

若望·亨利·纽曼的一生是一场漫长而痛苦、却又无比坚定的真理寻觅、回归、彰显之旅。1801年2月21日，纽曼生于伦敦盎格鲁-撒克逊的福音派背景。1817年6月，他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1820年取得学士学位，1822年4月12日成为牛津大学奥列尔学院（Oriel College）特别研究员，这是牛津最具声望的学术职位之一。1824年，年仅23岁的他成为圣公会执事。1825年5月29日，被按立为圣公宗牧师。1829年他成为牛津大学圣玛利亚教堂的牧师。1843年：辞去圣玛利亚大学教堂的职务。纽曼早期强烈反对罗马天主公教会，甚至称教宗为“反基督”，后来逐渐认同圣公会中高派（High Church）的观点，最后转向天主教。1845年10月9日，与他的几名学生一起皈依天主教，赴罗马宗座传信大学学习神哲学。1847年，他在罗马传信部内的三贤士圣堂内晋铎为天主教神父，并加入斐理伯·内利创建的“司铎祈祷会”，回到英国后在本地创建此会。1851年，获任为都柏林爱尔兰天主教大学校长。1879年5月12日，教宗良十三世（1878年－1903年在位）擢升纽曼为司铎级枢机。1890年8月11日，在埃奇巴斯顿离世，享年八十九岁。

2010年9月19日，获教宗本笃十六世册宣为真福品。2019年10月13日，获教宗方济各册宣为圣人。2025年11月1日，获教宗良十四世册宣为教会圣师。

若望·亨利·纽曼是19世纪英国神学界、思想界和文学界最璀璨的巨星之一。2019年10月13号，教宗方济各正式将他封为圣人，并在通谕《祂爱了我们》（Dilexit nos）中阐明这位英国枢机选择“心与心的交谈”（Cor ad cor loquitur）作为座右铭的原因：因为超越一切辩证推理，天主以祂的心与我们的心交谈来拯救我们。册封为圣人不仅是对纽曼个人圣洁生活的肯定，更是对他深邃神学遗产的最高致敬。

纽曼在牛津大学的象牙塔中成长为英国国教会（安立甘宗，圣公会）¹ 的精英，随后发起并领导了轰动一时的“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然而，就在其声望达到顶峰之际，他却顺从良心的指引，毅然决然地跨越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的历史鸿沟，于1845年10月9日皈依了当时在英国饱受排斥和歧视的罗马天主教。

纽曼的思想具有跨越时代的穿透力。他所面对的19世纪，是一个理性主义抬头、科学实证主义兴起、传统信仰遭遇世俗化猛烈冲击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危机，正是现代和当代基督徒所面临的信仰困境的预演。本文将深入探讨纽曼在牛津运动中的核心角色、他回归天主教的深层神学与心理动因，并系统阐述他的信仰遗产对今日身处世俗化洪流中的基督徒所具有的深刻启示。

一、牛津运动的灵魂与舵手

1.时代背景：圣公会的危机

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与政治变革的狂飙期。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的通过，标志着中产阶级和自由主义政治力量的崛起。紧接着，英国议会开始插手教会事务，试图强行合并爱尔兰的十个圣公会教区。这一举措在当时的保守派神职人员看来，是世俗国家权力对基督神圣教会权柄的无耻僭越。

此时的圣公会正陷入一种双重的属灵危机。从外在层面而言，它彻底沦为了英国国家机器的附庸，沦为一种缺乏属灵生命力的“建制派”教会。它享受着国家的特权，却丧失了属灵的独立性。从内在层面而言，教会内部四分五裂。低教会派（Low Church）偏向福音派，过于强调个人情感体验，缺乏稳固的教会论；广教会派（Broad Church）则深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影响，主张自由主义神学，将基督教降格为一种温和的社会道德教化。高教会派（High Church）努力试图找出一个即忠于传统，又适应现代的“中庸之道”。

1833年7月14日，若望·基布尔（John Keble）在牛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讲道《国家背道》（National Apostasy），公开谴责国家对教会的干涉。这篇讲道被纽曼视为“牛津运动”（又称“ Tractarianism ”，即小册子运动）的正式开端。“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19世纪初期，英国圣公会内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目的是恢复教会的使徒传统、强调圣事与礼仪、反对干涉教会。“牛津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包括若望·基布尔、爱德华・蒲西与若望・亨利・纽曼，成员通过发表《时论文集》（Tracts for the Times）² 来阐述其神学主张。

2. 《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

牛津运动发生后，纽曼敏锐地意识到，必须通过文字的力量来唤醒沉睡中的英国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他迅速成为了该运动的核心组织者和最主要的撰稿人。在《时论文集》系列中，纽曼贡献了其中最重磅、最具思辨力的部分。纽曼和他的同道们试图通过这些小册子确立几个核心神学主张：（1）使徒传统的复兴：纽曼在《第一号文集》中首先问圣公会的主教和牧师们：你们的权柄究竟来自哪里？是来自国家的法令，还是来自基督和使徒的传承？他极力论证，圣公会的圣职人员是使徒的继承人，其权柄是属神的，而非属于世俗政府。后来在追根溯源，全面且深入地研究了基督教自创立至今的神学教义的发展之后，他的著作《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An Essa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中³，纽曼总结，唯一拥有权威且保持使徒传统和发展活力的基督教会就是天主教会。

（2）圣事神学的回归：他们坚决反对将洗礼和圣餐仅仅视为象征性的纪念仪式。纽曼重申了古代教会的圣事观，强调圣事是天主恩典不可或缺的客观媒介，圣餐中存在着“基督真正的临在”。年轻的纽曼和其他所属的高派新教徒一样，认为对圣经的正确解释和正统教义的判断应该取决于早期教父们一致认可的信仰意识（the consensus of the Church Fathers）。

（3）大公教会属性的觉醒：牛津运动试图向英国人证明，英国国教会绝不是16世纪宗教改革凭空创造出来的产物，它本质上是不可分的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在英国的合法延续。

3. “中庸之道”理论（Via Media）的构建与破产

在牛津运动的前期，纽曼的神学理想是构建一个所谓的“中庸之道”理论（Via Media）。他试图在罗马天主教的“重视信理”与新教各派的“主观主义与理性主义分裂”之间，为圣公会会寻找一条完美的中间道路。纽曼认为，圣公会既保留了古代大公教会的圣职统绪、公认信经和圣事传统，又洗净了罗马教廷在漫长历史中积淀下来的“非福音性”的教义杂质。那时的他不仅视圣公会为理所当然的真理，还相当敌视天主教。纽曼强调，圣公会才是初期教父们纯洁信仰的真正继承者。然而，纽曼这一精心构建的浪漫神学蓝图，很快就遭遇了残酷的历史现实和政治现实的无情粉碎。

4. 《第九十号文集》的震荡与牛津运动的终结

随着对教父著作研究的步步深入，纽曼越来越发现，圣公会内部的新教极端势力正在将教会拉向偏离大公信仰的深渊。为了给留在圣公会内的大公派信徒寻找法理依据，1841年，纽曼发表了震动英伦的《第九十号文集》。在这篇极具争议的文章中，纽曼运用其高超的法理和历史分析能力，对圣公会的“三十九条”信条进行了系统性的“大公化”解读。他力图证明，首先，“三十九条”信条虽然诞生于宗教改革时期，但其核心意图并非要否定大公教会的传统，依然保持着大公教会的精神。其次，这些信条所谴责的，仅仅是中世纪晚期罗马天主教内部某些民俗化的“教义腐败”（如，滥售赎罪券、偏颇的炼狱观），而非天主教的核心教条。第三，一个持守天主教大公信仰的基督徒，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签署三十九条信条，留在圣公会内。

《第九十号文集》一经问世，立刻在英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牛津大学当局、圣公会的大批主教和自由派舆论齐声谴责纽曼，指责他在搞“耶稣会式的阴谋”，企图将英国国教会暗中出卖给罗马。主教们纷纷发表声明，公开否定纽曼的解读。这场广泛的官方谴责让纽曼陷入了极大的属灵痛苦与幻灭之中。他赫然发现，他所热爱的“中庸之道”理论不过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圣公会的当权者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本质上更认同自己是新教改革的产物，而坚决排斥古代大公教会的遗产。自此，纽曼在圣公会内的神学立足点被完全瓦解，牛津运动也在事实上走向了分水岭。

二、回归天主教的深层原因

1841年至1845年间，纽曼辞去了牛津圣玛利亚大学教堂的牧职，隐退到牛津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利特莫尔（Littlemore）。在那里，他过着近乎修道院式的严斋与祈祷生活。这段时期被他称为他的“临终床榻”——他在痛苦地告别自己的过去，同时迎接着一个崭新却充满未知的精神新生。1943年，他发表声明，收回他此前对罗马天主教会所发表的一切批评言论。1845年10月9日，纽曼在意大利苦难修会（Passionist）的真福多明我（Dominic Barberi）神父面前宣认信仰，正式加入罗马天主教。纽曼的这一转变绝非情感的冲动，也不是社会生活上的投机，在当时的英国，改宗天主教意味着彻底丧失在牛津的教职、社会地位和许多至交好友。这是一个历时十余年、在智识、历史和心灵层面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1.  教父的研究找到历史的连续性

纽曼是一位极其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在研究四世纪的亚略派危机（Arian Crisis）和五世纪的一性论（Monophysite Controversy）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历史类比。在这些古代神学争端中，教会有三个派别，一个是异端派（如亚略派、一性论派）；另一个是正统派（罗马教宗所代表的阵营）；第三个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妥协平衡的“半亚略派”或中立派。

纽曼在阅读教父圣奥斯定反驳多纳徒派（Donatists）的名言——“Securus judicat orbis terrarum”（普世教会的审判是确定无疑的）时，内心仿佛遭受了雷击。他猛然意识到，自己苦心孤诣构建的圣公会“中庸之道”理论（Via Media），在历史的镜子中，竟然与当年的“半亚略派”和多纳徒派等地方性分裂势力如出一辙。而那个始终屹立在风雨中、掌握着普世大公裁判权的罗马教廷，才是真正继承了圣奥斯定和圣亚大那削传统的教会。正如他在其自传体《为吾生辩》（Apologia Pro Vita Sua）一书中所写的名言：“深入历史，即意味着新教立场的消亡。”（To be deep in history is to cease to be a Protestant）⁴ 他看清了，新教的各教派割裂了与十六世纪前一千五百年教会历史的活生生的有机联系，而唯有罗马天主教展现出了这种跨越两千年的历史连续性。

2.  良心的绝对权威与对真理的追求

纽曼神学最具独创性的部分之一，就是他对“良心”（Conscience）的深刻阐述。在纽曼看来，良心绝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个人主观喜好”或“道德相对主义的借口”。恰恰相反，良心是天主在人灵魂深处留下的“微弱的内心之声”，是客观道德律的彰显，是天主临在的直接证据。纽曼对真理有着一种近乎洁癖般的渴望。他坚决反对“广教会派”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即认为宗教没有客观真理，所有教条不过是时代的产物，只要一个人品行端正，信什么都无所谓的观点。

在利特莫尔的静思中，纽曼的良心不断地对他说话。他的良心告诉他：既然你已经通过理智和历史证实了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所设立的那个大公教会，那么，如果你仅仅因为害怕失去名誉、地位和朋友而拒绝加入它，你就是在对天主撒谎，就是在违背自己的良心。为了保持内心的纯洁与对真理的绝对忠诚，他必须顺从良心的召唤，哪怕这意味着世俗意义上的“自我毁灭”。

3. 《基督教教义的发展》

新教批判天主教最核心的论据之一是，天主教后来的许多教义（如，教宗首席权、炼狱、圣母的教义等）在《圣经》和初代教会中找不到明确的明文记载，因此是罗马教廷在历史中非法添加的“发明”和“腐败”。为了解决这个巨大的智识障碍，纽曼在改宗前夕撰写了划时代的神学巨著《论基督徒教义的发展》。在这本书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教义发展”的生物学比喻：

一个伟大的思想或天主的启示，就像一颗落入历史土壤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然会生根、发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这棵大树的外观（枝叶、花朵）虽然看起来与最初的那颗种子截然不同，但它的内在生命本质却是完全同一的⁵。

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静态的教义观，将基督教真理理解为有机生长的“生命体”。纽曼指出，教义的发展不是对原始启示的篡改，而是普世教会在圣神的带领下，随着历史处境的变化，对那一次交付给宗徒的真理进行更深、更彻底的理解与彰显。他提出了辨别“真正的发展”与“异端腐败”的七条标准，如：（1）类型的保持、（2）原则的连续、（3）同化能力、（4）早期涉猎、（5）逻辑结果、（6）保守的力量，（7）持久的活力⁶。这一观点为后来“梵二”的教导中天主教与现代世界的对话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通过这一理论，纽曼彻底打通了自己的神学任督二脉。他意识到，天主教在中世纪和现代所确立的教义，正是初期教会的“信仰种子”在历史中的必然和健康的发展。这一思想不仅促成了他个人的改宗，更彻底重塑了20世纪天主教的神学走向。纽曼说，“要成为完美，就要常常改变。”1845年10月9日，纽曼经过长年挣扎与研究后，最终做出重大的决定——皈依天主教会。1846年10月，纽曼前往罗马，在传信大学学习天主教神学。1847年5月30日晋铎，成为一名天主教神父。

三、纽曼枢机的精神遗产对今日基督徒的启示

纽曼跨越了19世纪的重重迷雾，他的思想和榜样在今天这个高度世俗化、数字化、多元化和虚拟化的21世纪，依然散发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无论身处哪个宗派——纽曼都留下了几项至关重要的精神遗产。首先是“良心的灯塔，就是拒绝相对主义，顺从生命内在的真理之声；其次是理性与信仰的桥梁，即抵制科学主义，也就是反智主义，而要追求全人教育的知识；第三是重视人的圣洁与平信徒的圣召，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的圣德，强调平信徒是教会的活石。

1.  良心的灯塔

现代社会已经陷入了教宗本笃十六世所尖锐指出的“相对主义的独裁”（dictatorship of relativism）之中。真理被消解为主观经验，道德被降格为社会契约或个人情感。

纽曼对现代基督徒的首要启示是：重拾良心的神圣性，拒绝向世界的潮流妥协。他将良知视为“天主在人心中的声音”，强调个人在真理光照下作出道德抉择的神圣权利，既反对盲目服从权威的教权主义，又区别于主观任性的个人主义。纽曼在其著名的《给诺福克公爵的信》（Letter to the Duke of Norfolk）中，留下了关于良心最著名的宣告。他幽默地写道：“如果我必须在祝酒时为教宗干杯，我将首先为良心干杯，然后才为教宗干杯。”⁷这并不是对教宗权柄的轻视，而是强调：任何外在的权威（无论是教会、国家、还是社会舆论），都不能压制一个人基于真理而在灵魂深处对天主做出的诚实回应。

今日的基督徒在面对诸多伦理议题（如，生命的尊严、婚姻的本质、社会公义等）时，往往面临强大的世俗舆论压力。纽曼的一生告诉我们，寻找真理并顺从真理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甚至遭遇亲友的背叛和社会的放逐。但他那句铭刻在墓碑上的墓志铭：“Ex umbris et imaginibus in veritatem”（在真理中走出阴影和幻象），应当成为每一个在迷茫中摸索的现代基督徒的座右铭。

2.  理性与信仰的桥梁

在当代的基督教世界中，常常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危险，一种是全面倒向世俗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自由派神学，最终导致信仰核心（如，复活、神迹、道成肉身）的空心化；另一种是退缩到基要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堡垒中，割裂信仰与现代科学、哲学的对话，导致信仰与现实世界的彻底脱节。

纽曼在其高等教育名著《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⁸ 中，为我们展示了第三条道路。他坚信，真理是不会与真理相冲突的。天主既是自然启示（科学、理性）的源头，也是超自然启示（圣经、教会）的源头。因此，一所真正的大学必须包含神学，因为缺乏神学的知识体系是不完整的；同理，一个健康的信仰也绝不害怕理性的审视。

纽曼在《信仰与理性》（Oxford University Sermons）⁹ 中论证道，信仰并不是一种盲目的迷信，而是一种在“累积的概率”和道德确定性基础上的理性飞跃。他鼓励基督徒要勇于进入知识的海洋，去学习历史、科学、文学，因为这一切最终都会彰显天主创造的奇妙。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应当是整个人——包括理智、情感和意志——对真理的全然投入，这种整全的认识论方法对现代天主教教育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的基督徒应当效法纽曼，发展一种高智识、高生命力的“全人信仰”，在公共学术和文化领域中理直气壮地为信仰见证。

3.  圣洁与平信徒的召叫

纽曼虽然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但他极度厌恶那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生活的“象牙塔神学”。他一生中最长的时间不是在牛津的讲坛上，而是在伯明翰的奥拉托利修会，陪伴那里的穷人、工人和普通信徒过圣洁的生活。那是他因受圣斐理伯·内利（San Filippo Neri）神恩的吸引，并加入圣斐理伯内利创立的司铎祈祷会（The Oratory）之后，在英格兰设立了奥拉托利会。

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并在后来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得到全面确认的观点：平信徒在教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纽曼强调教会不但要注重培育有能力的教友，让他们对信仰有深入的认识，同时在教会内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成为社会的酵母。在回答当时某些主教对平信徒的轻视时，纽曼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论在教义事务上咨询平信徒》（On Consulting the Faithful in Matters of Doctrine）¹⁰。他指出，在历史上的亚略派危机时期，当大批的主教和神学家纷纷妥协、背叛正统信仰时，恰恰是广大的普通平信徒（天主的子民），依靠着他们内在的“信仰直觉”（信仰意识 Sensus Fidelium），坚守住了复活基督的真理。

纽曼对今日基督徒的另一个启示是他关于“日常圣洁”的教导。他的一句名言广为流传：天主创造我，是为了让我为祂做某项特定的服务；祂将一项工作交给了我，而没有交给别人。我有我的使命……我是祂建筑中的一堵墙上的一块活石，是祂大军中的一个士兵，是祂通往天国之路上的一位向导。只要我忠于职守，我就能在这里活出圣德。纽曼的这个见解极大地安慰并激励了当代职场中的基督徒。圣洁不是隐修院神职人员的专利，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家庭责任和邻舍交往中，通过无私的爱与对良心的忠诚而活出来的。

结语：暗夜中的“慈光”

纽曼于1879年由教宗良十三世册封为司铎级枢机。1890年纽曼安息主怀。2010年由教宗本笃十六世册封为真福，2019年由教宗方济各封圣。纽曼枢机被封圣的主要是因为他的两个奇迹：第一个奇迹与美国波士顿的一位执事有关，据说这位执事患有脊椎疾病，在向纽曼祈祷后忽然能够重新行走。第二个奇迹与美国一名孕妇有关，据称通过向纽曼祈祷，她从“无法控制”的内出血中生还。因着纽曼对教会信仰的巨大贡献，2025年11月1日，“诸圣节”当天，教宗良十四世在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大礼弥撒中，正式宣布纽曼枢机为教会圣师，成为历史上第38位，也是最新的一位。

若望·亨利·纽曼的一生，正如他1833年从罗马返回英国的船上，在艰难中自己写下的那首著名诗歌《慈光引航》（Lead, Kindly Light）所描绘的意境：

恳求慈光导引我脱离黑暗，导我前行！黑夜漫漫，我又远离家庭，我不求主指引遥远路程，我只恳求，一步一步导引。

纽曼从圣公会的辉煌中走出来，走进了利特莫尔孤独而寒冷的隐居地，最终在天主教的古老港湾中登上了教会的大船，找到了属神的平安。他用一生认真生活，绝不将就，勇敢选择的精神，为人类文明绘制了一幅重视良心，追求真理，信仰与理性交相辉映的作人的壮丽蓝图。纽曼无论是在做牧师，还是在做大学教授，无论是在圣公会，还是在天主教，他都诚实地跟随内在良心的呼声，认真地面对人生和信仰的事实，研究圣传和历史，学习当代的各科知识，信靠天主，追根溯源，传扬圣道。一位认真生活的人，即使他出生和生活的环境有类似“原罪”的影响，他最终都将会寻得真道，遇到耶稣，完成自己所领受的天命。

对于今日身处多变时代、常常感到迷茫和焦虑的基督徒而言，纽曼枢机就像是一位穿越时空伫立在教会大船上的灵修导师。他用温和而坚定的声音告诉我们：历史是有根基的，真理是有客观性的，良心是值得用生命去守护的。只要我们愿意顺从那一道从天而降的“慈光”，信靠天主，哪怕周遭的黑夜再浓烈，我们也能在世俗的惊涛骇浪中，稳步迈向那个永恒、真实且充满爱的永恒家园。 

注：

1.  1534年由于当时本来是天主教教友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想离婚而另娶，遭到了教会的反对。于是，他便自封为“国王兼教主”，以国家权力和法令，强迫英国天主教会独立而从普世天主教会分离，成立英国国教，又成为安立甘教会，即圣公会。

2.  Rivington（J.G.F.&J.Rivington），London，1833‑1841；

3.  James Toovey（伦敦），1845 年第一版，1878 年推出作者修订版。

4.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s, and Green，1864 。

5.  The Works of John Henry Newman, Longmans, Green, 1878 ，Introduction。

6. 《纽曼选集》（Selected Works of John Henry Newman）,赵世泽、徐庆誉、戴盛虞、许牧世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

7.  The Works of John Henry Newman, Vol. 2, Section 5，Conscience， Longmans, Green, 1900，p.261

8. 《大学的理念》,何光沪校,高师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9.  John Henry Newman, Fifteen Sermons Preach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Between A.D.1826‑1843, Oxford: J. H. Parker, 1843; revised edi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72.

10.  John Henry Newman, On Consulting the Faithful in Matters of Doctrine, ed. John Coulson, London: Sheed & Ward, 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