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精神追求

——访问何光沪教授

    何光沪先生以宗教研究著称于学界，记者的采访则从何先生最近出版的随笔集《有心无题》谈起——

    记：您的研究领域是宗教，但在这本书里，却有相当大的篇幅探讨具体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和忧虑。您是否在做一种有意的沟通，将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探究连接起来？
    何：可以这么理解。我的专业主要是探究人的精神、内在的生活和超越的追求，用学术的语言来讲就叫终极关怀（更确切的译法是“终极关切”）。这个说法源于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他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的确，我写了一些非专业文章。关注的是世俗的问题，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常常是杂文家、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问题。终极关切和世俗关怀，表面看来界限分明，但我觉得，一个人若有了真正的宗教精神或进入了宽广的宗教境界，那他就会打破圣和俗的界限，就如佛教所讲：圣俗不二。关注灵魂和精神生活与关注世俗生活并不矛盾，所以基督教把“爱神”与“爱人”并列，作为“最大的诫命”。

    记：我注意到您对社会道德问题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并把它上升到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精神追求的高度来加以分析。您是否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或国家）的道德水准和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有某种趋向性？
    何：就改革开放20年来说，看起来是有一个趋势，这指的是整个社会的精神趋向，不光是伦理道德，有一种滑坡的趋势：在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上，趋向于物质，趋向于感官享受；在关怀自己与关怀环境这两者之间，趋向于关怀自身，缩回自己的小天地；在人与人的交往、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趋向于无序。这个趋向当然是负面的，是很不好的。

    记：有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商品大潮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何：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很肤浅的。这种趋向的起点要早得多，原因要深得多。它的根子从近处说可追溯到“文革”极左的、封闭的文化专制主义环境，那是一个非常虚伪而人的欲望受到高度压制的时代，我把它称为伪秩序。伪秩序一旦崩溃，就会变成极大的无秩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释放了人蓄积已久的欲望，就像把压力锅的压力阀打开，必然有一些心理震动。更重要的是体制上的原因。社会公德会受到制度的反作用，这是久被忽略的一个观察角度：长期在某种制度下生活，就会养成某种价值观和特定的道德习惯。例如，在以前那种“全民所有制”之下，因为所有者太大太空，偷窃似乎没有伤害“所有者”，所以偷窃公产者不大受良心谴责；在四人帮那种“封建法西斯专政”之下，因为假话得利真话受罚，所以说假话很少受道德谴责。而现在的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说到底不就是偷窃公产吗？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说到底不是由说假话膨胀而来的吗？制度对道德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记：那么，您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何在？
    何：社会公德的养成，是一个潜移默化、涓滴汇成的缓慢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好的环境影响。那么环境又是由什么造成的？主要不是由喧闹一时的运动，而是由每日每时都起作用的制度造成的。例如公用电话亭，西方的百姓很少去损坏，因为他们很清楚，公用设施是用纳税人即自己的钱造成的，损坏了意味着还要再出钱；中国的百姓很少想到这类设施是用自己的钱造的，因为纳税和拨款等制度缺少透明度。又例如城市卫生，贴标语、搞运动，显然不如严格环卫部门的责任和奖惩等制度有效。这些都说明：根本的出路，在于制度的建设，这当然就包括行政、管理制度以至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改革。

    记：照您的看法，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要有一个好的制度。但制度建设需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
    何：制度建设主要是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讲的，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更深的层面，那就是教育和人心的问题。我们的教育需要改革，要加强人道主义、人的权利和责任以及爱的教育。而人心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的精神追求问题，这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极大的关系。我认为可以利用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东西方宗教，来改进我们的精神状态。宗教是广义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宗教精神的精华是仁慈和博爱，它还有一个更深的核心，就是对神圣的追求。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追求。人要看到自身的不足，才会有一种自谦、敬惜的心态，才会减少妄自尊大、自我中心、争斗不已等倾向，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关系趋向于健康合理。
      （摘自www.philosophydo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