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的视角重读《圣经》（三）

（三）从应许到失落——定居、流亡与信仰危机

一、从游牧到定居：信仰与土地的张力

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段迁徙与信仰交织的旅程。亚巴郎离开家乡哈兰，顺从天主的呼召，踏上应许之地的旅程（创12:1–5）。在旷野漂泊的岁月中，他的信仰不断经受考验，但也逐渐成熟。最终，以色列民族进入了天主所赐的应许之地（若1:2–6）。这一刻，本应象征应许的实现和民族历史的新篇章。然而，定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安宁。土地既是天主的恩赐，也可能成为试探和困境。

在《若苏厄纪》中，天主吩咐若苏厄：“你和这百姓起来，过这约旦河，进入我所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地去。”这里的“我所赐给”强调，土地的获得不是人类奋斗的结果，而是天主主动的恩典。然而，当以色列人逐渐安居，他们开始遗忘自己曾是寄居者的身份。《申命纪》提醒：“你们曾作寄居人”（申26:5），呼吁人保持谦卑和依赖。

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指出，这种“土地神学的两难”是旧约信仰的核心：当土地从天主的恩赐变为个人占有时，信仰容易从依赖转向自足，由谦卑变为骄傲。定居的安全感，让人忘记漂泊时对天主的信赖，从而导致信仰危机。

定居的生活带来了日常的安稳：耕作、建房、城市建设与社会秩序。然而，天主的恩赐不只是舒适的生活，更是一种信仰呼召。若人仅仅满足于占有土地，而忽略对天主的信赖，偶像崇拜与道德松懈便会悄然侵蚀社会。土地既是祝福，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民族的信仰态度。

在历史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定居后，开始出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感，但也伴随信仰的迷失。例如，在《户籍纪》和《民长纪》中，民族周期性地背离天主，陷入偶像崇拜，最终呼唤天主的拯救。天主借此提醒民族：无论生活多么安稳，人始终是寄居者，土地始终属于天主。

二、王国与流亡：政治定居的崩解

以色列进入君王时代，是定居生活的新阶段。达味王统一以色列（撒下5:1–5），在耶路撒冷建立政治和宗教中心，象征民族与信仰的结合。然而，政治定居并没有带来信仰的纯净。随着王权的集中，社会制度化，信仰逐渐被权力和奢华腐蚀。

撒慕尔曾警告民众，立王会带来税役、服役和压迫（撒上8:11–18）。这个警告提醒人，定居的安全感也可能成为新的束缚。以色列从外邦的奴役转为自我奴役，人民依赖政治与建筑，而非持续信赖天主。撒落满王建圣殿，是信仰与政治高度结合的象征，但圣殿的宏伟也意味着信仰被地域化、制度化，失去了漂泊时期对天主的依赖感。

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最终因偶像崇拜和社会不义而亡（列下17:7–23；25:1–21）。先知亚毛斯和依撒意亚指出，民族忘记了“寄居的正义”，压迫穷人、歧视外邦人，破坏了盟约伦理（依2:6–8）。流亡成为对民族的警醒：当人拒绝天主的带领，天主便收回土地。

定居虽然提供了物质和社会的保障，但也带来了精神上的考验。真正的信仰不依赖建筑、制度或土地，而在于心灵对天主的顺服与依赖。这是旧约给后世信徒的重要提醒：安全感不能替代信仰的根基。

三、被掳巴比伦：信仰的“内在迁徙”

公元前597年，巴比伦王拿步高攻陷耶路撒冷，大批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列下25章）。这场流亡不仅是政治灾难，更成为信仰的考验和重塑。失去圣殿、土地和王国，以色列人不得不在异乡寻找上主的同在。

《圣咏篇》137篇描写流亡者的哀歌：“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一想起熙雍就哭流满面。”流亡带来的哀伤和孤独，让民族深刻体会漂泊者的无助。然而，正是在异乡，他们认识到上主并不受地域限制，而是超越空间的临在。艾希罗特（Eichrodt）称其为“信仰的去领土化”：信仰的根基在于对天主的心灵依赖，而非圣殿或国土。

流亡推动了信仰的三大转变：

    启示的内化：天主的律法从外在石版转为刻在心中（依36:26–27），强调个人与天主的内在关系。共同体的重建：流亡者在会堂聚集，诵读律法、祈祷与敬拜取代了祭献，信仰生活变得更加灵活和内化。希望的普世化：先知耶肋米亚告诫流亡者：“在所居之地为那城求平安”（耶29:7），提醒信仰不局限于民族利益，而关乎普世伦理与共同福祉。

流亡让民族重新学习依靠天主，而非土地与权力。漂泊成为信仰净化器，教导民族保持谦卑、信赖天主。

四、先知的移民神学：从惩罚到更新

流亡时期，先知文学展开了深刻的“移民神学”反思。依撒意亚宣告：“上主必召回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地极将他们聚集回来”（依43:5–6）。流亡不再只是惩罚，而是天主救恩计划的一部分。

厄则克耳在巴比伦的异象中看到“上主的荣耀离开圣殿”（则10:18），表明上主的临在不再受限于圣殿。信仰的中心从民族土地转向心灵与社区生活。莱文森（Jon D. Levenson）称，这孕育了“希望神学”：新的出埃及、回归耶路撒冷，是第二次救赎。

在波斯王的敕令下，部分被掳者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与律法秩序（厄上1:1–4；厄下8:1–3）。然而，这次归回并非恢复旧有土地制度，而是以律法为中心的“精神家园”。天主的同在不在于地理，而在信仰的实践与社区生活中。

五、定居与流亡的辩证关系

旧约叙事显示，定居与流亡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信仰经验。定居提供民族身份与社会秩序，而流亡让信仰免于僵化，促进心灵成长。

《肋未纪》25:23写道：“土地不可永远出售，因为土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只是外方人，是寄居的。”无论是否安居，土地属于天主，人始终是寄居者。这种信仰态度提醒人：财富、土地、权力都不是最终保障，依赖天主才是信仰生命的根基。

流亡像一面镜子，让民族学会依赖天主；重获土地时，则提醒人保持谦卑。上主赐地，同时呼召人超越对土地的执着，这正是旧约信仰的核心悖论。

六、小结：信仰在流亡中的再生

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迁徙与流亡的交织。定居象征应许的实现，流亡则成为信仰更新的契机。每一次离开与归回，都是对信仰的再创造。

从亚巴郎离乡到巴比伦被掳，迁徙贯穿旧约神学叙事。天主的救恩不局限于地理中心，而在信仰的动态过程之中。依撒意亚先知说：“行走在黑暗中的民族，看见了浩大的光明”（依9:1）。迁徙的苦难，成为信仰的光源，使“流动的民族”成为普世信仰的先声。

流亡与定居提醒我们：信仰不是土地、权力或安全感，而是对天主持续的信赖。天主赐予应许，但信仰需要超越环境，依靠上主，在漂泊与安居中保持光明。

通过历史，我们看到天主的智慧与慈爱：定居让人体验恩赐，流亡让人体会依赖；两者相辅相成，使信仰在世代之间得以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