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之巅的谦卑回响：从杨振宁的“造物主”谈起

在科学的殿堂里，理性是至高无上的准则，它以严谨的逻辑、可重复的验证和无情的自我修正，一步步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然而，当这趟探索之旅抵达宇宙最深邃、最根本的奥秘时，即便是最卓越的头脑，也常常会停下脚步，仰望星空，发出超越纯粹科学的喟叹。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在生命的晚年，便向世界展示了这样一幅动人的图景：一位毕生致力于揭示物理世界秩序之美的科学巨匠，最终在理性的指引下，坦诚地表达了他对一位“造物主”的信仰。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一位记者在采访中向年事已高的杨振宁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作为一位物理学家，您相信有上帝存在吗？”这个问题仿佛一道分水岭，一边是冰冷、客观的科学世界，另一边则是温暖、主观的信仰领域。许多人预设，一位穷尽毕生精力探索物质世界规律的科学家，其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然而，杨振宁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他以一种区分性的智慧，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他首先明确，如果所谓的“天主”是一个具有人格化、人形的形象，那么他是不相信的。这句话划清了他与传统宗教神学的界限，拒绝了将神祇 anthropomorphize（人格化）的倾向。然而，他紧接着说：“你如果问说是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因为这整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

这一声肯定，如同一颗投入思想湖泊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它并非源于感性的冲动或神秘的启示，而是深深植根于他一生对物理定律的沉思与洞见。杨振宁以他至为熟悉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为例，赞叹其“妙不可言”。他认为，如此精妙、和谐且普适的规律，不可能是偶然碰撞的结果。这种对宇宙秩序之美的极致体验，让他不得不追问其最终的来源。那个被他称为“造物者”的存在，正是对这个终极问题的回答——那不是一个操纵人类命运的神祇，而是赋予宇宙以精妙秩序的本源力量或智慧。

这篇随笔，是笔者在10月18日，从网上得知杨振宁先生去世后，想写篇文章纪念他。将以杨振宁先生承认“有位造物主”这个思想为核心，深入探讨一位顶尖物理学家如何从对科学理性的极致追求，走向对宇宙背后超然秩序的谦卑承认。我们将追溯这种思想的源流，探寻科学史上其他伟大心灵的回响，并最终思考，在人类认知不断扩张的今天，科学与某种形式的“信仰”之间，是否必然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不仅是对杨振宁个人思想的解读，更是一场对关于人类理性、谦卑与敬畏之心的沉思。

从物理之美到“造物主”：杨振宁思想的内在逻辑

要理解杨振宁晚年的思想，必须回到他所献身的领域——理论物理学。理论物理学的核心任务，正是寻找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那最简洁、最普适、最和谐的数学规律。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到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再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杨振宁自己做出里程碑式贡献的规范场论，物理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发现宇宙内在“美”的历史。

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神迹”

杨振宁在访谈中特别提及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是物理学史上“美”的典范。这组由四个简洁的微分方程构成的体系，以一种惊人的方式统一了电、磁和光这三种看似毫不相关的现象。它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并计算出其速度恰好等于光速，从而揭示了光的电磁本质。这种深刻的统一性和强大的预测能力，让无数物理学家为之倾倒。德国物理学家玻尔兹曼曾引用歌德的诗句来赞美它：“难道是一位天主写下了这些符号？”

对于杨振宁而言，这种“妙不可言”的感受，绝非单纯的审美愉悦。它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何宇宙是可以被理解的？为何自然界愿意遵循如此优雅的数学规则？如果宇宙的诞生纯粹是物质的随机组合和偶然演化，那么这种高度的秩序性和规律性就显得不可思议。就像“无限猴子定律”所描述的，虽然理论上一只猴子随机敲击键盘，有朝一日能打出一部莎士比亚的著作，但这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而我们所处的宇宙，其规律的复杂、精确与和谐，远远超过一部莎士比亚著作。从微观粒子的相互作用，到宏观星系的运转，都由一套统一的、优美的物理法则所支配。

因此，当杨振宁说“这整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他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基于概率和理性的判断。随机性或许可以在局部制造出暂时的模式，但要构建一个从基本粒子到浩瀚星辰都协调一致、由简洁数学语言精确描述的宏伟体系，仅仅依靠“偶然”，在逻辑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个逻辑推论的终点，便是一个赋予宇宙秩序的本源——杨振宁称之为“造物者”。

规范场论的启示

杨振宁本人的工作，尤其是他与米尔斯共同提出的非阿贝尔规范场论（即杨-米尔斯理论），更是将物理学的对称性与美学推向了新的高峰。规范场论是现代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它揭示了自然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中的三种（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都源于一种被称为“规范对称性”的深刻原理。

对称性在物理学中意味着一种不变性。例如，无论你身处何处（空间平移对称性），物理定律都同样有效。规范对称性是一种更深刻、更抽象的对称，它构成了我们理解物质世界的基本框架。杨振宁发现，为了维持这种对称性，就必须引入传递相互作用的粒子（规范粒子）。这一发现不仅成功地描述了基本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宇宙的“设计”是何等的精巧与自洽。自然界的法则似乎是“被要求”成这个样子的，一切都恰到好处，仿佛一个精密设计的杰作。

可以说，杨振宁穷其一生，都在凝视宇宙最底层的设计图纸。他看到的不是杂乱无章的涂鸦，而是一幅结构严谨、逻辑自洽、充满对称之美的建筑蓝图。这种日积月累的智识震撼，构成了他相信存在一位“设计师”或“造物者”的理性基础。这个“造物者”并非宗教典籍中的人格神，而是斯宾诺莎意义上的“神”，即自然规律本身，是宇宙和谐秩序的化身。

晚年心境的演变：从自信到谦卑

杨振宁在访谈中还提到一个重要的心路历程：“我在20岁的时候，对于把这个造物者或者是自然形象化，我是坚决反对的。可是我年纪渐渐大了以后，这个反对的动力在降低。” 他将这种转变归因于自信心的变化：“年轻的时候，我的自信心比较大；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的自信心变小了。为什么呢？因为看见很多奇妙的东西，多得不得了，而自己觉得能够把这东西贯彻的了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这段自白极为深刻。年轻的科学家往往充满了征服自然的雄心，相信人类的理性终将洞穿一切奥秘。然而，随着知识的圆圈不断扩大，接触到的未知的周长也随之增长。对于杨振宁这样站在认知最前沿的探索者来说，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每解决一个问题，都会涌现出更多、更深的问题：为什么宇宙常数是现在这个数值？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本质是什么？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如何统一？

这种“知道得越多，不知道的也越多”的体验，必然会催生一种深刻的谦卑感。曾经坚信人类理性无所不能的自信，逐渐被对宇宙浩瀚与神秘的敬畏所取代。因此，晚年的杨振宁对于一个超然的“造物者”概念，态度变得更加开放。这并非理性的衰退，恰恰是理性达到极致后的一种自然升华——承认在我们有限的认知之外，存在着更为宏大和深刻的实在。他将这种状态描述为“比较有宗教感”，这是一种面对宇宙终极奥秘时，油然而生的敬畏、惊叹与谦逊的情感。

巨匠的回响：科学史上的“同路人”

杨振宁的思想并非孤例。纵观科学史，许多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在他们探索自然的旅程中，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们同样被宇宙的秩序与和谐所震撼，并将其归因于某种超越性的智慧或力量。

牛顿：天主的第一推动

艾萨克·牛顿，这位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的巨人，是一位虔诚的（尽管是非正统的）基督徒。他认为，自己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等物理法则，正是天主创造和维持宇宙秩序的证明。虽然行星的运行可以由引力定律精确描述，但牛顿无法解释最初是什么力量让所有行星在同一个平面上、朝同一个方向运转。他将此归结为“天主的第一推动力”。对他而言，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上主的方式，是“阅读上主写的另一本书——自然”。 虽然牛顿的信仰带有更浓厚的人格神色彩，但他将宇宙的精妙秩序视为神圣智慧证据的逻辑起点，与杨振宁有共通之处。

爱因斯坦：宇宙宗教情怀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观点与杨振宁更为接近。他多次明确表示，自己不相信一个会干预个人事务、奖惩世人的人格化天主。 然而，他拥有一种他称之为“宇宙宗教情怀”的深刻情感。这种情感的核心，是对自然规律中“奇妙的结构”和“和谐有序”的敬畏与惊叹。

爱因斯坦的名言“上主不掷骰子”，虽然直接表达的是他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诠释中随机性的不满，但其背后反映的正是他坚信宇宙底层存在着确定、和谐的因果律。他相信，宇宙的一切都受制于简洁而优美的法则，等待着人类去发现。他所说的“天主”，正是这种宇宙内在理性与和谐的代名词。他曾说：“我想知道天主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我想知道他的思想。”这里的“思想”，指的便是宇宙最基本的物理原理。

爱因斯坦和杨振宁一样，都将科学探索视为一种接近“神”的途径。这个“神”不是祈祷的对象，而是宇宙秩序的终极源泉，是激发科学家探索热情的最高存在。他们都从物理学的美与和谐中，感受到了某种超越人类理解范围的、令人敬畏的智慧。

普朗克与海森堡：量子世界的信仰

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也同样不乏对超然存在的思考。马克斯·普朗克，量子论的开创者，就认为科学与宗教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他认为，科学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是什么”，而宗教则关乎我们应“如何行动”以及我们信仰的最终归宿。他相信，在可感知的世界背后，存在一个我们无法直接认识、但可以通过科学符号间接感知的“真实的形而上学的世界”。

维尔纳·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提出者，同样是一位有深厚宗教信仰的科学家。他认为，科学探索的终点往往会触及哲学乃至神学的问题。当面对“为什么会有自然律”这样的终极问题时，科学本身是无法回答的。海森堡认为，在原子的和谐运动中，可以瞥见“中心秩序”的影子，这与宗教传统中对“神”的描述有相似之处。

这些科学巨匠的思考，共同构成了一条辉煌的思想脉络。他们并非因为无法解释某些自然现象而退回到神学（即所谓的“填补缺口”的天主），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深刻地理解了自然规律的精妙与和谐，才超越了纯粹的唯物主义或机械论，开始思考这秩序背后的形而上学根源。杨振宁晚年的思想，正是这一伟大传统的当代回响。

理性与谦卑的协奏：对当代的启示

在当今这个科技高速发展、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与宗教（或信仰）的关系常常被简化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冲突。一些科学主义者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任何形式的信仰最终都将被理性所驱逐。而另一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则固守经典，拒绝接受与教义相悖的科学发现。

杨振宁先生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这种浅薄对立的、更具智慧的视角。他的一生是理性精神的典范，他用最严谨的数学和物理学工具，探索宇宙的奥秘。然而，正是这种极致的理性，让他认识到了理性的边界，并对边界之外的浩瀚未知保持了深深的谦卑与敬畏。他的“造物主”并非反理性的迷信，而是由理性本身所引出的一个合乎逻辑的、虽然无法被最终证实的推论。

科学不能回答“为什么”

杨振宁以及爱因斯坦等人的思考提醒我们，科学的主要功能是回答关于世界“是什么”（what）和“如何”（how）运作的问题。它通过观察、实验和理论构建，描述自然的规律。但是，对于终极的“为什么”（why）的问题，科学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科学可以告诉我们宇宙大爆炸是如何发生的，但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能够发生大爆炸的“奇点”。科学可以描述生命演化的机制，但无法解释生命存在的最终意义和目的。物理学可以揭示精妙的自然法则，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是这些法则而不是别的法则在支配宇宙。

这些“为什么”的问题，超越了科学实证的范畴，进入了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领域。对于这些问题，承认“我不知道”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诚实。而进一步，基于对已知世界秩序的惊叹，推测其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目的”或“智慧”，则是一种充满敬畏的谦卑。杨振宁所做的，正是如此。他没有声称自己证明了“造物主”的存在，而是谦卑地承认，面对宇宙的宏伟与精妙，他“相信”有这样一个存在。这是一种基于理性的“信仰之跃”。

谦卑是智慧的开端

杨振宁先生晚年心境的转变——从年轻时的“自信”到年长后的“谦卑”——对每一个求知者都有着深刻的启示。在知识的海洋中，真正的智慧并非来自于占有多少知识，而在于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无知。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无所知”，正是此理。

在科学研究中，谦卑意味着不把现有的理论当作终极真理，时刻准备接受新的证据和挑战。在个人生活中，谦卑意味着认识到自己认知的局限，愿意倾听不同的观点，对世界保持开放和好奇。而当面对宇宙的终极奥秘时，谦卑则体现为一种敬畏之心——承认在人类的理解力之上，可能存在着我们永远无法完全 comprehend（理解）的宏大实在。

这种敬畏之心，非但不会阻碍科学的进步，反而常常是驱动科学家不断探索的终极动力。正是对宇宙秩序之美的痴迷，对解开终极谜题的渴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投身于艰苦卓绝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振宁所说的“宗教感”，是科学精神最深层的源泉之一。

结语：理性之巅的仰望

回到那个记者提出的问题。杨振宁的回答，既是一位物理学家的严谨，也是一位哲学家的深邃，更是一位长者的智慧。他没有陷入“科学”与“宗教”的预设战场，而是以自己一生的求索为基础，给出了一个超越二元对立的答案。

他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其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眼前可测量的世界。当理性被推向极致，它会像一架功能强大的望远镜，不仅让我们看清了近处的山峦，也让我们窥见了远方星云的璀璨，并最终让我们意识到，在这片璀璨的星空之外，是更加广袤无垠的、我们尚无法看透的深邃宇宙。

杨振宁先生穷尽一生，攀登上了物理学这座理性思维的巅峰。当他站在峰顶，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那条由优美的方程和和谐的定律铺就的道路——并眺望远方更加浩渺的未知时，他发出的那一声对“造物主”的谦卑承认，不是对理性的背弃，而是对理性最深刻的致敬。它如同一曲在理性之巅奏响的谦卑回响，长久地、深刻地激荡在每一个试图理解我们这个奇妙宇宙的心灵之中。它提醒着我们，最深刻的认知，往往伴随着最深沉的敬畏。而承认我们人类的有限，或许正是通向更广阔智慧的起点。

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先生去世日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