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徐文定公奉教四百周年
2003-01-13 09:13:39 来源：信德报(第173期)
公元１６０３年，徐光启年４１岁，因事去南京，原拟再访利玛窦神父，因利氏已去北京定居，乃拜谒了驻堂的罗如望神父。罗神父即陪他进堂朝拜堂中圣母像，并讲解圣道，又把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和《琦人十规》（即天主十诫）两本小书赠与他带回寓所阅读。当晚，光启看完二书，即能背诵其中重要章节。次日，往见罗神父，并请求施洗。罗神父颇感惊讶，答道：“研究教义，探求人生真谛，非一夜之功即能达成的，必得反复思考，细心研究。”为试光启奉教之心是否真诚，要他在八天之内，每天来堂听道一次。但光启认为每天一次太少，要求午前午后都来堂中听道。罗神父于是委托国籍修士钟鸣仁代讲。八天后，罗神父细加考问，认为光启对教义理解，已达基本要求，乃与施洗入教，取洗名保禄。时在１６０３年阳历年初，农历岁末，据徐宗泽云，为２月１１日，又据方豪考证为１月１５日。
耶稣会史学家巴多利神父评论徐光启奉教一事有云：南京周围传教士的收获不大，而天主在他处则赏以丰收。但是把他处的收获全加起来，也抵不上徐保禄一个人奉教收获之大。这位官员以自己的才华，用为开教，用为护教，用为荣教。他的品德出类拔萃，他的令名永垂教会史册。
这是百年一遇的盛事，公元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５日或２月１１日，欣逢徐光启领洗奉教四百周年，值得我们中华广大教友隆重纪念，以志盛典。我们不拟复述他在学术上的旷世功绩，但应效法他虔诚敬主，善守教规的模范德表。
光启自领洗后三十年中，与西士孜孜论道，教理愈明，信光愈富。其信德之卓越，尤显于传扬圣教，保护真理之功业。晚年身为阁老，兼任尚书，在神父前，自称后辈。参与弥撒时，常为神父辅祭，进退仪节，丝毫不苟，背诵拉丁经文，按着译音，字声清晰。西士为他在经堂中预备位子，排在众人之前，但他进堂与礼，常喜混在众教友中一起坐跪。虽在公私事务最繁忙之日，他从不疏忽每天神功：清早行默想，望弥撒；日间多次行祈祷；晚上行自省，诵玫瑰经。公年逾七十，大小斋期本可免守，但他仍遵守不误。且效法圣人们苦身克己，常自打苦鞭，着苦衣，饮食力主清淡。他曾作《克罪七德箴赞》中曰：“凡遇横流，务塞其源。凡除蔓草，务锄其根。君子式之，用涤其心。”
１６１６年，南京礼部侍郎沈发动教难，驱逐教士。光启上疏，力辩其诬：“臣累年以来，因与讲解学术，知此诸陪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若果系叛常拂经，臣甘受扶同欺罔之罪。”面对仇教者的攻击诬陷，徐光启一再保教护教，甘愿以身家为担保，不惜以仕途为牺牲。开我知识界探求真教之先河，为我士大夫保教护教之楷模。
１６３３年秋，光启卧病不起，自知“溘露不免于朝夕”，常请罗雅各、汤若望二位神父为之准备神业。他三次行告解，恭领圣体；临终前，领受终傅。１６３３年１１月８日卒于北京，享年７２岁。当时在历局任职的外甥陈于阶，和来京应试的孙儿尔爵二人，获视含殓，视笥中惟敝衣数袭，银一两而已。其毕生俭朴若此，诚如他的学生张溥所言：“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
光启遗体于次日抬至圣堂，行追思弥撒，教士教友如失怙恃。崇祯帝闻丧，辍朝一日，追赠少保，赐谥文定，特遣礼部尚书开丧行祭，再遣行人（官名）张元始护柩回沪。１６３４年，公柩抵沪，因时局不靖，暂厝于上海南门外的双园别墅。直至１６４１年，始营葬于徐家汇肇嘉浜杞原的赐城，这次葬礼自南门外的双园至西郊的徐家汇，历时三日。第三日清晨，上海县知县首先到墓，代表皇上致祭，仪式隆重。礼毕，由耶稣会士潘国光神父举行圣教礼仪，祝圣墓穴后，公柩下葬。
徐光启墓，当地人称“阁老坟山”，在徐家汇天主堂西南。墓前石人、石兽、华表、石牌坊等，曾由江南教区于１９０３年重修，为纪念徐光启奉教三百周年（１６０３－１９０３）。墓前原碑已失，在１９０３年重修时，另置石十字碑一座。碑文分刻六石，每石十二行，每行六字，楷书，丹徒马良撰文，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教众立。碑文曰：“……今岁癸卯，文定会受洗三百周，江南教众输资建十字石于肇嘉浜北原之故阡，取潘国光书旌纳矿之文，演以为颂曰：经云信德有耳闻，有传有习相须殷。惟明硕辅徐上海，揭信光兮扫群氛。耶稣会士载拜言，公真震旦之朝暾。共竖墓前十字石，石弗栏兮矢弗谖。”（注：徐上 海，指徐光启）
纪念一代伟人的这些历史文物，不幸在“文革”中全部被毁。近据徐汇区文化局负责人言：徐光启墓的整修，已作出规划，明代石牌坊将重建，并将按照明代一品官的规格，恢复墓地的河道、文武翁仲、石马等。文化局定会注意到：其实，更重要的是恢复重建由马相伯撰文的石十字碑。因为十字架是基督徒最尊敬的标志。十字架是文定公走向光明，走向真理，走向永生的指路明灯。十字架，信仰的象征，是文定公领洗后，毕生努力追求的目标。重建墓前十字石碑，定能告慰于文定公在天之灵。（梅乘骏）
耶稣会史学家巴多利神父评论徐光启奉教一事有云：南京周围传教士的收获不大，而天主在他处则赏以丰收。但是把他处的收获全加起来，也抵不上徐保禄一个人奉教收获之大。这位官员以自己的才华，用为开教，用为护教，用为荣教。他的品德出类拔萃，他的令名永垂教会史册。
这是百年一遇的盛事，公元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５日或２月１１日，欣逢徐光启领洗奉教四百周年，值得我们中华广大教友隆重纪念，以志盛典。我们不拟复述他在学术上的旷世功绩，但应效法他虔诚敬主，善守教规的模范德表。
光启自领洗后三十年中，与西士孜孜论道，教理愈明，信光愈富。其信德之卓越，尤显于传扬圣教，保护真理之功业。晚年身为阁老，兼任尚书，在神父前，自称后辈。参与弥撒时，常为神父辅祭，进退仪节，丝毫不苟，背诵拉丁经文，按着译音，字声清晰。西士为他在经堂中预备位子，排在众人之前，但他进堂与礼，常喜混在众教友中一起坐跪。虽在公私事务最繁忙之日，他从不疏忽每天神功：清早行默想，望弥撒；日间多次行祈祷；晚上行自省，诵玫瑰经。公年逾七十，大小斋期本可免守，但他仍遵守不误。且效法圣人们苦身克己，常自打苦鞭，着苦衣，饮食力主清淡。他曾作《克罪七德箴赞》中曰：“凡遇横流，务塞其源。凡除蔓草，务锄其根。君子式之，用涤其心。”
１６１６年，南京礼部侍郎沈发动教难，驱逐教士。光启上疏，力辩其诬：“臣累年以来，因与讲解学术，知此诸陪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若果系叛常拂经，臣甘受扶同欺罔之罪。”面对仇教者的攻击诬陷，徐光启一再保教护教，甘愿以身家为担保，不惜以仕途为牺牲。开我知识界探求真教之先河，为我士大夫保教护教之楷模。
１６３３年秋，光启卧病不起，自知“溘露不免于朝夕”，常请罗雅各、汤若望二位神父为之准备神业。他三次行告解，恭领圣体；临终前，领受终傅。１６３３年１１月８日卒于北京，享年７２岁。当时在历局任职的外甥陈于阶，和来京应试的孙儿尔爵二人，获视含殓，视笥中惟敝衣数袭，银一两而已。其毕生俭朴若此，诚如他的学生张溥所言：“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
光启遗体于次日抬至圣堂，行追思弥撒，教士教友如失怙恃。崇祯帝闻丧，辍朝一日，追赠少保，赐谥文定，特遣礼部尚书开丧行祭，再遣行人（官名）张元始护柩回沪。１６３４年，公柩抵沪，因时局不靖，暂厝于上海南门外的双园别墅。直至１６４１年，始营葬于徐家汇肇嘉浜杞原的赐城，这次葬礼自南门外的双园至西郊的徐家汇，历时三日。第三日清晨，上海县知县首先到墓，代表皇上致祭，仪式隆重。礼毕，由耶稣会士潘国光神父举行圣教礼仪，祝圣墓穴后，公柩下葬。
徐光启墓，当地人称“阁老坟山”，在徐家汇天主堂西南。墓前石人、石兽、华表、石牌坊等，曾由江南教区于１９０３年重修，为纪念徐光启奉教三百周年（１６０３－１９０３）。墓前原碑已失，在１９０３年重修时，另置石十字碑一座。碑文分刻六石，每石十二行，每行六字，楷书，丹徒马良撰文，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教众立。碑文曰：“……今岁癸卯，文定会受洗三百周，江南教众输资建十字石于肇嘉浜北原之故阡，取潘国光书旌纳矿之文，演以为颂曰：经云信德有耳闻，有传有习相须殷。惟明硕辅徐上海，揭信光兮扫群氛。耶稣会士载拜言，公真震旦之朝暾。共竖墓前十字石，石弗栏兮矢弗谖。”（注：徐上 海，指徐光启）
纪念一代伟人的这些历史文物，不幸在“文革”中全部被毁。近据徐汇区文化局负责人言：徐光启墓的整修，已作出规划，明代石牌坊将重建，并将按照明代一品官的规格，恢复墓地的河道、文武翁仲、石马等。文化局定会注意到：其实，更重要的是恢复重建由马相伯撰文的石十字碑。因为十字架是基督徒最尊敬的标志。十字架是文定公走向光明，走向真理，走向永生的指路明灯。十字架，信仰的象征，是文定公领洗后，毕生努力追求的目标。重建墓前十字石碑，定能告慰于文定公在天之灵。（梅乘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