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教宗？——中译名溯源

引言：

全球关注

今天（5月7日），新教宗的选举会议即将正式开始，相信新一任宗徒之长伯多禄继任人暨新任罗马主教将很快就会出现在全球大众面前。届时第267任教宗的名号及其中译名又将成为全球的关注点之一。

这是今天5月7日（罗马时间）上午9:00在圣伯多禄大殿为选举新教宗举行弥撒时的截图。今天罗马时间下午4:30（北京时间今晚10:30）参加选举新教宗的枢机们将进入西斯汀圣堂，开始正式选举。（现在约两个小时前）让我们以祈祷与参加选举的枢机们同行！并期待西斯汀圣堂的烟囱早日冒出白烟！

（一）回顾

“方济各”中译名的统一

2013年3月13日，阿根廷籍枢机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当选第266任教宗，并依大公教会传统，以“方济各”（Francis）为名号。然而，在随后的40天（3月13日至4月23日）里，两岸三地及海外华文媒体因译名标准不一，出现了多种译法，如：“方济各、方济、法兰西斯、弗朗西斯、弗朗切斯科”等中译名。其中，“方济各”为中国天主教传统译名；“方济”为台湾本地化两字译法。其他译名是根据不同外文音译而来。

这种译名混乱给全球华语读者带来困扰。最终，梵方国务院不得不于2013年4月24日正式明文确认，第266任教宗的官方中文译名定为“方济各”。这一决定并非凭空而来：“圣方济各”本就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对圣方济各·亚西西（St. Francis of Assisi）的传统译名，具有深厚的教会传承基础。此次统一，既尊重了海内外华语教会的既有习惯，也避免了因地区差异导致的认知混淆。

（二）中译名

“教皇”“教宗”

天主教会历经两千年的传承与发展，拉丁文“Papa”已成为“宗徒之长伯多禄的继任人”暨“罗马主教”的专属称号。关于该称号的起源与演变，本文不作赘述，仅聚焦其中文译名的历史与现状。

全球译名的统一性：在海外，拉丁文“Papa”被译为各国语言时，无论是天主教团体、基督新教，还是政界、学界及媒体，均采用单一译名，例如：

• 英文：Pope

• 德文：Papst

• 法文：Pape

• 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Papa（与拉丁文原词一致）

这种统一的译法避免了社会各界的认知混乱，也便于跨文化沟通。然而，从中文译名的特殊性而言，当“Papa”与中文及中国传统文化相遇时，却因历史、政治和宗教因素，形成了两种长期并行的译名：教皇、教宗。

（三）拉丁文Papa的多个汉译名尝试

自明末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学者在翻译“Papa”（罗马主教）这一称谓时，创制了两大译名方法，并尝试了多种译法。这些译名既反映了当时对西方教权的理解，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碰撞下的语言调适。

根据学者庄钦永、周清海的总结，明清时期对“Papa”的汉译主要采用了“比拟命名法”（以中国政治或宗教概念类比）和“旧词新用法”（借用佛教术语并基督教化）：

• 都僧皇（结合佛教“僧”与世俗“皇权”）

• 教化主（强调宗教教化职能）

• 教化皇帝/教化皇/教皇（直接比附中国帝王）

• 教化王/教王（弱化“皇”字，保留权威性）

• 大僧（类比佛教高僧）

• 法王（原为佛教尊号，转指教宗）

（四）始自利玛窦的“教化王”

明末1583年（万历十一年），利玛窦神父抵达中国，开启了天主教在华系统传播的历程。面对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利玛窦采取了“文化适应”策略，其中一环包括对教会领袖（伯多禄继任人）称谓的审慎翻译。

当时，拉丁文“Papa”（罗马主教）在欧洲语境中具有明确的宗教权威含义，但在中国，“皇”字为帝王专属，若直接译为“教皇”，可能被视为僭越皇权，甚至引发政治风险。因此，利玛窦在国人教会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协助下，创造性地将其译为“教化王”。

• “教化”：强调其宗教教导职能，契合儒家“教化天下”的理念。

• “王”：既体现权威，又避免与“皇帝”直接冲突。

这一译名最早见于1602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

“此方教化王不娶，专行天主之教，在罗马国，欧逻巴皆宗之。”

“教化王”在教会祈祷经文及文献中的沿用：利玛窦的“教化王”译名及策略深刻影响了早期包括祈祷经文在内的天主教中文文献。如，艾儒略神父（1582—1649）所著《天主圣教四字经文》（1642年）中记载：“主将升天，恐失教我，立教化王，命彼斯玻。”这一表述也被收入明清直至民国时期的日常祈祷书（如《圣教日课》），成为昔日的固定称呼。相信，今日上了年纪的神长教友还记得昔日《圣教日课》中为“教化王”的祈祷句子。同时，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著作虽未直接使用“教化王”，但也再现了其文化调和思想，并为这一译名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清朝早期和中期

禁用“教化皇”

1623年（明朝天启三年），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一书介绍Papa体制时曾最早使用“教皇”名称。

“至今存焉教皇即居於此以代天主在世主教自伯多琭至今一千六百余年相继不绝教皇皆不婚娶……”（“意大里亞”篇） 

庄钦永、周清海为此总结分析，昔日在天下只有一个“皇”，其下有无数的“王”的皇朝思维下，只有中国皇帝可以使用“皇”字，被称为“皇帝”，其他属国君主及远近君主只能称为“王”。

清朝前期和中期，尤其康熙皇帝禁止包括Papa在内的其他君王使用汉译文“皇”字。康熙也赞同始自利玛窦的汉译Papa为“教化王”。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不按中国政治和文化的特使铎罗在给康熙皇帝的信中将“教化王”易名为“教化皇”，引起康熙的勃然大怒。

庄钦永、周清海认为，选择“王”者，即采取遵循“皇”字在汉语词汇系统规范之翻译策略，降低教宗之政治地位，避免亵渎冒犯中国皇帝。选择“皇”者，显示译者采取抵抗甚至颠覆主流“规范”的策略。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认为在政治地位与权势方面，教皇是可以和中国皇帝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

（六）晚清官方主动

弃用“教化王”改用“教皇”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及其士大夫阶层仍一度坚持“皇”与“王”的尊卑之别。至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后，自康熙时代以来仅由大清皇帝垄断“皇”字的传统才被彻底终结。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清朝官方主动弃用“教化王”而改用“教皇”称呼。此后，“教皇”译名称呼逐渐在包括教会在内的中国社会广泛使用。

这一称谓的演变——从“教化王”、“教化皇”到“教皇”，实质上反映了两个历史脉络的交织。

第一、明清封建王朝长期通过称谓制度强化皇权至上，甚至将翻译用词纳入等级秩序。这反映了中国本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

第二、罗马天主教从政教合一的教皇国（直至1870年）逐步转向现代政教分离的体制。这是梵蒂冈的历史性转型发展。

第三、这一过程既承载了近代中华民族屈辱的外交史，也见证了罗马天主教与世俗权力关系逐渐成熟的深刻变革。始自晚清的教皇称呼，是否还继续适用呢？是读者们可以思考斟酌的问题。我们要多从广义和国际层面多考虑，尽可能做好译名事宜。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历史转型，在经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洗礼，中国天主教界和中国学术界也发现“教皇”等带有明清封建王朝烙印的旧称呼实在不合时宜，追本溯源，开始在海内外及时弃用“教皇”称呼，而采用中性，更合时代的“教宗”称呼。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和国家宗教事务主办的《中国宗教》杂志、两岸三地、海外华人天主教界及梵方中文网页已经逐渐采用“教宗”中译名。

（七）梵蒂冈现代转型与“教宗”中译名的法理基础

1929年《拉特朗协定》标志着梵蒂冈历史性的现代转型。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政教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梵蒂冈从此正式放弃了对世俗领土的政治诉求，将自身定位为纯粹的宗教和精神领袖，确立“梵蒂冈城国”仅作为保障宗教独立的最小领土。其次，译名变革的法理依据：“教皇”译名隐含的政教合一色彩已不符合现代定位；“教宗”译名更准确体现其作为全球天主教精神领袖的职能；这一转变与《协定》的目标完全契合。

无论学术界还是政教界均认为，梵方的现代转型，完成了从中世纪具有封建色彩的“教廷”到现代纯宗教实体“宗座”的转型，为全球政教分离实践树立典范，也使“教宗”译名获得充分的历史正当性。这为大公教会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影响均十分深远。

梵方这一转型变革不仅重塑了罗马宗座的现代身份，也为中文语境下采用“教宗”这一更准确的译名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和历史基础。当代使用“教宗”称谓，既是对《拉特朗协定》精神的尊重，也符合天主教会在现代世界的自我定位。

以刚刚去世的教宗方济各为例，有“穷人教宗”尊称的方济各践行了“众仆之仆”的理念，其谦卑简朴的作风完全颠覆了“皇”字的封建意涵，继续使用“教皇”称呼方济各明显不合时宜。方济各可谓现代教宗的典范。

（八）译名国际惯例：

“名从主人”

一般汉译名有五大原则，第一原则“名从主人”。其实，这也是国际惯例。据《世界人名翻译大词典》介绍，外国人为自己选取的中文名字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起的；另一种兼顾母语名字的读音，例如利玛窦（Matteo Ricci）、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

修改国家层面的地名或个人译名在国际上均有先例。如，昔日国际上称呼北京为“PEIKING”，普及汉语拼音方案后，我国要求各国将北京改为“BEIJING”，立即获得世界各国的积极配合。韩国要求把“汉城”改为“首尔”中译名时，中国和海外华人也积极配合。如今年轻人只知道“首尔”中译名，只有中老年人还记得“汉城”旧称。

个人姓名方面，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中译姓就修订过。Sarkozy的原中译为“萨尔科奇”，后应法方要求，根据这位前总统之姓的实际发音，随即改为“萨科齐”。中法之间就是以“名从主人”的原则而对其中译名做的及时修改。

根据译名“名从主人”的原则，希望海内外华人社会各界注意和尊重这一学术原则及国际惯例。如：

St. Peter Square“圣彼得广场”应为“圣伯多禄广场”。

St. Peter Basilic“圣彼得大教堂”应为“圣伯多禄大殿”。

结语

关于教宗中译名统一的呼吁

希望海内外各界注意重视和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及国际惯例，尽快弃用远自/源自晚清的旧译名“教皇”。

在普世天主教信众及全球社会各界密切关注新教宗选举之际，希望梵方有关部门能汲取先教宗方济各2013年当选时中译名不统一的经验，在新教宗选出后尽早公布官方中文译名，避免再次出现“方济各/方济/法兰西斯”等多版本译名并存的混乱局面。

与此同时，希望海内外华文世界尊重普世大公教会和国际译名惯例，依循“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逐步弃用晚清以来受政治语境影响的旧译“教皇”，统一采用更符合教会本质的“教宗”。在推动译名国际规范化和促进跨文化对话的同时，通过中译名来展示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地团结引领海内外天主教界朋友。

参考资料

庄钦永、周清海，“翻译的政治：‘皇’、‘王’之论争”，WAKUMON 85，No. 18，（2010）PP. 85—125

艾儒略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的《天主圣教四字经文》，《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页157，371。）

艾儒略，《职方外纪》，“意大里亞”篇。

《世界人名翻译大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