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洋与回归：“长十八世纪”法国传教团本土神职的发展历程

纲  要

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颁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谕《夫至大》（Maximum Illud）已逾百年，奠定教会本土化永续发展的格局。然而，中国天主教会神职的本土化并非一蹴而就。如果我们尝试从历史追寻答案，18世纪初期所建立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及其解散后与之续接的遣使会传教团都值得我们关注。很长一段时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对是否需要本土神职、如何培养本土神职以及本土神职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都存有论争。长时间的“禁教”和大革命后欧洲传教士的短缺，使得问题的解决越来越凸显与急迫。鸦片战争前的一个半世纪，从耶稣会早期主张将零散的本土神职送往法国留学，逐步发展为由遣使会所主导的北京修院与澳门修院的相继建立，皆为本土教会培养亟需人才的有效手段。重新审视此段曲折的历程，可有助进一步理解“长十八世纪”的传教语境与法国传教团传教策略的变迁。鸦片战争后十九世纪法国保教权确立，教案频发，对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造成巨大冲击，但已然无法阻挡教会本土神职的培育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