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在蒙元时期的复兴

    唐太宗时，景教阿罗本来华，宰相奉命以国礼相迎，显然是件与政治外交有关的事情。在日后为唐朝效命疆场的军队里，不论将士，都有为数极多信奉景教的外国兵。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景教在唐朝的兴盛，多少与朝廷重视武功的政治方针有关。
    景教在中国的命运与佛教不同：佛教在唐武宗灭绝一切外来宗教后还能再度崛起，甚至成为社会主导力量，逼得当时儒家学者不得不吸收一些佛教学理精蕴，才得重振儒学颓风；可是景教却一蹶不振，以致逐渐消灭。这是因为由宋朝开始的政治导向就是重文轻武，不需借重西域的精兵良马，来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既便南宋在失去了大半国土后，虽然出现了少数像岳飞一样的民族英雄，整军经武力图振作，以求光复中原河山，但其整个朝廷政治气氛仍是主和派占优势。整个朝廷充满了只求偏安一隅的苟且心态。所以景教在两宋朝廷所管辖的地区，不能再度兴盛是可理解的。
    不过，与宋朝相邻的辽、金诸国，却极其重视武功，一直是以军事扩充为主。他们的强大军队中也招募有大批的来自西域景教徒。所以，他们所管辖的中国边疆地带，景教徒的数量依然很大；而且随着辽、金的政治势力南移，景教又逐渐回到了华夏中原。
    接着，蒙古帝国崛起，这个政权更以征服全世界为目标，军队收编了欧亚大陆各地英雄豪杰。帝国军队所到之处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欧亚大陆各种文化的影响。所以，在蒙古帝国所辖的范围内，所有的宗教都比较发达；后来，景教与许多不同的基督教派，也随着元世祖的军队进入了中国本土，遍布到各地。
    当时，中国内地的人民，对景教的一切早已淡忘，新来到的基督宗教被人称作“也里可温教”。这个教名所包括的不只是景教，还包括后来由孟高维诺总主教带来的天主教及其他的基督教派。不过，其中景教徒占绝大多数。
    当时，元朝中国本土境内的也里可温教徒很多。元朝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下，设有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佛教由“宣政院”管理。道教由“集贤院”管理；由于佛道两教的信徒比较，所以这两个部门组织较庞大，事务繁忙。属“院”级单位。也里可温教徒开始不多，没有专属的中央主管部门，后来因着信徒人数的增加，才增设一个组织较小的“司”级主管部门———“崇福司”；接着教徒人数仍继续扩增，最后“崇福司”又扩充为“崇福院”。与“集贤院”、“宣政院”鼎足而立。可见基督宗教———“也里可温教”在元朝的中国境内，是一个发展极快的新兴宗教。
　　元朝中国地区景教的领导中心在京城大都（汗八里），亦即现在的北京，在那里设有总主教区。当时，全国各地都有景教教堂，教堂都是由政府官员所建，而且政府还拨赐官田及民田的收入，作为各教堂的生活费用。全国的主教司铎都来自异邦。另外，也有一些独身的隐修士，根据文献记载，他们专务为皇帝祈祷。
　　福建泉州是景教徒最集中的地方。教徒大多是外国富有的侨民，尤其是亲王公侯等贵族居多。因此，信徒的影响力很大，社会地位较佛、道教徒为高。但汉人景教徒却不多，少数的汉人信徒也多属贫民、仆婢等。据可靠资料显示，当时人口众多的都市，像杭州、镇江、温州、昆明等地，每每都有三、四万景教教徒。
　　显然，当时特别热心的景教徒也会去耶路撒冷朝圣。1278年，京城附近一位名为桑茂的隐修士与山西省的马尔谷，相偕远去朝圣。他们到达世界景教中心的伊拉克巴格达后，马尔谷竟然当选巴格达宗主教，而桑茂奉派赴西欧天主教国家做巡回使节，并见到时任教宗尼古拉四世，接受降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