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诬告与宽恕治愈：枢机主教的亲笔信

若瑟·贝尔纳定枢机主教是芝加哥的总主教。他于1996年11月14日因胰腺癌而安息主怀。为帮助人们在内心深处享受天主赐给我们的非凡的礼物，枢机主教在他人生旅程的最后两个月为我们写下了这部书——《平安的礼物》。他通过自己最后三年中所体验到的被诬告、患绝症以及面对死亡的反思，公开而真诚地告诉我们，放松自己，把一切交托在上主手中是何等甘饴，这种内心的平安是上主恩赐我们的特殊礼物。

《平安的礼物》一书
作者：贝尔纳定枢机  译者：小则

以下所摘内容是关于若瑟·贝尔纳定枢机被诬告并宽恕治愈诬告者的一段真实纪录。

枢机主教的亲笔信

我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是诸圣瞻礼，我呆在家里，因为教区的牧灵中心今天不办公。天气比前几天冷了很多，但是并不影响外出散步。往常，像这种时候我一定会去散步的，可是今天我并没有去，我浑身乏力，这是胰腺癌的症状之一。除此之外，我感到后颈和双腿都不舒服，这是一年前所诊断出的脊椎狭窄引起的。

闲坐案头，我想，我总得做些什么事吧，因此，我决定写一封亲笔信来说明一下我为什么写《平安的礼物》这本书。这本书并不是我的自传，而是一本简要回顾我生命中最后三年的生活和传教事业的小书。这三年可谓岁月艰难，但同样洋溢快乐。1993年11月份，有人指控我性行为不轨，我对事实真相进行了辩白。接下来，在1995年6月底，我被诊断出患了来势汹涌的癌症。到现在，我已在准备度过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书中，我对这几件事作了反省。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到，“最好的时刻，也是最糟的时刻”，若此话照应在我身上，那么，说它是最糟的，是因为它带给了我羞辱、焦虑、害怕和肉体上的痛苦；说它是最好的时刻，则是由于我体验了修和、爱、牧灵感受以及平安。这些都是上主赋予我的恩宠，也是由于许许多多人为我祈祷、给我支持的结果。瞻前思后，我们能从中了解到，若我们能让天主来作安排，那么，祂会在弯弯曲曲的线条中直截了当地写出一切。换言之，这些反思是为了帮助其他人懂得，好事与坏事总是同时存在于我们人类的境遇之中。若我们能放松自己，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交托在上主的手中，则一切都将成为好事。

我给阅读此书的人们写下这封亲笔短信；你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陪伴我共同度过我生命旅程的最后阶段。我们每个人都将到达这扇大门，而我将成为我们中的第一个，看来，这已成定律，每个人都是被命定好的；但请你们牢记，我永远把你们记在心里！最终，我们又将聚集在一起，亲密地共融在我们深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内。

愿平安与爱赐予你们。

贝尔纳定枢机  

  

 面对诬告

1993年11月10日，星期三，正值我每年一度在纽约给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讲解多默斯·默顿（Thomas Merton）。当时，我与若望·奥康纳枢机主教（Cardinal John O’Connor）在一起，他告诉我一件正到处流传而令人恐慌的谣言：一位美国的枢机主教被指控犯有猥亵罪。这则谣传的根源不详，其含糊不清使人们看起来无甚价值，但同时也给人一种不祥之兆。

次日，当我回到芝加哥自己的办公室时，这则谣传已经进一步发展了。令我差一点晕倒的是，有人推测这位被指控犯猥亵罪的枢机主教竟然就是我！从我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中，我发现这起即将提出诉讼的案子已经家喻户晓并四处传播。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诉状，起诉我在辛辛那提（Cincinnati）当总主教时，曾对一位修生进行了性侮辱。

这则控告使我吓了一大跳，把我彻底压倒了。我试着不去理睬这些不肯定的谣传，而回到我的日常工作中去。但是，这起骇人听闻的控诉违背了我的最完美深刻的理想境界和我的全部奉献，它恶魔般地耗费着我的注意力。当我的助手们继续带些新增的、仍在到处散布的流言蜚语的详情给我时，真的，我整个思想几乎都被此事占据了，很难抽身去想其他事。我静静地坐着，自问一些简单的问题：难道这是天主为我安排的，要我去面对的事吗？我明知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诸如这些诬告我的事；并且，我意识到，伪造的指控，不也正是耶稣亲身经历过的吗？但是这逐步演化进展的噩梦，看来也完全是不真实的事，却发生在我的身上，这简直是不可置信的。

下午，芝加哥地区NBC电视台的玛丽·安·埃亨（Mary Ann Ahern）打来电话，说她手头有一份对她陈述此事的副本。这位原告的名字叫史蒂文（Steven），而新泽西（New Jersey）州一位专门受理对神职人员的性虐待罪行进行诉讼的律师将代表原告出庭。次日早晨，这起诉讼案就要在辛辛那提的法庭正式上诉。“他们宣称有史蒂文与枢机主教在一起的照片”，这位记者把她面前的一则新闻读给我听，这则新闻将从那间播音室里向全国曝光。

几分钟后，我们了解到史蒂文姓库克（Cook）。我尽量在自己的脑海中回忆叫此名字的学生的面孔，但没有一张脸跳进我的眼帘。一位职员告诉我“他是圣格里高利学院（St.Gregory’s College）的一位学生，现在已30多岁，得了严重的爱滋病。这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材料。”

史蒂文·库克？我仍然不能把这个名字与某张脸对号入座。根据现在声势浩大的谣传所提供的消息，就是此人宣称，在1975年，他被我领到了自己的房间，并被我强迫接受了不轨的性行为。因天主的名义，这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他要以莫须有之名指控我？然后，我回想起来了，我曾听说这同一个人曾经控诉辛辛那提教区的一位在圣格里高利修道院服务的神父。我开始推测，史蒂文会这样判断事情，可能是由于他没有得到辛辛那提方面满意的答复，他的律师就决定把我牵涉进去；因为正巧那时，我担任辛辛那提的总主教。到后来，史蒂文才告诉我这件事的原委。我想我曾诚心诚意地为学习放松自己和空虚自己而祈祷，天主的回答是否就隐藏在这件诉讼案后面？这些匿名的指控威吓给我烙上的难以抹去痕迹的猥亵罪名，是近年来，在许多神父身上不同程度地被指控犯有的一种罪名。在其他教区实施对神父进行性虐待指控的综合性指导之前，我就已经对芝加哥地区情况的发展加以监督了。这些程序已经很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应用。现在，面对这样的指控，我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向审议委员会提交这些对我的指控：这是此程序中的一部分。

当我要求召集者搞清楚现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的这起指控时，我感到深深地受到了羞辱。现在，千百万人们关于我可能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被指控犯有猥亵罪；在20年之前，我虐待了一位幼小者的信任感和他的身体。我的顾问敦促我对宣传媒介发表一项声明。我从自己办公室的窗口可以看见他们的宣传车正互相拥挤在卓越街的一头。

但是对于一个你素昧平生的人，对你从来没做过的事进行的控诉，你能说些什么呢？在此之前，我还从未像这样感到过罪恶的临在。但就在此时，在我灵魂深处，我听到了上主的声音划破了围绕着我的暴风骤雨在向我说话，我内心平静下来了。祂对我说：“真理将使你得到自由”（若8：32）。

我立刻就写下了以下的声明：“在我还没有见到状纸，还不知道指控我的罪名的详情时，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我现在直截了当地声明：在我整个人生中，无论何时何地，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施行过强暴。”

我决定，真理是我用来保护自己的唯一武器。我把这个声明给了那些等在外面的记者们以后，我开车经过大街回家。在经过今天这一事件以后，这条街看来既是熟悉的却又已经改变了。

真理要使我得到自由。我相信这话，并且我信赖天主。尽管为了种种理由，我还没有弄清真相，不过，上主允许这个考验发生在我的生活中。但我也有些吃不准，在我们这个充满了想象以及歪曲事实的文化中，真理之声是否真能被听见。我对天主的信赖使我再次确信，我现在所拥有的是事实，而且这个事实正是我迫切需要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纵使我走过死亡的幽谷”，它也必将是我的牧杖和牧杆（咏 23：4）。

 向世界阐明事实真相

事实极其简单，那就是对于控诉我的罪行，我是完全无辜的。这个事实给了我力量来面对每天晚上不断打来的电话，以及每晚10点钟芝加哥电视台就我对史蒂文·库克进行猥亵一事的大曝光。只有CBS地方电视台的比尔·科蒂斯（Bill Kurtis）提出了，在此大肆渲染的、极其可鄙的故事背后是否有可能隐藏着另一个故事，在那儿，人们可能会“找到”真正的贝尔纳定枢机主教。我知道有人想要整垮我，但我不能想象到底是谁会借用这种手段来伤害我。那天晚上，有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怀疑整件事是一件阴谋。我也对他坦言道，我也已有所嗅觉。

我着实感到有点生气，但也被搞糊涂了；人们根本不了解我，却会造出如此毁灭性的指控来反对我。看来，这一定是蓄意阴谋；因为这些指控决不能解释为，由于对事实无知而引起的误会。我最担心的是，这些对我人格的诋毁会对教会造成一种冲击。我作为教会领导，这个打击直接对着一件最重要的事，即我的名誉。如果我的可信性被毁之一旦的话，则我作为教会领导的能力亦将彻底摧毁。如果我的信徒相信我可以如所指控的那样胡作非为，那么，他们怎么还能够信任我呢？当这件指控案强加在我头上，整个办公室笼罩在阴影中时，人们还会信任我吗？

我决定以确信真理必胜的心态来面对次日。我一直在想，在这件案子中，我绝对不是唯一的被诬告所陷害的人。我的本能告诉我，这位指控我的年轻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拖累进了这件案子。我并没有事实依据来证明他在这场可怕的游戏中充当了抵押品的角色，但我清晰地感到了这一切。如果我的感觉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就像我现在一样需要恳切的祈祷。我心里产生了一种真诚的冲动，想去与他一起祈祷并去安慰他。

事实上，在案子归档后不多几天，我满怀诚意写了一封信给他。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律师一直没把此信交给他。信是这样写的：

当我仔细考虑这件案子时，我想到了你一定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昨天早上，我的脑海中跳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我能到你这儿来作一次私人访问，那一定会是一件大好事。我访问的目的完全是牧灵性的——向你表示我对你的关心，以及愿意与你一起祈祷。如你对我所提议的来访感兴趣的话，请让我知道；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来看你。……

第二天，11月12日，星期五，早上，对我的指控差不多成了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出版物上的头条曝光新闻。早上我念玫瑰经时，默想了痛苦一端，耶稣在山园中祈祷的奥迹。我对天主说：“在我65年的人生生涯中，我现在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祢那天晚上的痛苦和悲哀。”我同时询问上主说：“祢为什么让这一切发生呢？”我从来也没有像那天这样感到如此地孤单。

整个上午，我差不多都与我的顾问在一起，准备下午1点钟将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我踌躇满志，因为我已经收到许多支持我的信件和电话，其中包括教宗发来的极安慰我心灵的文件。

我的顾问们讨论了诉讼的整体情况，并提出了应对它们的各种策略。我们了解到 CNN 电视台有一个专题节目，称之为“失落圣宠”，每星期天晚上有一个小时专门把他们所发现的司铎们犯有性罪行的事件公诸于世。这档节目扬言要请史蒂文·库克作一次实地采访。史蒂文和记者将要向大众揭露出事实的“证据”——一本书与一张照片。由于这次采访实况已经在制作，并且他们准备在每半年召开一次的全美天主教主教团会议召开的前夕把它曝光，看来，这个计划是别有用心，且可把我的“案子”升级。

在结束我与顾问们的商讨会之后，我决定花一小时单独祈祷和作些反省。我正处在以前从不期待可能会产生的“空虚自己”的状态下，我愿意放松自己，并且把我以及整件案子都交托在上主的双手中。我意识到从我窗子望出去的这个大城市里，每天的生活是模模糊糊的；我也意识到了在下面的大街上又到达了一辆宣传车。在记者招待会召开前10分钟，我给一位老朋友打电话说：“整个早上，我都在仔细倾听我的资深顾问们的忠告，但我现在已决定跟了我的感觉走：即说事实的全部真相。”

在牧灵中心的会议厅里灯火通明，差不多 70个带着照相机、聚光灯和长长的电线的记者们，乱作一团地拥挤在一起。我能理解这些记者们，其中，很多还是我熟悉的和喜欢的呢，为了保牢他们自己的工作，他们不得不担任这“冤家”的角色。不过，我到这儿来，并不是来与他们“战斗”的，我只想真诚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但当我站到麦克风前面时，我感到，毫不夸张地说，我正面对着全世界，不过，我依然感到非常孤单。在那一刻，我会尽全力这样去做，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我做了42年的铎职，也为了我的名字和我的声誉。同时，还有一股内在力量涌现出来，我确信这股力量来自上主。这次公开的指控和询问，对我来说，是天主赐予的一大礼物。这时刻是痛苦的，但也是充满恩宠的，因为我在这时刻感到了许多人给予我的真诚的爱和莫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灵修成长的时刻，由于这些天来不断发生的事情，我深深感到了自己完全进入了心灵旅程的一个全新阶段。

当整个过程进行到一半时，房间里的紧张气氛开始缓和了。尽管气氛仍很严肃，但显而易见“真理解放了我”，正如天主曾许诺给我的一样；反之，这也使那些向我提问的人的姿态改变了。他们看来更少怀疑我，更少充满敌意了，他们已准备信任我，而不是不信我。不过，毫无疑问，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寻根究底和挑逗我。当站在第一排的一位年轻人大声问我：“你是否有过性行为？”时，记者招待会本已逐渐平稳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

我仅停顿了一会儿，短暂地体会一下横跨在我和记者们的世界之间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简明地说：“我自始至终过的是贞洁的和独身的生活。”绷紧的弦再一次松弛了。我能从这些记者的眼光中看出他们相信我的话。事后，有一位记者对我说：“我们当时就知道您说的是事实，枢机主教，但是，我们不得不问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呀！”次日，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的头条新闻就是“贝尔纳定说：‘我过的是贞洁的生活’”。

记者招待会一结束，我就回到自己办公室。我自忖，若这是一次折磨，那它只不过是众多中的第一波。事实上，在以后的一周中，我举行了14次记者招待会；每一次他们都被同一的动力所驱使。但在每一次会议上，信靠了天主的诺言，真理使我赢得了心灵巨大的自由。

撤销诉讼

过了100天，诬告的诉讼被撤销了。它们可能被描写是法律上的一次教训，而我宁可认为它们是灵魂上的一次深刻教育，我现在完全相信，事情的全过程确实就像我在过去三年的灵修旅程所经历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第一部是以诬告开头而以我会见原告并与他修和告终。我会在这本书的后面提到另两部曲，就是我被诊断患有胰腺癌以及我正在准备着死亡的来临。在我被指控的那段时间，我只是处在天主圣神三年教导的初级阶段；但在那一年接近尾声时，我并不能充分地预见这些。

尽管我知道我一定得保护我自己和教会，并且我一定会取得成功。但从一开始起，我就对我的律师说过，我不想上法庭，也不想追随“世俗”上的政策。其原因只是因为我不想吓住那些真正被侮辱过的人站出来。

我也早就决定了，在我为捍卫自己的尊严进行辩解时，不用教区的钱。教区的钱要用在教会上，而不是用在不能为教区作出任何贡献的事上。当这个决定一被大众知晓，一大批有威望的守法商行自告奋勇提供给我为辩护所需的无偿服务，包括我们已经用在各样法律事务上的开支。

当原告的“证据”公诸于世时，这件反对我的诉讼案也从内部彻底瓦解了。确实的，那些用来说明我和原告在一起的照片，只是一张集体照，那是辛辛那提的修生的集体照；上面，除了我和史蒂文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人。人们所宣称的我送给他的亲笔书，却连我的签字也没有。只在一个月之前，才决定有一个实行催迷术的人来帮助原告回忆我对他所进行的猥亵；而选中为我案子的原告实行催迷术的人仅仅进行过几小时的催迷训练。更有甚者，后来我得知，她根本不知道把史蒂文送到她处进行催迷的理由。

一切恰如拨开乌云见青天，我明白了对我进行指控的那些人扮演了一个不错的角色，他们努力促成了史蒂文·库克充当本案原告的角色。事实上，差不多在新闻曝光的同时，有些人，包括其他州的一位司铎，在当地的无线电广播中谈自己的观点时，就指出我有罪；最后导致这些事情急起直下追逐我。同样，就在那天晚上，由传媒传出此诬告和宣告把它们存档的那个短短的时间内，教区牧灵中心的电话都被“侵袭”了。6个不同的信息留在电话留言上。次日早晨，各个办公室对小道新闻感兴趣的职员都听到了这些信息。6个信息的主题都是说，我确实对那项指控罪有染，教区不应该冒险保护我。以后的结果表明，这些密谋者并没有得逞。

我的律师，特别是若望·奥马利（John O’Malley）和杰姆斯·塞利特拉（James Serritella），都是精通业务的专家，在他们的熟练操作和努力下，我被诬告的真相很快大白于世。尚且不谈那些隐含着的别有用心的意图，单对我进行诉讼，就可以在分裂教会和直接改变我的生活上起到巨大作用。

这件令人沮丧的诉讼案彻头彻尾是伪造的。我开始理解史蒂文·库克在整个场景中同样是一位受害者。我最初对于他产生的直觉，渐渐地越发肯定。1994年2月28日史蒂文主动向辛辛那提的联邦法院的法官要求撤销起诉。

使我更为震动的一个事实是，格里高利修道院的一位神父，虽不自觉地引起了这场诬告我的风波，但他确实对史蒂文行过非礼之事，并造成了史蒂文·库克一生都处于极其困难之中。这是我以后才了解到的。史蒂文在辛辛那提修道院里遭遇的短暂不快乐的经历，造成了他与教会的脱离以及陷入了一个混乱的生活习惯之中，他得了爱滋病并受着它的折磨，有一位好友在照顾他，他们住在费城的一所公寓里，并不愿意向外公开他们的地址。他是一只失落的羊，我作为牧羊人，我知道我应该去寻找他。

与我的指控者相见：原谅与修和

事实上，当起诉被撤销以后，我又举行了有关此事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次会议由CNN电视台发起。最初在开始发表诬告起诉时，也是这家电视台充当了如此显眼的角色。我又重回到排得满满的日常事务上。但不管怎样，我经常想到史蒂文。他是如此孤单，既受到病体痛苦的折磨，又远离父母的家和远离教会，到12月中旬，我深感这场闹剧并没有完全落幕，除非我能听从我的善牧的召叫去寻找祂的亡羊为止，我不断祈祷只希望史蒂文能接受我；这场被诬告的经历还没有结束，除非我见到史蒂文并能与他修和。尽管我没有一点点他的消息，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也想见我。

我既没有他的地址，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更没有想到会在马路上意外地见到他。于是，我就通过我的朋友而又是史蒂文妈妈的本堂神父费尔·塞赫（Phil Seher）与史蒂文的妈妈玛利亚联系上了。她回信给我说，史蒂文不仅仅愿意，并有一个真正强烈的见到我的愿望。我与斯科特·多纳休（Scott Donahue）神父在1994年12月30日飞往费城。查尔斯·博罗梅奥（Charles Borromeo）修道院院长杰姆斯·马洛伊（James Malloy）神父到机场来接我们，并驱车送我们前往修道院校舍。他安排我们在他那所坐落于欧弗布鲁克（Overbrook）郊区的修道院里见面。

当我们进入被白雪点缀的修道院操场时，我有些焦急：传统的花岗石建筑结构的校园，尤显宁静。修生们都去度圣诞佳节了。在主楼二楼的一间全是落地窗的大房间里，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史蒂文和他的同伴。我艰难地一再问自己一个不受欢迎的问题：史蒂文是否会如期来赴约？

约定的时间刚过了几分钟，史蒂文和他的朋友凯文（kevin）到了。我们握了手。我和史蒂文坐在一张长沙发里，多纳休神父和凯文分别坐在我俩旁边的单人沙发里。尽管史蒂文重病在身，但看来他只是有一点儿憔悴。我向他解释，我迫切想见到他只是为了一个理由，即通过私人的会见来使去年冬天发生的创伤性的事件划上一个句号。我只想让他知道我对他没有任何病态的感情。我告诉他，我想为他的身体和心灵的健康与他一起祈祷，史蒂文回答说，他决定来相见，只是想能为了那场他对我造成了伤害和羞愧的起诉当面来道歉。换句话说，我们双方都为了寻求修和而来。然后，史蒂文说他希望在我们继续交谈下去之前，先告诉我一些有关他生活的琐事。

史蒂文的声调和手势表明了他把自己的故事藏在心底已很长时间。他告诉我，当他还是很年轻的修生时，他被自己认作为朋友的一位神父进行了性虐待。他向领导控诉了这一切，但是修院的分管领导在看了他的报告后，并没有很认真严肃地处理那位神父的不轨行为。他感到难受极了，并离开了教会。这事发生很久以后，他与新泽西的一位享有盛誉的律师进行联系，试图用合法的举动对神父滥用猥亵的行为进行指控。这位律师把史蒂文介绍给另一州的一位神父，希望听到他的忠告。

尽管史蒂文只希望对他修院里的这位老师提出指控，他的神父“导师”却开始提到我，贝尔纳定枢机主教，并向史蒂文建议，若能把贝尔纳定枢机拖到诉讼案中，则史蒂文就一定能从教会那儿得到他想得到的任何一样东西了。这位“灵修指导”就是这样把我的名字推出来，鼓励史蒂文用一种合法的行为把我与另一位神父的名字说出来。他同样力劝史蒂文的母亲共同参与这一计划，并以送给她鲜花来说服她支持史蒂文的行动。就是这同一位神父1993年11月12日在芝加哥电台广播这件案子时，他阐述他的观点，认为我是有罪的。

史蒂文艰难地向我表达他怎样在这一个“极其可怜的心理治疗专家”（史蒂文这样描写他）的训练下，再次“重温’了我猥亵他的那个过程，随之，就把我送上了法庭。看来，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仍是混淆不清，并不能持肯定的态度。他的朋友凯文打断了他的话，告诉我们他总是在怀疑他的那位律师和那位指导神父。

我直视着史蒂文，他正坐在离我仅几英寸的地方，并说：“但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对你进行过性侵犯，是吗？”

他轻声地回答：“我知道。您能再告诉我一次吗？”

我凝视着他的双眼，说：“我从来没有对你进行过性侵犯。你知道这个，是吗？”史蒂文点点头。他回答说：“是的，我知道这个。为了曾说您对我有不轨行为，我愿在此向您道歉。”史蒂文的道歉极其简单，直截了当，但是令人深受感动。我接受了他的道歉，告诉他，我每天为他祈祷，并将继续为他的健康和心灵的平安祈祷。无可置疑，他正处在极不稳定的健康状态下。

接着，我问他是否愿意让我为他举行一台弥撒。起初，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结结巴巴地说：“我并不认为我有参与弥撒圣祭的要求。长久以来，我感到自己与天主及教会已非常疏远。”他告诉我，有几次当他在旅馆的房间里发现有圣经时，他总是把圣经朝墙上猛扔过去，以泄心中的气愤与所受到过的打击。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可能我更喜欢简简单单地念几遍经。”

听到这些，我迟疑了一会儿，因为我吃不准他将怎样对待我正从包里取出的礼物。我告诉他，我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对他施加压力，我只想揭示给他看我带来的两件东西。我说：“史蒂文，我为你带来了一本圣经，且已经在上面题了辞。但我能够理解你，并且不会强迫你接受它。”史蒂文用自己发抖的双手接过了圣经，把它紧压在心头，眼泪夺眶而出。

然后，我从自己的旅行袋里拿出了一只有100年历史的圣爵。“史蒂文，这是一个人送的礼物，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要求我有一天能用它来为你做一台弥撒。”史蒂文泪流满脸地对我说：“请您现在就做这台弥撒吧！”

在我整个司铎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证过比这次更具有深刻意义的修和了。我能用来告诉你这个故事的词汇实在是太贫乏了，实在不能表达那天下午，天主恩宠的力量是怎样在工作的。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天主的爱、原谅和治疗的明证。

史蒂文的朋友不是天主教徒，他问我是否也能参与弥撒。我告诉他这太好了。我们一起怀着无比的喜悦和感激之情到修院的小圣堂里去了。

多纳休神父和我一起举行了弥撒圣祭，庆祝圣家节。在互视平安礼时，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之后，我又为史蒂文施行了病人傅油圣事。然后，我说了几句简单的话：

“在每个家庭中，总会碰见互相伤害、生气和疏远的时候。但我们不会从自己家里逃跑出去。我们只有一个家庭，因此，在每一次发生争吵以后，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重新和好。同样的，教会是我们的心灵之家。一旦我们成了教会中的一名成员，我们可能会受到伤害，或与教会疏远了；但她仍是我们的家。我们必须为修和而不断工作，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事要做；而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所做的。”

史蒂文在分手之前对我说：“今天，压在我心灵上的重担放下了。我感到得到了治愈，心里非常平安喜乐。”我们曾预先约定好不公开这次会见的，但现在史蒂文对我说：“我多么高兴！我希望人们都能知道我们的修和。”他要求我公开这个故事。几星期之后，我在自己教区的《新世界》报上讲述了这次会见。在我送稿之前，我打电话把这篇文章读给史蒂文听，他说：“枢机主教，您是一位好作家，发表它。”

那天晚上，我们飞回到芝加哥时，多纳休神父和我都感到了心灵的光辉，这是那天下午的恩宠笼罩在修和圣事里的结果。我除了回顾善牧的工作不能再做什么：善牧放下了整个羊群，只是暂时的一会儿，为的是去寻找和治愈那只失落的羊。

这之后，史蒂文与我保持着联系，六个月以后，当他得知我患了胰腺癌时，马上给我写信；在我收到的第一批信中就有他的信。当他写那封信时，他离开这个世界只剩下短短的几个月，但在他的信中，充满了对我的同情与鼓励。他原计划在八月底到芝加哥来看我，但他病得太重了。1995年9月22日，史蒂文在他母亲的家里合上了双眼。临死前，他与教会彻底修和了。事后，当时在场的辛辛那提一位神父告诉我，史蒂文含笑地在病床上对母亲说，他领受了圣事，这是送给他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摘自《平安的礼物》（上海教区光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