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专访教区历史档案及文物处办公室主任（2）

叶家祺：档案和文物工作，每次都是全新的相遇

文化遗产和文物的保护有趣的地方是？

我经常和朋友们分享说，在档案和文物工作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次都是全新的相遇。每件单一的档案与文物都是独立的个体。试想像：两本一模一样的古书，一本内有教宗的签名，其保留方式及修复需求亦显而易见。

我们时常听到的“最少干预原则”，也是一种保护。接续上述例子，若以现代的手法修复一本古书，最终我们会看到一本十分精致的图书。但是这样反而破坏了该古书原本的呈现方式。所以，我们修复这本书的定位应是以最少的干预为方向，将这文物最真实和具有历史价值的一面呈现出来。

我认为，有时候看到文物的损伤为我们后人也是上了珍贵的一课。

关于文物修复呢？

基本上，我们每天都需要去审视和研究哪一些档案或文物需要修复工作的介入，当然我们要先为文物评级分类，判断优先次序，再开始研究整个修复的程序和过程。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做预防性的工作，默默守护我们的文献和遗产。

修复工作方面，每年我们约处理十多宗个案，每个个案都涉及一件或几件的文物。比如最近我们正在处理九澳圣母村内已损毁的圣像，当中有一件我们比较重视的，是一尊位于七苦圣母堂前的圣母像，是夏刚志先生捐赠给圣堂的，那尊圣母像肯定是值得保留和维护。

通常修复一件文物涉及的费用如何？

要视乎其受损程度、制作年代所使用的技法、所需的进口物料、修复师的资历和技术等，所以没有特定的标准。比如去年我们立案修复了两卷在圣若瑟修院使用的教材。它是一批约50多卷的醋酸菲林，由于受损情况（受潮、受热等情况）严重，而且醋酸菲林有别于一般的菲林，所以需要请拥有相关知识的修复师处理。要完全修复所有的醋酸菲林价值不菲，但菲林所承载的历史资料很珍贵，所以其价值也不能与金钱完全划上等号的。我们也在等待恩人能资助相关的项目，共同在文物保育工作上作出贡献。

到目前为止，您在修复工作中最深刻的是哪一宗个案呢？

应该是教区主教油画系列：位于主教府内历代澳门教区主教的油画，原本我们分了三期去处理修复的工作的。由于疫情关系，现时我们只做了一期，共七幅主教油画，到现在也未能继续去推进这个工作。在这次修复过程中，我们发现所有主教的油画犹如一个微型的艺术史。当中有不同世纪风格的画风与手法，亦有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画家，不同的物料与内容，画师对主教的理解，以及画师如何呈现该主教最特别的意义，所以每一幅画都会看到与别不同的信息，为我而言十分深刻。

此外，每幅画像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例如：画布断裂、颜料层剥落、画板爆裂，或有些受到高温、水浸、发霉等影响。

得悉您们最近也修复了圣尸圣像……

是2021年完成的。修复团队花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去修复圣尸圣像。教会中一部分的文物，包括圣尸圣像、圣爵等，其实是仍然使用中。而使用中的圣像，必然会受损的，比如受到天气温湿度的影响，特别是出游时对圣像的损害程度更甚。因为移动时或信友触摸时，会令圣像结构因碰撞而受损、接触位置脱色等。这些情况就需要请专业人士修复相关损毁物品。而圣尸圣像的枕头、祭衣、祭披等，便需要找专门制作祭衣的裁缝。

教会不是博物馆，她是旅途中的教会，要不断地活出信仰。所以这些文物的见证，需要每天重新呈现出来，不断更新它们的意义，才能让我们继续透过这些有形的遗产在新时代中延续这份恩宠。

为您而言，最具挑战、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我们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不能轻易用同一套法则应用到每一件事情上。每次处理新的个案，都会衍生出不同的情况及处理方法，要不断迎接新挑战。而且，在修复的过程中，着眼的不应只是用什么技术去拯救文物，而是反思这些文物承载了什么价值，我们又能如何把这些价值延续下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事。

目前我和团队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以现代的思维，技术和修复方式，为众多的档案和文物进行编目和保存工作，延续先贤先哲们的工作。我唯一能够非常肯定地说，即使我花毕生的精神和时间也是做不完这事的。但是能做多少便做多少，其他不堪当的部分就托付给天主吧。

（原载：号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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