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

2020年的最后一天，朋友传来尹玮玲（Evelyn）已离世多日的消息，大为震恸。2020年年初，妻子赴美进修后，告知我暑假将会飞赴圣母大学参加学术会议，闻此喜出望外，遂计划在圣母大学多待一段时日，一起去拜望尹玮玲和吉姆。彼时，尚未意识到疫情竟会愈演愈烈，以致最终未能赴美，更没有想到尹玮玲竟然山高水低已近，从此世间一别，唯有天乡再见。

初识尹玮玲与吉姆俩，是在其合作开设的《宗教社会学》课堂上。尹玮玲与吉姆合作开设的课程，应该是两人与社会学系范丽珠教授合作的研究项目，后来先后以中英双语形式出版（《当代世界宗教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中国》与《中国与宗教的文化社会学》）。他们在研究中透着一种脉脉的温情，深刻而细致。

课堂上，尹玮玲与吉姆一人负责讲一段内容。吉姆上课比较沉稳，一字一句娓娓道来，思路清晰，语速较为缓慢，深入浅出地引领学生进入一个个概念；为初次以英语来听讲专业课的学生，仿佛也没有语言上的障碍。而尹玮玲讲课则犹如倒豆子一般，讲起来眉飞色舞，非常具有感染力，语速较快，而且是越来越快。坐在前排的吉姆，则会偶尔提示尹玮玲要注意语速，有时是微微举手示意，有时则是轻唤一声尹玮玲。而尹玮玲则每每回以微笑，放慢语速。不过，尹玮玲常常故态复萌，语速不久又会恢复如常；往往一节课下来，吉姆要提示一两次。偶尔，尹玮玲也会向学生表达歉意，说自己总是沉浸在讲课中，而忘记控制语速。

次年秋季学期，尹玮玲与吉姆再次来复旦开设《宗教社会学》，我选择旁听，与二人有了更多的交流。吉姆邀请我去其住处与他讨论中国宗教。吉姆特别好学而细心，经常向我求证其理解是否真切，或是希望我能提供我的理解，以帮助他深化对一些概念或现象的认识。吉姆甚至学会一些汉字，希望借此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宗教精神。彼时的我在宗教研究领域还只是一个初学者，只能提供一些粗浅的看法。吉姆并不嫌弃我的粗浅，曾经还向一位朋友提及我对“仁”字的有趣解释。

每次进门后，尹玮玲都会给我倒上一杯水，稍作寒暄，就返回房间继续她的工作，常常能听到其敲击键盘的声响。尹玮玲偶尔也会参与讨论，有时候也会特别纠正我的发音。因为不少词汇都是少用的专业词汇，对于一个初入宗教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有不少难度。尹玮玲通常都是在我说完后，不漏声色地轻轻复述一次，而不是刻意地纠正。我一直非常感念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帮助。每次我在告别前，吉姆都会轻唤一声尹玮玲，她总是飞快地出来，然后两人一起送我出门。

研究生第三年的秋季学期，尹玮玲和吉姆再次来复旦开设课程。我和同学小谢几次一起去拜访他俩。我当时选修了不少宗教社会学课程，对宗教社会学稍有一些了解，所以通常去向吉姆讨教一些问题，而吉姆也将写作计划中的问题拿来和我交流，我从中获益良多。小谢则是向尹玮玲求教灵修学的问题。我们分别在两个房间求教，尹玮玲和吉姆总是不吝赐教，我们一去，他们就暂时搁置自己的写作，为我们两个初学者提供学术帮助。

我当时正在考虑出国留学的方向，尹玮玲还特意向我推荐了一些宗教社会学的项目，甚至要为我搜集更多的信息。我当时因为兴趣在圣经翻译研究，所以未能投身于宗教社会学。后来，尹玮玲执笔为我写了几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我虽然未选择宗教社会学作为自己的方向，但是多年来却常常喜欢以社会学来理解宗教，他们在书中提出的一些概念也一直在影响着我。

留学之后，我与他俩仍常有邮件往来。我的同学Cathy在美国与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我的同学小谢则在复旦受到他俩的不少帮助。待我留学两年后返回中国，因吉姆的健康有些问题，他俩已不再来复旦开设课程。多年来，虽然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只是偶有问候，偶尔也从朋友那里得到不少关于他们的消息。

尹玮玲与吉姆同我们这些晚辈交往，一直非常温和可亲，吉姆稳重而不失幽默，尹玮玲活泼伶俐。我们几个朋友不仅羡慕他俩在课堂上的相得益彰，也常常津津乐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甜蜜互动。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我偶然遇见他俩在散步，正停留在路口等红绿灯时，尹玮玲为吉姆整理围巾的温馨一幕。

从教十年来，常常念及尹玮玲与吉姆在研究教学方面对我所产生的影响，可谓山高水长，春风化雨。如今尹玮玲仙游远行，唯愿吉姆神形康健，期待有机会赴美探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