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女性的角色与贡献

于1962年到1965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成为了天主教会的新五旬节。此次大公会议也真正地揭示了女性的贡献和角色：应圣保禄六世教宗的邀请，23名女性作为旁听与会者（Auditors）参加了会议。不但如此，女平信徒也在大公会议更广泛的背景下发挥了作用。她们分享了对天主教会改革的关注，以请愿书的方式提出她们对大公会议的期望寄发到罗马；她们给主教提出建议，负责接待和联络的工作。在大公会议结束时，23位女性旁听与会者认为她们自己是大会取得成果的推动者。

为了解更多信息，本新闻网采访了教会历史学家海德尔（Regina Heyder）教授，她是最近出版的《女平信徒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诉求，报告与图片集》（Katholikinnen und das Zweite Vatikanische Konzil: Petitionen, Berichte, Fotografien）的作者之一。

海德尔解释说，保禄六世是第一位以大规模的方式任命平信徒旁听者的教宗，1963 年13位男性平信徒参加了大公会议。甚至在会议召开以前，天主教女性就已经请求准予她们参与大会。她们写信给主教和大公会议秘书处，建议与会者名单，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女平信徒与会的问题上成功赢得了一些支持者。1964年，在大公会议第三期会议开幕时，教宗表示欢迎女性与会者，当时大会总秘书处仍还在讨论该邀请哪些女性参加大会。一个星期后候选人名单才完成，几天后，第一批女平信徒旁听者抵达了大公会议会场。

在谈到天主教女性、天主教妇女团体和女修会在大公会议扮演的角色时，海德尔表示，在大公会议期间，女平信徒旁听者与她们的主教交谈，与非天主教观察员会晤，参加早晨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弥撒。实际上，有几位主教特意向这些女平信徒咨询。她们还参加了小组委员会关于《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中好几章的讨论工作，为宪章作出了贡献。

修女旁听者为关于修会生活的《修会生活革新法令》（Perfectae caritatis）作出了贡献。事实上，一些女修会在她们经营的招待所中接待与会者也对大公会议的气氛起了重要的作用。女修会的总会长们对来自各国的客人起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她们甚至和主教们交谈，交谈之中主教们也认真听取修女们的意见。当《礼仪宪章》获得通过进入实施阶段时，礼仪庆祝常常是在修女会院的小堂中进行。

有关天主教女性在大公会议上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海德尔回答说，是与重新界定女性的人格尊严以及在家庭、社会和教会中的地位有关。此外，她们也关注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在谈到天主教女性对大公会议的期望是否已获实现，海德尔教授表示，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天主教女性对大公会议就有著不同的期许。比如，德国天主教信友对礼仪改革非常满意，反之，英国的信友们更愿意保留拉丁弥撒。

当时，许多天主教夫妇在解读《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时，认为教会允许了人工避孕；然而，当保禄六世于1968年发表《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通谕后，证明他们这样的解读是不正确的。

此外，天主教女性一再表示，她们应该参与司铎的培育工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主教接受了这个建议。另外一个常被提及的是女性执事的问题，她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有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