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主教中文祈祷文与礼仪书及教理书起源的概述

    作为一名基督徒，每天都应当读经祈祷，诵读经文，参与各种礼仪圣事，求主赐予我们足够的智慧和恩典，使我们贴近主的至圣圣心，以战胜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只有时时依靠主，才能让我们保持一颗洁净的心，使我们平安地活在天主内，随时为耶稣作证。
    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传教士经过几百年的千辛万苦才将福音传入中国，许多传教士为天主的事业牺牲自己奉献一生。我们虽然天天读经，但很多人未必了解关于天主教中文祈祷文与礼仪书及教理书的起源，而这些又与传教士们息息相关。
    早在16世纪，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首先就是要熟悉中国文化，学习当地语言。那时天主教就其外在的结构，对教义的陈述，祈祷经文以及教会礼仪的仪式而言，使用的都是拉丁文，这就使牧道者难以施教。如何将基督福音广扬华夏，就是当时遇到的新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士们开始熟悉中国文化和民俗。为了福音的迅速传播，他们采取以汉学为基础，将福音文化本地化。为便于信友阅读和理解，以适应中国文化，传教士们竭尽全力用汉文译书著书，利玛窦、罗明坚著《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就是研究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帮助教士读认汉字，有力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使福传取得丰硕成果。
    因此，自明朝时期利玛窦、罗明坚神父来华传播福音开始起，就将教理的主要内容与需要诵念的祈祷文结合起来。由“信经、天主经、圣母经”开始解释信仰真谛，他们编著了大量中文教理书、礼仪书、祈祷经文备教友使用，为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1581年，罗明坚用中文写成了第一部天主教信仰著作《天主实录正文》，即《圣教实录》，此书极受欢迎且广为传播，该书采用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西方学者之间的对话的方式，用拉丁文写成，后翻译成中文，是一本要理问答，简明扼要地阐释了天主教教义。《圣教实录》为第一部汉文“要理”。1585年，罗公将《信经》译成了中文。1582—1588年期间，罗明坚又著了一本《中国诗集》，共58首，不少诗涉及天主教教义和道德的教导，该书1593年公诸于世。
    1586年，金尼阁神父根据利玛窦的原著改编的《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刊行。1583—1586年，利玛窦神父来华期间，首次系统地用拉丁文写成中文版葡华字典，德礼贤定名为《教理对话》。此书概述了利玛窦来华与文人学士谈话内容，很有针对性。利玛窦卒后不久，艾儒诺神父用中文著书《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是中文最早记述利玛窦事迹的著作。
    1601年，苏儒旺神父出版了《天主圣教约言》，这本“要理问答”和“护教著作”，文风清新，语言简洁。龙华民神父对于审定教友所用经文，功绩最著，160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天主教祈祷书《圣教日课》，利玛窦教给了中国信徒十诫、信经和最常用的经文，这些是每日要念的祈祷文，使用直至20世纪80年代。1604年，利玛窦《天主实义》在北京出版，这是中国天主教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次年又出版了《天主教理》，
    1614年，金尼阁神父回罗马上书教宗，准许在礼仪中行中文礼节，并准许以中文体裁翻译圣经，中国神父可以不用拉丁文而用中文举行弥撒圣祭。是年庞迪我神父著《七克》，痛言七罪之丑恶，复盛赞七德之美好。以七德克七罪，故曰“七克”，又名《七克真训》。又著《天主实义续篇》《庞子遗诠》。柏应理著《天主教百问》。
    1615年金尼阁神父著《基督教远被中国记》，这是欧洲人第一部叙述中国基督信仰情形的汉学书。同年，教宗保禄五世批准将《圣经》及弥撒经译成中文，便于以中文行圣事，传教士译出大量完整的中文译本。高一志神父的《天主教要解略》，内容反映了传统教义，并论述了身心德行、八福、七罪宗、超德和枢德的能力。高一志神父著书极多，如《圣母行实》《天主教圣人行实》《十慰》《修身西学》《神鬼正纪》《幼童教育》等都初刻于绛州。
    1617年，庞迪我与李之藻合作写了一本《耶稣受难始末》，风行教内，为教友在封斋期必读之书。1619年，罗儒望出版了《天主教启蒙》，该书以对话形式写成，面向乡村教友及年轻人。同年他又出版了《诵念珠规程》，并附有十五幅插图，首次将天主教艺术中国化。是第一部献给圣母玛利亚并详述念玫瑰经方法之作，利玛窦来华七年，即1619年面世，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基督团体在中国的信仰生活已渐成熟。
    李之藻作为明代三大天主教柱石之一，对中国初期教会贡献巨大，他在卒前一年编刻出版了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该书是耶稣会士用葡萄牙文写成的作品，面向年轻人和乡村教友，是一多卷小册子。1625年，在西安刊印了《推历年瞻礼法》，这一部书预告同年瞻礼，教会规定斋期，同时标明阴历和阳历。1624年毕方济译论灵魂《灵言蠡勺》。

    汤若望以介绍西洋天文学和修历书著称于世，但所著教理书也极受欢迎，《主制群徵》1629年杭州刻本，《真福经典》解释耶稣“登山宝训”，1634年重刻北京，名《真福八端》。1628年，李玛诺神父编写了《圣若瑟祷文》。多卷《玫瑰经》应归功于加斯东和费雷拉神父。《天主圣教诵念丛书》在广西武林刊印，其中包括不少于61种祈祷文，内容极其丰富。
    同年，艾儒略神父所著《涤罪正规》出版，这是为基督徒写的一部问答体作品，以十诫和七罪宗为进行良心反省的依据，忏悔罪过并得到宽恕，重获新生。鼓励人不但看到外在的罪恶，更忏悔罪并恳求主的宽恕。此书旨在说明反省的重要性，让人不断地反省并能悔过自新。1629年，又著一本中文版的有关弥撒礼仪的小册子《弥撒祭文略》，根据十七世纪的信仰制度和仪式，对如何理解和参与弥撒，作了实践方法的阐述。1641年他又在福州出版了《圣体要理》，阐述了圣体的来历和作用，以及领圣体的方式，预备圣体礼和感恩，附录“圣体前诵”“圣体后诵”及“耶稣圣体祝文”。他还著有《万物真源》《天主降生引文》《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口铎日抄》等。
    1630年，阳玛诺神父著《圣经直解》在北京刊印，为周年中各主日及节日规定诵念的圣经解释本，并附有遵守教规的思考，加入了耶稣受难及死亡的内容。1642年，孟儒望著作以《天学略义》最为重要，在宁波出版，教会常用的《圣号祷文》、《炼狱祷文》亦彼所译。查应理修士，1612—1644年在华，著书以《天主圣教百问答》《四末论真》影响大。
    1655年，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南怀仁和利类思神父整理出版了《圣教日课》修订本，称为“定本”，是一套几近经典的经文。1661年前后，潘国光神父著《圣体规仪》，述论圣体圣事的信条和仪式。著作还有《天神会课》《十诫劝谕》《圣教四规》《天阶》《未来吉凶辩》《十诫劝论圣迹》等。1656年聂仲迁神父著《中国礼仪报道》。
    十七世纪，利类思神父的工作最为卓著，中文修养极高，译著甚多。1640年，利类思利用由四川押回北京最有利的机会，将司铎最有用又常用的书译成了中文：《弥撒经典》《日课经》《圣事礼典》《圣教要旨》，都是圣经和弥撒经完整的中文译本，便于中国神父行圣事。1675年他又译出《司铎典要》与《司铎课典》，专为司铎用，包括周年瞻礼经文和一般圣教礼规，有关于耶稣瞻礼的日课经文，诸圣经文，诸圣宗徒和圣女瞻礼的日课经文。此外他著有《七圣事礼典》，是关于圣事的施行，为亡者作“安所”的经文，以及各种驱魔，降福的仪式与经文，此书名为《罗马天主教举行圣事礼节手册》。
    1675年柏应礼神父出版了《永年瞻礼》，供教友常年使用。1686年，殷铎泽神父著了《中国礼仪证言》。1689年，穆迪我神父著《圣洗规义》，解说圣洗圣事及仪规。1701年刊印了《济南方济各会事典》，其中有利安宁神父引入的祈祷经文“圣母七苦经”、“圣若瑟七苦七乐经”、“向方济各诵”等经文。
    1730年耶稣会副会长南怀仁著《告解原义》，论告解圣事，《善恶报略说》。1738年，冯秉正神父在北京刊印《圣年广益》，这是一部一年中每日敬拜诸圣列传的书，流传甚广。《圣心条规》为敬礼耶稣圣心的简要经文。1748年，南怀仁著《圣经广益》，1787年著《朝示堂规》，共18条文规，以规范教友生活，即在教堂奉行敬拜天主的各种礼规，及教友遵行的各种准则，以及1784年2月25日教宗颁布的若干训令。其作品不但让当时人受益，更泽及后世。
    1770年，贺清泰神父来华，供职清廷翻译工作。他在《圣经》汉译方面有相当成就。所译这部《圣经》全名为《古新圣经》，此书未刊，用官话翻译，仅北平北堂图书馆及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各有抄本一部。
    1912—1915年，献县教区耶稣会士刘斌神父著有一本流传至今的《默想全书》，实在是一本难得的祈祷默想之书。他还出版了大量著作，如《退思录》《圣依纳爵传》《圣方济各玻尔日内传》《圣伯多禄卡拉米尔传》《幼学袖简》等。
    特别在清末之后，中、西传教士中更是人才辈出，著录了大量教会书籍，报刊、杂志大兴，巨著林立，恕不能一一列举。各书志的刊出，以彰显圣教之昌盛。时至今日，当年传教士留下的祈祷文、礼仪书及教理书，教友们仍在诵念着，传教士所著译的中文经典，一直在广大教友中长期使用，借此传递信仰，弘扬基督福音。
    1967年方豪神父著有《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海光启出版社刊印，记述了几百年来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经历，是每位基督徒必读之书。
    1922年前入藏梵蒂冈图书馆的汉籍文献总计约1300余件，这些珍贵文献于2008至2014年用六年时间以任大援教授为代表的工作团队获准在该图书馆进行整理和编撰工作，将《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汇编，第一辑就有170项文献，第二辑的精典文献会更加浩繁。这也是中国福传事业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日之教友，一切莫忘传教士为创建教会的付出，他们的伟大成就，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