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国教会面临的复杂性环境和仁爱救助

就“正定教堂惨案”我没有做过具体的研究，但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比较倾向于将它看作一个个案。但这个个案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许多个案当中的个案。这就延伸出一个话题：天主教各个团体在抗日战争当中所付出的代价、所起到的作用、所做出来的贡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

一是国际格局的复杂性。特别是抗战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爆发，中日战争还属于一场相对独立的冲突。中国、日本与各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依旧存在。来华传教士又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日本军方区别对待不同国籍的传教区和他们所在的地方教会团体。

二是天主教会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法国政府和清政府所签订条约产生的结果：法国对于中国天主教享有保教权，还是生效的状态。历史材料并不能帮助我们还原所有历史事件的细节，就是因为其复杂性。举一例说明。我在研究天津工商学院历史的时候，在法国的外交部档案里面看到过几份相关材料，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罗马教廷不方便出面，请求法国当局出面保护在华的天主教各个团体，因为它也具有外交上的保教权。而日本对此的回应是要求教廷做出中立的表态。事实上来讲，罗马教廷在整个抗战期间没有做出任何官方的表态。这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可以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正定教堂惨案”中的文致和主教不是荷兰人，而是法国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当然这是一个假设。

我再举一个有关献县教区和天津工商学院的例子。同样的法籍耶稣会士，遭遇不同的情景。1937年9月，日本的6架飞机对献县进行轰炸，主要轰炸的对象是总堂的西大院。具体原因还须要研究，是不是当时教会的医院位于西大院？轰炸的结果是宝血会的会院部分被毁，当时的修女大多是加拿大藉的，非常幸运的是修女们正在她们的圣堂里面祈祷，而圣堂没有被炸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法国驻天津当局随后介入了这个事件，日本向法国做出了一个遗憾性的解释，法国外交档案里有相关材料。1937年8月初，日本轰炸天津各学校，把工商学院南边的小区都炸掉了，就故意的保留了工商学院。轰炸南开校区的时候，南开大部分建筑被毁坏，而附属中学的图书馆因上方挂着一面比利时国旗而幸免。

我因此将“正定教堂惨案”视为很多个案中的个案，须要放在一个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分析。

除了中国天主教会在战时遭遇所呈现中的差异性之后，整个在华教会在行动上有着一致性，那就是践行仁爱，这也是抗战态度上的一个宣示。

1937年10初，教宗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前往武汉。11日，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南京代牧于斌主教，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的各主教联合组织了全国公教战时救护总会，努力救护伤兵难民。全国公教战时救护会先后在各地设立分会。蔡宁总主教以圣座的名义到各地区给予鼓励。1938年1月22日，国民政府委员长致函蔡宁总主教嘉赏天主教会的善行。同一年，“天主教妇女战时服务会”在重庆成立，首批会员达1000多人，主要从事慰劳伤兵、生产建设、抗战宣传、文化等工作。各地方教会也着手成立分会。

1937年10月31日，蔡宁总主教发表告全国教会书《Inter Arma Caritas》,呼吁整个中国教会同心同德，虔诚地、不间断地祈祷，协手实行仁爱。要求教友们作刻苦、作牺牲，戒烟戒酒，节省开支，为抗战捐献，加强救助难民和伤员。要求圣堂的大门向难民敞开，教会房舍、传教士会院向伤员敞开。

在此全国教会动员之前，各传教区、各地方教会已经行动。1937年8月天津遭到日军轰炸之后，文贵斌主教号召教会各团体救济难民，教会医院收治伤员，西开地区天主教各学校收容难民4,000余人。天津工商学院的神父也在信教学生的帮忙下救济难民，1938年11月在学校操场建筑简单小屋，收容500名避乱的人。截止到1939年3月6日，工商学院共收容206个家庭，计1,173人，其中包括400孩童。所有的饮食都由校方提供，大学生负责分发食物与衣服。天津仁爱会的修女每周来校两次提供医疗服务。

1937年7月31日上海代牧主教惠济良（法国人）发表牧函，呼吁信徒发扬爱国主义，能上前线的上前线，不能上前线的在后方援助卫国战士，组成“辅助战线”，保护被侵略的国家。法国藉耶稣会士饶家驹神父组建了南市难民区，先后收容30多万难民。八一三事变之后，震旦大学将礼堂改为临时医院，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们承担起救助伤员的工作，先后收治伤员1400余人。

接下来，我略谈一下以于斌为代表的中国神职的努力。1937年7月22日，南京代牧于斌发表牧函，提醒教友们三项主要的义务。一是为和平和正义祈祷，各堂区行九日敬礼、举行弥撒。二、教友们要成为全民的模范，服从国家大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面参与抗战。三是践行仁爱。代牧区内所有教会学校和传教士驻地要开放门户，接待伤员，照顾难民，特别要照顾妇孺。1937年10-1938年5月期间，于斌奔走于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揭露日本的侵略真相，为中国争取外部援助。1937年12月15日，于斌发表致欧美朋友书，请求帮助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1939年2月再度赴美，与相关赈济机构接洽救济我国难民。
同时期，海外天主教人士，比如陆征祥和在罗马读书的中国神职全力宣传抗战，为国家争取外援。陆征祥在海外出版《益世》报。

仁爱是中国天主教战时的行动和所宣示的态度。传教士、中国神职、信徒所践行的仁爱不能完全被理解为人道主义援助，因为教会行动背景的信仰不应该被忽略。应该从一个更高的、从正义的角度来看战时天主教会的仁爱行为。
对于“正定教堂惨案”的回顾和纪念，唤起各界对于天主教为抗战作出的贡献给予一个更加公正的评断。教会战时援助不应该被历史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