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北藏族天主教 百年信仰今迎考验

    在人们的记忆里，一提到藏族就会想到虔诚的藏传佛教，然而在澜沧江两岸、怒江上游以及金沙江流域偏远的藏族村落，蓦然间你会偶见山腰间矗立着十字架的天主堂，天主撒在藏区土壤里信仰的种子，在开枝散叶。

云南迪庆茨中教堂始建于1905年，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云南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教宗格列高利十六世（Pope Gregory ⅩⅥ）授命设立西藏教区，并将中国藏族地区划归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清咸丰七年（1857），罗马教廷正式设立“西藏教区”（宗座监牧区），主教公署设于四川打箭炉（康定），任命巴黎外方传教会法籍传教士杜多（Jacques-LéonTHOMINES-DESMAZURES 1804-1869）担任主教。
    清咸丰十一年（1861），法籍传教士余伯南（Jules-Etienne Dubernard 1840-1905）等入藏未遂，便南下进入云南藏族地区活动，并设立“云南总铎区”。这些徘徊在西藏门槛上的传教士，在云南边陲开启了福音的传播，力图从滇西北传至藏区腹地，他们建立教堂、发展信徒，在强大的藏传佛教势力中，极艰难地存在着。
    信徒虽少，但也为信仰藏传佛教的百姓所仇视。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条件的不利是阻碍天主教在藏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天主教与藏传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藏传佛教的轮回、业报等观点以及相关的神灵鬼怪驱魔打鬼仪式及许多宗教仪式都是天主教所反对的，而这些观点和仪式又都在藏区深入人心，成为藏族文化的特色，传教士们在传教的过程中，采取排他主义，贬低和抨击藏传佛教及其僧人，这也难怪为何藏人很难接受天主教。
    天主教文化与藏族传统的佛教文化类型各异，致使藏民认为天主教“与佛教不合”。所以，反对传教士在藏区传教，是异质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的结果。虽然天主教在藏区的发展步履维艰，但今天在藏区依然存在着极少数藏族天主教徒，这足以证明天主的奇妙计划。
    随着矛盾的叠加，终于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发生了“维西教案”，愤怒的群众焚毁了澜沧江、怒江沿岸的10所教堂，杀死了法国传教士余伯南和蒲得元，后清政府迫于压力镇压了这次运动，教会获得赔款得以重建教堂。
    外国传教士于1949年以后陆续返回了欧洲，之后藏区一直没有神父，只能由教友选出的负责人带领大家祈祷。时至今日，藏族地区的许多教堂仍没有神父驻守，一般情况下每一教堂的教友每年仅有一次机会见到神父，参与弥撒。由于神职人员的缺乏，导致教会组织的松散，圣经、教义知识缺乏及圣事生活方面的失序，教友们的信仰身份体认更多时候表现为每周的聚会祈祷和诵唱圣歌。他们祖祖辈辈一直诵念和吟唱着藏语的经文和圣歌，这是当年西方传教士亲自翻译和教导他们的。
    藏区天主教主要分布在云南德钦县、维西县、贡山县及西藏芒康县盐井，教友总数有4300人左右，其中德钦县1300余人，维西县200余人，贡山县2000人，盐井740人左右，有三位藏族本地神父及一位北京派往的内蒙古籍神父牧守服务。由于教友比较分散，从一个堂点到另一个堂点几乎要走两天的路程，四位神父远远满足不了教友们对神父的渴求。

藏族教友在教堂内祈祷

    近年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及农村人口城镇化和集中办学等多项措施，偏远山区的很多藏族教友为了养家糊口，纷纷外出打工。大城市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认知，对于教会传统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已不再奉若金科玉律，随着个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对于教会刻板教条且法律味十足的训导产生质疑，天主教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世俗化过程使得传统天主教伦理价值受到了极大冲击。许多藏族教友家庭不再坚持子辈、孙辈的领洗，另外，与非教友之间的嫁娶使教友一方因着配偶的藏传佛教身份而走进了寺庙。
    然而，藏族地区教会现状虽是世俗化导致的，但人是不能忽略心灵培育的，而信仰必定能坚强人心。宗教本质的神圣性，可以防止因物质、经济、科技和商业带来的人与人的分裂与疏离。在此指出藏区天主教信仰的各种挑战与考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清现实，想出应对办法，来坚固教友们的信仰，好能勇敢地去面对时代变迁中世俗化对信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