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歌可泣的河北天主教抗日救亡斗争

    河北省是全国天主教比较多的省份，教区多，教堂多，信教人数多。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河北制造了多起天主教惨案。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群日寇持枪冲入正定教堂，制造了主教、神父、修士9人被杀，若瑟女修会贞女被奸惨案。是年，日本飞机轰炸河间、献县一带，教会公用房屋被炸毁。民国三十八年（1939），日寇将被捕的天主堂神父、修士、教友24人处死。民国三十年（1941），日军把献县云台山茔地和菜园子所有的人都抓去，用汽车把他们拉到沧州城东40华里的地方，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杀死，然后，把尸体埋在日本岗楼附近的壕沟里。其中，有修士、贞女、传教先生、工友等19人。民国三十年（1941），日军和伪治安军、汉奸大队进入太行山区扫荡，在顺平县峦头村，用刺刀挑死了陈奥斯定总铎和李模儿神父，将尸体扔进火中焚烧。日寇还在东闾村和保定附近的南大冉、田各庄、张登等地，建起了高大岗楼。为解决修筑岗楼、碉堡所需砖块、石头，日寇强行拆毁天主教堂，并将东闾天主教堂烧毁。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其霸占中国的野心，公然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教会学校取下耶稣圣像，放置日本“天照大神”的牌位，强迫中国人包括天主教徒在内敬拜日本天照大神。强行要求一些天主教会为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圣战”举行祈祷，为战死的侵略军举行慰灵弥撒。在此情况下河北一些地方天主教教务几乎陷于停顿，就连教会学校也被迫停课。面对日寇暴行，河北天主教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斗争。河北天主教界同全国军民一起，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村长杨桂卿。河北省保定市东南四十多华里的东闾村是有名的天主教村。1942年，为了开辟工作，八路军武工队同东闾天主教会的副会长杨桂卿取得了联系，他的家成了武工队的联络点。1943年夏天，杨桂卿等教徒的抗日情绪越来越高，不但为武工队保密，还主动向他们提供情报，送粮米，给伤病员买药品，杨桂卿还卖掉了一些田产。由于汉奸告密，日军把秘密担任抗日村长的杨桂卿和另外几个抗日骨干抓到了张登据点里，毒刑拷打，杨桂卿宁死不屈，惨遭杀害，抗日政府授予他烈士称号。在他的影响下，东闾村出动几十人、上百人，背着粮食，推着小车在武工队掩护下，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把粮食、小土布送到铁路西支援路西斗争。他们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河北地区，一些教区亦有不少积极支持抗战的传教士与教徒。在献县代牧区，徐志远神父负责河间总堂工作。1938年初，河间县建立了抗日政府。1939年1月，日军占领河间县城后，抗日政府全体人员迁入徐志远所设的小学校内。他们把财政科的钱和账目交徐志远代为保管，一位姓苏的八路军政委还托他去买枪，对其十分信任。徐志远还带领学生们动员附近人民群众捐献给八路军。数日后，日军出城讨伐，徐志远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抗日政府报告。
    在永平（今唐山）代牧区，赵各庄教堂的许士魁神父也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抗日英雄节振国和他的同志们。
    在景县监牧区，黄古庄本堂神父赖洪锡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受到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好评。正因为如此，在八路军解放县城时，上级指示，不得进入天主堂，一定要保护好赖神父。1947年，当外籍神父被遣送回国时，只有赖洪锡能留在景县。
    此外，在抗战后期，昌黎县十里铺乡西山场村焦家山的天主教徒焦如海及其一家人，为掩护战斗在滦东地区的八路军电台，立下了很大功劳。西山场村是个天主教聚集村，其中的焦、付、张三姓在清光绪年间（1875-1909）因亲属、家族中有人信教，逐渐发展有百余人信仰天主教。焦如海一家住在焦家山，全家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焦家山的地理位置重要，周围大山环绕，山高林密，异常隐蔽，且距昌黎、卢龙公路不远，可进可退。为躲避敌人的“大扫荡”，1943年冬天，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和中共冀热边区特委的机关报《救国报》的编辑部、印报所、收报台和后方医院，从滦河西转移到这一带。电台就设在焦家山的焦如海家。焦如海一家人很本分，忠实可靠，群众基础好，又独居一处，不太引人注目，电台设置在焦如海家，可避开人多眼杂之忧。焦如海一家人爱教、爱国。对日本入侵中国义愤填膺，很愿意为抗日做些事情。当游击队队长高庆与焦如海谈及此事时，焦如海说：“八路军看中了我家这个地方，就让大家来吧！要是能把日本鬼子早日赶出中国，我家豁出去也干！”焦如海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安设电台，在房后繁茂的大榆树上架起了天线。焦如海一家人除配合电台人员设警戒外，还把焦家山封了起来，不准西山场的人进入焦家山拾柴放牧，保障了电台的安全。电台每天接收电讯，在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河北民宗厅原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