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基督教首席研究员谈教廷、越南、古巴

    天亚社编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于五月廿七至廿八日在北京举办「当代中国天主教会发展」研讨会，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首席研究员王美秀教授最近接受天亚社专访，介绍该次研讨会的内容及成果：

    天亚社：您觉得这次「当代中国天主教发展」研讨会有什么成果和意义？

    王美秀教授：这次研讨会是由我主持、有任延黎参加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的一个阶段性学术会议，是认识了解大陆天主教会现状的一次尝试，一次小小的努力，所以邀请了很多在一线基层工作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修女和信徒，与学者们坐在一起进行研讨。因此，会议讨论的题目比较接地气，范围也比较广泛。有的题目可能是第一次在学术研讨会上讨论。

    虽然会议筹备时间短，但与会者都能以学术的方式和风格发言、讨论，交换看法。不少发言都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鲜为人知的大陆部分主教在推动礼仪改革、中文弥撒、弥撒经书的印刷、普及中的作用；基督之侣的爱心活动；修生对修院教育的评价调研等等。

    会上还提到，有的地方领洗不久的信徒比世代教友家庭出生的信徒福传的热情高；现在举办的青年夏令营活动形式多样，活泼生动，但如何维持青年的热情则需要反思。

    关于中梵关系，讨论中提到，即便关系改善了，大陆教会还是由目前这些神职人员和信徒组成，发生大的改观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也有意见认为，教会的人员组成固然一时不会改变，但中梵关系的改善，能够为教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可以理顺教会内部的关系。

    中梵建交一定可以促进教会内部关系的理顺。退一步说，即便不建交，若天主教会的特性能被承认和接纳，同样有助于教会内部关系的理顺，推进教会为国家的发展、社会进步、道德建设做贡献，进而有可能促进中梵邦交。

    另外，根据我们近些年在基层的调研访谈，地方宗教管理部门工作的干部也希望中梵关系能够改善，进而减少基层管理工作中的阻力，促进各方面关系的改善，希望中梵双方通过良好的顶层设计落实这一重要工作。

    不过，就研讨会而言，会期还是略短了一些，这是令人遗憾的。假如延长一天，与会者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开展讨论，激发更多的观点交流。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家纷纷表示，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开展交流，共同受益，为全面认识国内天主教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而努力。

    近期统战部会议上提出宗教工作要「中国化」，以你的分析，这样对中国天主教发展有何影响呢？

    根据学者的研究，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各派始终认为，无论何时，《圣经》所讲的福音是必须一贯坚持坚守的，但讲解的方式是可以根据时代和地域做出调整和改变的。

    自古以来，教会就有本地化的传统，只是不同阶段教会强调的轻重缓急有所不同。自天主教传入我国，传教士就开始尝试用中文撰写、编译和出版教理书籍，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高一志、阳玛诺等人都留下许多作品，也培养了极少数的中国籍司铎。然而，遗憾的是，清中晚期来华的一些欧洲传教士混淆了自己的民族身分和传教士身分，丧失了「仆人」的谦卑素质，甚至在教会内部都引起中国籍教士的反感。

    一九一九年本笃十五世发表《夫至大》通谕，鼓励在传教区培养本地司铎。随后，意大利总主教刚恒毅作为宗座代表来华，积极倡导天主教本地化，成立国籍教区、国籍修会，鼓励教堂建筑艺术风格、天主教艺术表现形式吸收我国民族艺术风格，为二十世纪天主教会在我国的本地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步使用汉语做弥撒，九十年代中期中文弥撒推广实行。目前教会的圣乐艺术、绘画风格、建筑风格，包含很多很多中国艺术元素，已是不争事实。

    最为关键的是，现在大陆教会的神职人员全部是中国籍的本地人，绝大多数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中青年一代，是中国人自己在自主牧养管理教会。

    如果谈到天主教的中国化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觉得，那就应该是向教会内外和国内外张扬上述中国教会本地化的风格和特色，而不是其他。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的本地化也好，中国化也罢，都不应该失去其普世特点，否是就可能丧失其天主教特性和自我。

    我们认为，天主教的本地化、中国化自然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是个运动式的和短期的事情，否则会有麻烦。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普通信徒的心灵感受。譬如，信徒老太太就喜欢西洋画中的圣母样子，不喜欢东方妇女式的圣母形象，觉得中国妇女样式的圣母，可能与佛教中的观音菩萨混淆，可能导致信仰不真不纯，那就应该尊重她们的感受。

    研讨会的报道提到你和任教授进行了一场夜场讨论，关于「梵蒂冈与古巴和越南关系」。你认为梵方与这两国的经验可如何让中国教会借鉴？

    此次研讨会是由我们课题组发起，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和河北省天主教信德文化研究所大力支持，可我们俩在会上没有正式发言，于是便在晚上和大家一起简单分享了我们最近的一些研究。

    谈到古巴与梵蒂冈关系、越南与梵蒂冈关系，我们认为，不应笼统简单地概而言之。必须看到，这里的「关系」应该是个复数而不是单数。换言之，如果是单数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应该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外交层面；另一个是宗教层面。

    诚然，彼此之间相互影响，是有关联的。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若宗教关系正常，也能推进政治外交关系正常。当然，这需要政府、地方教会和梵蒂冈三方朝着同一方向努力，才能建立良好关系，三者缺一不可。古巴、越南和梵蒂冈关系的改善，都离不开这三方朝同一方向所做的工作。古巴、越南与梵蒂冈关系的改进均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任延黎最近关于古巴与梵蒂冈关系的一项研究，古巴一九三五年与梵蒂冈建交，古巴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继续保持了这段邦交关系。虽然经过五九至六一年古巴政府与天主教会之间的严重政教冲突时期，双方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至代办级，但梵蒂冈、古巴政府和天主教会后来都设法修复彼此的关系。

    教廷代办和有的古巴教会领导与政府领导成为朋友。古巴教会不断表达对古巴革命的同情和理解，甚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还以古巴主教团的名义谴责美国对古巴经济的封锁。古巴政府也应教会的要求释放过被关押的教会人士。

    七十年代初，以梵蒂冈国务卿卡萨罗利为代表的教廷官员访问古巴。一九九六年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梵蒂冈，拜会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九九八年，应古巴邀请，教宗回访古巴，明确支持古巴，强烈谴责美国的经济封锁政策。他大声疾呼，「古巴要向世界开放，世界也要向古巴开放」。

    二零一二年耄耋之年的本笃十六世教宗访问古巴政府和教会。二零一五年初，在现任教宗方济各的斡旋下，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接触。古巴政府和教会的关系持续改善。今年五月，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访问梵蒂冈，令人震惊地公开表示，他今后有可能重回教会。

    尽管如此，近些年，古巴教会对在国内的言论、出版和开展社会服务方面所受限制的现实，依然不满，希望得到改善。不过，总的来说，古巴领导人还是能够以看待一个宗教的正常心态来对待古巴天主教会。所以，古巴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越南与梵蒂冈的关系也是如此。根据我最近对双方关系的初步研究发现，一九七五年越南共产党统一南北越后，对教会采取了一连串的限制和打压行动，没收教产，取缔教会学校和医院，关停修院。

    但时隔五年，越南大多数主教依然获准前往梵蒂冈向教宗述职，如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主教一样保持与教宗的关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越南政府对越南天主教会的政策与做法时紧时松。进入九十年代梵蒂冈和越南政府开始就主教任命问题进行接触，经过长期耐心的努力，到九十年代后期双方开始就一些主教人选达成一致，并且由越南教会的主教为这些候选人进行祝圣。

    目前可以看到的有限资料显示，双方就主教人选的选择和任命是非常谨慎、持续合作进行的。通常做法是，每年由梵蒂冈一方在征求越南教会意见的基础上从越南教会挑选出一些主教候选人，然后由梵蒂冈国务院外交部副部长带领梵蒂冈外交部和万民福音部的官员前往越南，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带领的外交部和国家宗教局官员就梵蒂冈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进行磋商，就其中某些人选达成共识。

    然后梵蒂冈代表团返回罗马向教宗提交达成一致的主教候选人名单，由教宗宣布任命，接着由越南教会安排祝圣。未达成共识的人选，暂且搁置。也就是说，双方的协商是在主教候选人的提名阶段，一旦双方商定名单，则由教宗宣布任命。这样既征求采纳了世俗政府的意见，又维护了教宗任命主教的宗教权利，两全其美，达至双赢。

    二零零七年越南与梵蒂冈成立「朝向外交关系的越梵联合工作小组」，双方的接触谈判，由临时协商的无机制方式转向有固定交往机制的接触方式，由单纯的讨论宗教事宜转向共同协商宗教、外交关系。加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阮晋勇与教宗在梵蒂冈会晤，因此，这一年被称为双方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突破。

    二零零九年该「联合工作小组」开始正式运作，几乎每年一次轮流在罗马、河内举行会谈，迄今为止已举行过五次会谈。二零一一年双方同意教廷任命仅负有宗教使命的「教宗驻越南非常驻代表」，由此结束了几十年来没有宗座代表的一段历史，越南政府第一次同意接受教廷派遣宗座代表来巡视本国天主教会，教廷愿意接续以往曾经向越南教会派遣宗座代表的历史。

    虽然该宗座代表属于「非常驻」性质，但接受和派遣宗座代表这一举措，就是廿一世纪共产党领导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大胆创新。目前该「代表」已巡访过越南的每个教区。

    目前，越南和梵蒂冈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但二千年以后，已有好几位越南政府和党的领导人访问过梵蒂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总理阮晋勇于二零零七和一四年两次访问梵蒂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分别于零九年和一三年访问梵蒂冈。他们都先后与教宗会晤，并且与梵蒂冈国务院官员会谈。

    与此同时，也有好几位传统称作辅佐教宗的「亲王」，有枢机衔的教廷部长访问越南，如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主席埃切加雷枢机（1989、1990、2009）、万民福音部部长塞佩枢机（2005）、迪亚斯枢机（2010）和斐洛尼枢机（2015）。双方高层的互访增进了彼此间的理解与信任，有利于政治外交关系和宗教关系的逐步改善和对话的持续进行。

    在拉辛格担任教宗期间，他在不同场合分别会见越南总理、国家主席和越共中央总书记以及越南主教团时，都明确表示，教会的存在没有政治目的，不是要取代政府；教会鼓励教徒本着《圣经》和教会的训导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全国的统一做贡献，既做好教徒又做好公民。

    越南主教团也发表牧函，鼓励信徒积极参加社会建设，为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贡献力量。经过多年的努力，越南与梵蒂冈的关系、越南政府与教会的关系均有令人信服的改进。

    当然，这些变化与越南政府较大力度的「革新」、「开放」是分不开的。近年来，越南教会希望更多地参与国家的公共教育、医疗服务和慈善工作，希望政府可以归还更多的以前属于教会的教产，以便为日益增长的信众提供服务。

    不过，随着越南社会中少数力量要求实现更大的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越南政府对参与其中的个别天主教徒也心存顾虑，十分警惕。总之，我们认为，古巴和越南都能以正常的、国际通行的心态看待天主教会、看待与梵蒂冈的关系，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也是与国家和教会均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