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忘记的血泪史 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运动

日寇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这一段血泪史。同时，我们也应永远铭记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的自强不屈精神。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中国佛教界没有沉默，藏传佛教界没有沉默，一批爱国爱教的僧人基于爱国热情，也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他们以“大雄大悲大力”之佛教精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团结合作，超荐死难的军民，祈求将临的胜利，祷慰伤乱的安定，捐款捐物，坚持抗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主张大慈大悲的中国佛教界人士面对血与火的反侵略战争，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们认为抗日救国与降魔救世的宗旨不但不相违，而且极相顺的。抗战并非以战争为本质，而为抵抗外来恶势力的侵略战争。非自己发动战争，故中国抗战，乃是为除掉战争，止息战争而起来抵抗于战争。故抗战的本质是自卫的、和平的，为保卫全国人民及世间人类正义和平幸福而动的。中国为保国家民族而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

他们认为和平是人类幸福所寄托的，推而至一切生物的本身，也无不靠了和合平衡才能够存在，失掉了和合平衡，就要破裂溃败甚至消灭。但是人类中常有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以致和平被破坏，人类幸福被剥夺。在这个时候，要靠爱好和平的人士集中力量，反对侵略的行为，使侵略者知难而退，然后世界和平才能够维持，人类的幸福才能够增进。这与“和平为体，反侵略为用”，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是完全相符的，也是与我们目前为抵抗暴寇的侵略而抗战的精神完全相符。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佛教界包括藏传佛教界僧人身体力行,积极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需要指出的是，管当时日本并无专门的对藏机构，实际上满铁及蒙疆的特务机关承担了对藏秘密渗透及收集情报的任务。日方甚至提出希望西藏能够支持日本的战争事业，在亚洲“共荣圈”内要求西藏的合作。抗战期间还有数名日本间谍潜入拉萨，有的还以僧人名义混迹于三大寺，收集情报，蛊惑人心。但大多数藏族僧人不为所动，爱国热情不减。

(一) 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

1931年，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藏族爱国人士,尤其是藏传佛教界的僧人们，以他们在藏族人心中特殊的地位和影响，立即行动起来，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坚决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

同年10月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原为西藏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僧人)及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与西康诺那活佛、松朋活佛等藏传佛教界高僧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大会一致推举罗桑坚赞、诺那活佛等7人为执行委员，不仅积极参与组织抗日救国会,还与在京藏族僧俗一起发起康藏同胞抗日大游行,宣传誓死抗日救国，以激励民众抗日热情。

大会特别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同仁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除另电我六百万康藏父老兄弟姐妹，共膺斯义，为政府后盾外，特此电达，尚祈全国同胞以必死之心，救危亡之国。

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对组织和号召藏族同胞进行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激起他们真挚的爱国热情和誓死抗战的决心。

(二) 救亡运动中的藏传佛教僧人

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愤怒之余，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期间，他还多次派僧俗官员到南京，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发表了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活佛依照他的遗愿继续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胜利。

正在内地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便想到内蒙邻近东北，日寇早已垂涎，必然从中捣鬼，侵我国土，当即从海拉尔赴锡林郭勒盟，揭露日军的暴行，号召内蒙的广大僧俗群众奋起抗战，保卫家园。

1932年后,九世班禅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向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在巡视期间,适逢日寇企图染指我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他闻讯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罪行。

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现我军民时至忍无可忍，官兵义师前赴后继，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救国热忱中外皆钦，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藏传佛教僧人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虔诵藏经，广施供养，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藉佛力之加被，弥战祸于无形。此电充分表达了九世班禅的抗日救国热忱。

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还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自己亦晨夕默诵，未曾稍懈。如1934年5月13日至18日，他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宗旨为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

九世班禅还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早在抗战前夕，他就曾数次捐赠政府及军委会战马数百匹。1937年10月28日，他捐赠医药费3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11月8日，他再次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捐款2000元。为了祈祷抗战胜利，诅咒日本侵略者，他还曾捐款数千元,修建坛城。

1937年,全面抗战已经开始，九世班禅回藏无端受阻,在青海玉树忿郁成疾。九世班禅在重病中还想到康定召集全康高僧，启建大威德金刚降魔定乱大经,以仁慈之心求全国人民共免劫难。他在圆寂的前几天，得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忧国忧民，夜不能寐，不顾病重，即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希望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巩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国之大业。他还下令将所属部分枪支捐出以助抗战。

总之，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始终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