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洒热血救灾民——记正定惨案

    正定惨案是1937年日军对河北天主教会制造的一起严重惨案。正定代牧区主教文致和（Francois Schraven, CM，荷籍）及其他7位外籍传教士和1位外籍平信徒共9人被日军屠杀，震惊中外。

文致和主教

    正定代牧区作为河北省一个老教区，建立于1856年，它包括正定府、顺德府、赵州、定州，下辖正定、新乐、赵县等32县，主教府设在正定县城，由遣使会管理。遣使会是天主教的一个重要修会，于1625年创立于法国，会祖为圣文生（S.Vincent）神父，它以派遣会士到各地传教为己任，故名遣使会。自1699年始，遣使会士陆续至中国。1773年耶稣会解散，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由罗马教廷于1783年委任遣使会管理。1785年，一批遣使会士至北京，开始管理耶稣会留下的传教事业。1840年以后，随着耶稣会士重来和教务的发展，遣使会管理的一些教区让与耶稣会和其他一些修会接管。1949年前夕，河北省由遣使会管理的教区有北平、天津、永平、正定、顺德教区。
    正定代牧区刚成立时，由孟振生主教（Joseph-Martial Mouly）代理宗座代牧，孟振生委任其助理主教董若翰（Jean-Baptiste Anouilh）署理。1858年，董若翰被罗马教廷正式任命为宗座代牧。1869年董主教去世，由戴济世（Taglibue）继任。其后，代牧区主教分别由都士良（Jean-Bap.Sarthou，任职时间1884-1890）、包儒略（Jules Brugui  ，1891-1906）、顾其衡（Auguste Cogset1907-1917）、文贵宾（Jean De Vienne，1917-1919）担任。1920年，罗马教廷任命文致和为代牧区宗座代牧。1921年4月，文致和在正定由其表兄武致中（Guerts）祝圣为主教。
    文致和于1873年10月生于荷兰，1896年入遣使会，1899年晋铎。后来到中国，先在柏乡贾庄传教，又到宁晋唐邱、平山等地传教。1904年回正定担任教区会计职务。1908年被派到上海总账房，不久移至天津。1915年又回到上海接替布维耶（Bouvier）神父的职务。1920年回正定，任教区主教。
    正定代牧区在历任主教的领导下，教务发展迅速。为更好地管理教区，罗马教廷于1929年和1933年先后从正定代牧区划出赵县和顺德两个宗教监牧区，分别交由中国神职人员和遣使会波兰省管理。教区划分后，正定代牧区各方面教务仍有明显进展。至1935年，教区有外籍神父14人，国籍神父45人，教友48437人，望教者3458人，大教堂27座，小堂和祈祷所340座。然而，日本不久发动的侵华战争却打破了教区发展的进程，其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正定惨案给教区及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37年7月，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占领平津，之后沿平汉路南下，于10月7日开始进攻正定县城。很多来不及逃走的难民避居到正定天主教堂内。“天主教堂的避难者在前一星期统计就打破了二万大关，随着炮声蜂拥而来的，又将突破了前者的数倍。……东院全部为男人，西院大都为妇女，（内为养病院、养老院和婴孩院，而以修女主理之）。” 防守正定县城的国民党军队由于人少势寡，在与日军激战两天后，于9日晨撤离正定县城。9日早晨8点，日军从北门进入城内，挨户检查，大肆屠杀，“事后调查，足有两千多人作了牺牲。” 不久，日军冲入天主教堂，抢掠一些东西。日本军官也到堂里参观，“当场许下善加保护。”但当日军听说堂内藏有良家妇女，于午后径向天主堂索要，被文致和主教严词拒绝 。
    下午6点钟，有四五个武装日军上天主堂西院去敲大门，藉口搜查军火，实欲强拉妇女。时西院除三四十名修女、两三千名小女婴孩外，住有避难妇女两三千人。仁爱会修女亚纳玛利姆姆坚决不给开门，这几个日军只好他往。不久，一群更野蛮的日军来到天主堂大门口，又有数位日军前往若瑟会女修院。文致和主教闻之，立刻派夏露贤（Lueien Charny，会长，法籍，55岁）和贝德良（Eug   be Bertrand，帐房，法人，32岁）两位神父出去与日军交涉，无奈二人刚至大门口，即被日军锁押于门房小屋内。时值晚7点后，正是传教士用晚餐的时候，文致和主教及20余位神父、修士齐集餐厅，正吃晚饭，日军忽然闯入，用枪口对准大家，先绑了艾德  （Geerts，荷兰籍，艺术家，62岁）辅理修士，又绑了主教文致和（荷籍，65岁），有位毕先生（Biscopitch）是捷克斯拉夫人，自北平来正定修管风琴，因战争未能回北平。见主教被绑，上前阻拦，也被绑缚。接着被绑的还有柴慎诚（Brodover Croatie，副会长，奥籍，65岁）司铎，卫之纲（Wouters，小修院教授，荷籍，28岁）司铎、霍尼玛（Emmanuel Robial，苦修会士，法籍，60岁）司铎、泊林芝（Frinz，顺德教区修士，波兰籍，28岁）修士。日军把主教、神父等押出门外，连同门房锁押的两位神父共9人押上汽车，扬长而去。
    文致和主教誓死保护难民的做法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个人道德品质的真实写照。自他任主教以来，正定地区多次历经战争。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难民，文主教往往施以援手救助，教堂成了难民的避难所，传教区的住所也接受了很多难民 。七七事变发生时，文主教正在北京。出于主教自身安全考虑，有人劝其留在北京，静观事变。但文主教心系教区和难民，克服重重困难返回正定。及至日军南侵，形势愈加危急，北京外国领事馆致电文主教，要其率属暂避，以免受害。此消息传出后，在天主堂的难民人心惶惶，感觉前途渺茫。文主教听说此事后，当众宣言：“决不他往，决定率所属与其教民等共分患，虽赴汤蹈火，抛弃头颅，在所不惜。” 文主教与难民同生死、共进退的壮举安定了人心，鼓舞了难民活下去的勇气。在日军进攻正定城的过程中，炮弹横飞，文主教与难民避居一处酒窖，面对拥挤的难民，主教泰然处之，他以温和的笑容鼓励身边的每一个人，并不时查验他人是否安全。主教正是本着这种舍己为人、甘愿牺牲的精神，挺身而出保护难民，直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文致和主教等人被押走后，音讯全无，教堂多方派人打探，仍没有下落。12日，柏棠修院院长马鸣歧（Jean-B. Ramakers，荷籍）进城，听说主教等遇难之事，忧闷恐惧，不知所措。他请日军颁发一许可证，以便去定州会见定州本堂及总铎神父艾类斯（Louis Chanet）商量对策。但日军怕其恶行暴露，拒绝发放许可证。马鸣岐只好暗中派一个胆大教徒前去定州，向艾类斯报告此事。艾类斯于17日接到报告，非常震惊，急欲驾车赴北平报告，但日军不发放通行证。适有一阎姓教友任中华邮政视察职务，艾类斯利用他向北平满德贻主教传报此事，并派他亲自赴平。艾类斯自己则骑车南下，到正定调查此事。艾类斯胆大细心、沉着冷静，早就因善办军事外交而闻名。他于10月22日来到正定，即与日军交涉，仍得不到主教、神父们的消息。在北平，宗座驻华代表蔡宁（Mario Zanin）得知正定惨案后，不愿意正定代牧区没有领导，乃任命文贵宾暂时署理正定教务。北平代牧主教满德贻（Montaigne）则把此事件报告使馆，由使馆与日本交涉。日本在压力下，遂派遣日军司令官横山彦和日本司铎田口芳五郎来华，亲赴正定调查。
    至11月10日，艾类斯等人已渐渐知道，就在文致和主教等人被掳之夜，即在离主教府300公尺的木塔上被全体烧死。并在木塔底下拾到神父、修士们遗留的帽子、鞋子、小刀和圣牌等物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当局只得承认杀害主教等人的事实。艾类斯代表教会向日方提出5项最低要求：一是惩治罪犯，并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二是向罗马道歉谢罪；三是向各本国政府领事道歉谢罪；四是赔偿教区内之各种损失；五是在大堂前立纪念牌，并由日本画押签字。由于此时尚处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不想与西方国家破裂关系，在西方领事的压力下，日方接受了上述条件。
    11月22日，正定天主教堂为遇难的主教、神父举行追悼弥撒大礼，主祭者为文贵宾，辅祭者为日本司铎田口芳五郎，参加典礼者有正定日军全体军官及石家庄日本军官30余人，并有正定各机关要人、本城士绅，大佛寺的老方丈也在其中。日军同意并允许在主教座堂旁边立一纪念碑。数日后，碑已建立，是一块大理石碑，放在基础上，有二石柱支着，上有石盖，高2公尺，宽1公尺，碑上刻着“为纪念1937年10月9日的牺牲者”，下面是9位被害者的姓名，但日军承认犯罪、表示忏悔的话在碑上只字未提 。
    正定惨案中，遇难主教、神父等共9位外籍人士，这9人分别隶属于法、荷、奥、波、捷克5个欧洲国家。日军为什么只屠杀外籍传教士？难道他们不怕开罪于这些西方国家吗？对于这个问题，负责调查正定事件的日本军方代表横山彦的解释是：当时负责进攻正定县城的是日军将领香月的部队，香月秉承父职，手下一批士兵在日本时是江洋大盗，被国家逮捕，日本侵华后，这批人被从狱中放出加入行伍，戴罪立功。同时日军中也有一批朝鲜浪人，中国话极为流利。这些土匪原已野蛮成性，今移置前线，更野蛮数倍，香月也管辖不了，故有正定惨案的发生。樊神父在《遣使会在华传教史》一书中则认为，正定惨案直接罪魁不是日本人，而是日军所用的满洲人或朝鲜人。上述说法，实则都是为日本推脱责任。不论制造正定惨案的日军士兵究竟为何人，都属于日本军部领导，日本军部既使没有直接下达屠杀主教、神父的命令，但也以战争为幌子，公然默许士兵杀戮平民百姓。且不说南京大屠杀，只在正定县城被攻破后即杀害2000多平民。如果说进攻正定的日军士兵是江洋大盗，那侵略中国的整个日军更是江洋大盗。
    正定惨案中日军之所以抓走的全是外籍人士，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日军士兵知道天主堂是外籍神父说了算，他们提出寻找良家妇女的要求遭到拒绝，怀恨在心，就以抓走外籍教士相威胁，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当主教、神父被押走时，日军士兵曾勒令用300名青年妇女来赎，不然，便没有命。文致和大声应道：我是主教，就是死也决不能答应你们。日军恼羞成怒，便对主教、神父下了毒手。
    正定惨案发生在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一下子涉及五个欧洲国家，引起日本军方重视，为了平息国际愤怒，他们不得不派代表前来调查，口头道歉等。此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再不敢像正定惨案时大批屠杀在华外籍人士。一些外籍人士则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建立起难民区，庇护和救助了大批中国难民。传教士们也没有被日军的屠杀所吓倒，他们继续发扬文主教等人仁慈、博爱与不怕牺牲的精神，仍将各地天主堂辟为庇护所，广纳难民，保护了很多人的生命。
    正定惨案昭示了文主教等人爱人助人、勇于献身的精神，他们永远活在广大教徒和中国人民的心中！

    
    作者简介：李晓晨，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节选自作者博士学位论文《近代直隶（河北）乡村天主教会研究（1840--1949）》。

    参考资料：天津《益世报》、《遣使会在华传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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