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资料中的正定教堂惨案|Materials in Japanese concerning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2014-10-28 15:12:48 作者：松隈康史 (日本天主教主教团秘书处周报局编辑、代主编）Mr. Anthony Yasufumi Matsukuma
前 言
2012年6月，我得知荷兰“文致和主教基金会”希望收集有关一个日本人摄影师的资料。据该基金会，这个摄影师于1937年在河北正定拍摄了当地天主教会的福祉活动。虽然至今没能发现有关他和他所拍摄的电影纪录，但是《日本天主教新闻》（周报，1937年12月28日号）曾报道了类似的消息。
其笔者是天主教东京教区的田口芳五郎神父（Paul Yoshigoro TAGUCHI，后任大阪总主教和枢机）。他于1937年11月，就是文主教及其同伴被惨杀的一个多月之后，与日军“宣抚班”一起到了正定。身为《日本天主教新闻》社长的他，给该周报投稿了正定之行的报告，其中他写了“同行的电影班摄影了这个又美好又温馨的友谊情景”。
其实田口神父正定之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进行“友谊”， 而是为了处理正定惨案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我曾在（１）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电影中心[ 東京国立近代美術館フィルムセンター (The National Film Center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rt, Tokyo)]（２）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史料阅览室[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資料閲覧室（The Military Archives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３）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Diplomatic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４）大阪圣约瑟传教修女会[ 大阪聖ヨゼフ宣教修道女会(Congregatio Sororum Missionariarum Sancti Joseph de Osaka)] 等机构和团体进行调查，可是能发现的有关正定惨案的日文资料既少，且又都很片段性。但涉及到的机构不少，例如日本外务省、陆军(宪兵队)、天主教会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加上当时处理正定惨案的某位外交人员、陆军干部和天主教神职人员都留下了回顾录、日记、旅行记等私人纪录。虽然这些文章没有提到正定惨案的具体状况，但可以知道他们怎样策划暗中了结此惨案。
我不是学者，只不过是一家日本天主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因此我在此向各位学者、专家介绍的报告并没有学术研究上的水准。更且我收集的资料很有限，希望日后能有更多学者、专家能够发现有关正定惨案的日文资料。
日本政府对正定惨案的反应
1937年10月9日，文致和主教及其同伴在日军冲入正定府时被惨杀了。国立公文书馆[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管理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在其网站上公开着那时路透社(Reuters)报道的有关正定惨案消息（日译文），这译文被指定为日本内阁府的“极秘“资料。其内容如下:
上海(XHU)发(二十五日)上海路透社分社电
(一)北平发
据传达北平的迟延消息，荷兰人传教士 Schraven（人名以日文注音记述） 主教及其他荷兰、法国、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各国人八名，从平汉线正定府的法国天主教堂被绑架。详细尚不明。
(内阁府情报部一０·二五 情报第三号)[ 日文原文请参阅“资料(1)”]
同日，驻北平日本大使馆的森岛守人参赞(Morito MORISHIMA, Counselor)发电致广田弘毅外务大臣(后任首相)报告，驻北平法国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要求调查和救助正定绑架事件。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史料馆保存这封电报，其内容如下:
1937年 27034 略 北平 25日下午发电 亚洲、欧洲
本部 10月25日晚上收
广田外务大臣 森岛参赞
第896号
本官致天津电
24日法国大使馆通知，因得悉正定“天主教”教堂10月9日被所属不明的匪贼攻击，左面（原文竖写）的9名被绑架的消息，法方要求日军进行详细调查以及救助行动。但是军方因在开展军事行动中，估计没有时间特地处理此案，因此只好派遣教会人士去现场，让他直接与匪贼谈判。
Schraven（教会监督荷兰人）
Charny Bortrand Rybrial （法国人）
Woeters Geerts （荷兰人）
Bisckapitch （奥地利人）
Ceska （斯洛伐克人）
其他1名(与教会无关)
请部长转电给法方
请法方转电给奥、匈、波、斯国
部长已转电给上海[ 日文原文请参阅“资料（2）“]
这封电报的大意日后被转载到《外务省执务报告 东亚局 昭和12年》[ 『外務省執務報告 東亜局 昭和12年』 329-330页]。该报告还加了一个消息，是在东京的宗座代表于11月中旬提出的跟驻华法国大使馆同样的要求。
为了答应这些外交机构的要求，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对当地的日军托付进行调查，可是根据那本《外务省执务报告》，那年11月底为止日军没能得到任何有关的消息。
其实正如森岛参赞的建议，天主教东京教区的田口芳五郎神父于那年11月19日跟横山彦真少佐（Hikomasa Yokoyama）等日军“宣抚班”一起抵达了正定。当时的日本天主教刊物都以“宣抚班”的名称报道这个日军小组的活动，可是事实上他们是个调查小组。
日方提出的商定条件之来源
日军“宣抚班“在正定进行了传教士惨案的调查。欧方各种资料证明后来日军与当地教会以如下条件商定了:（1）支付”慰藉金“(森岛用这个词)（2）为教会的社会福利活动捐款（3）建立慰灵碑（4）举行追悼典礼。
据森岛参赞在战后(1950年)出版的回想录《阴谋·暗杀·军刀》[ 『陰謀・暗殺・軍刀』（岩波書店 1950年） ]，惟恐会发展成很大的政治问题的事件，森岛等当地的日本大使馆、日军的有关机关为了暗中处理这些事件，采用了如上的手段。森岛在《阴谋·暗杀·军刀》中回顾了于1937年7月发生的所谓”通州事案”[ 同书 127-131页]。森岛害怕此事案发展成一大政治问题，所以”打听当地军方各机关的意向之后，不做向（外务省）中央请训等一切手续”，而由他一个人负责与当地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下面的条件处理此事了。（1）正式谢罪（2）支付”慰藉金（3）“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供一块土地来建立慰灵碑。正好那时佛教的“西本愿寺的法主”从日本京都去访问华北，森岛计划了邀请这位高僧举行追悼典礼。
处理“通州事件” 的条件与”正定惨案”很相似, 我想森岛处理”正定惨案”时参考了 “通州事件”的处理方式，因为 “通州事件”发生在1937年7月29日，就是”正定惨案”发生的仅仅两个多月前的事情。
另外当时的日本陆军“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中将（Naozaburo Okabe）留下了很详细的日记[ 『岡部直三郎の日記』（芙蓉書房 1982年）]。虽然他于正定惨案发生的那天没有纪录任何有关消息，但在同年12月19日写下了与森岛参赞商谈此惨案的处理方法。其内容如下:
(1937年)十二月十九日（日） 天晴
森岛参赞来访。
商谈了在正定的天主教僧侣被害事件的事后处理。
决定
这事件已经由第一军处理了，以后不会发生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坚持如下方针。
1、 以方面军参谋长的名义表示哀悼之意。(对「天主教会」和其监督的法国对华机关)
2、 支付抚恤金 3、 在合适场所建立一座碑[ 同书 139页 日文原文请阅“资料（3）”]
关于冈部在此日记中提到的“哀悼之意”，文致和主教基金会在梵蒂冈发现了他寄给驻华宗座代表的哀悼文。此文件的日期跟冈部参谋长的日记日期一样(12月19日)。
田口神父保持沉默
与日军”宣抚班”一起赴正定的田口芳五郎神父（1902-1978）是非常出色的日本神职人员。他于1928年在罗马晋铎。31年回日本就当东京教区“天主教中央出版部”的主编和部长。根据田口枢机创立的大阪圣约瑟传教修女会的记载，34年3月到12月赴 “满洲国”，以顾问的身份为吉林教区高德惠主教(Auguste E.D. Gaspais) 服务。37年7月任命为《日本天主教新闻》(现在的《天主教新闻(周报)》)社长，同年10月以政府的命令赴中国北方，包括正定。38年2月回国后立刻当了驻日宗座代表的秘书，40年任命为大阪教区主教。42年应日本政府的要求，赴菲律宾当日军宗教顾问。他于1969年任命为总主教，73年选为日本人第二位枢机主教。
田口神父非常富于文才，所以他从华北回国之后不久就在日本天主教的刊物上发表了华北“慰问”旅行的报告文。他的报告均刊载在《日本天主教新闻》(周报／1937年12月28日号)和《天主教画报》第2号(1938年2月25日出版)，其内容似乎一样，可是全无提及文致和主教及其同伴，完全保持沉默。
在此简单介绍《天主教画报》的内容。
1937年11月15日，田口神父与天津的文贵宾主教(Jean De Vienne, C.M.)一起去北京。访问了宗座代表蔡宁总主教（Mario Zanin，那时蔡宁总主教不在）。
11月16日 到达保定。在保定有由圣母会办的医院和孤儿院。11月19日 到达正定。到处可以看到激战的痕迹。正定天主堂很雄伟。主教座堂可以收纳2千名，主教府和教区公署都在这里。这里还有发电站、印刷厂、制鞋厂和酿酒厂。另外有圣女会办的“仁慈堂”，这里收纳了1200-1300名的各种需要帮助的人们，给他们提供工作的机会。田口跟日军宣抚班和电影班一起访问这里。田口神父代表日本天主教徒向这里的人讲了有关日中友好的话。教区长代理的 Chanet 神父代表正定教会向日方表示感谢之意。
11月24日，日军和正定治安维持会准备了特别列车把避难到这里来的保定仁慈堂的孤儿们和圣母会的修女们约200名送到了保定。
田口神父写了他和日军宣抚班来到华北的目的是“日中友好”，也报告了很多当地教会的社会福祉活动。
有趣的是他没有写自11月20日至23日做了什么。其实日方在这些日子与当地教会进行商讨、为9名牺牲者举行了追悼弥撒。田口神父甚至提到了“教区长代理的 Chanet 神父”的名字，但关于文主教及其同伴一句话都没有写。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像田口没写9名牺牲者的理由。
11月25日，他可能到达石家庄。28日从石家庄做飞机到达太原。田口神父和日军宣抚班的有志将兵在太原郊外的玛利亚·亚松大修女(Sr. Maria Assunta Pallota, 玛利亚方济传教修女会)之墓前祈祷了。
比较详细的纪录
有关正定惨案的日文资料当中，最为详细的纪录是日本的傀儡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出版的《蒙疆天主教大观》。编者是天主教徒的平山政十（Masaju Hirayama）。他于1931年制作了日本26圣人殉道者的电影。《蒙疆天主教大观》主要详述西湾子、宣化、大同、朔县、集宁、绥远6个教区(代牧区)的情况，同时概述了全中国的天主教状况。在《蒙疆天主教大观》的402页有如下记载：
正定府代牧区 由遣使会管理
代牧Frans Hubert Schraven 文致和主教阁下于1873年10月13日在Roermond（鲁蒙德）教区 Lottum (洛特姆) 出生。在巴黎读神学，1894年9月27日进遣使会，1899年5月27日晋铎。1899年10月23日抵达正定府，1911年担任了驻天津的财务主管，1920年12月16日任命为Amyclae (阿米克莱) 教区的领衔主教和代牧,于1921年4月10日在正定府由武致中主教祝圣。1937年10月9日被杀死。
与文致和主教同时，省会长Lucien Charny夏神父（法国人）、财务主管 Eugene Bertrand 贝神父（法国人）、本堂Thomas Ceska柴神父（捷克斯洛伐克人）、修院教师Gerrit Wouters 卫神父（匈牙利人）、Antoon Geerts 艾修士（匈牙利人）都于10月9日被绑架且被惨杀了。
另外当时偶尔在正定府的熙笃会Robial神父和遣使会Prinz修士等也被惨杀了。
（部分人名、地名以日文注音记述）
平山记载了他们被绑架惨杀的事实，但与田口神父一样没有记载是谁犯下正定惨案，也保持沉默了。
平山跟田口一样，基本上从“反共”的立场记述了，因为当时的天主教会把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看作很大的敌人。换言之，当时日本天主教会的部分神长教友跟日军有共同的敌人，即“中国共产党”。这是日本教会在战时虽然被视为外国的宗教而受压迫，但还是与日军合作的主要理由。
尽管如此，平山在《蒙疆天主教大观》中很详细地介绍中国天主教会在教育、社会福祉方面的贡献。
宪兵队的秘密电报
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公文书馆）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有关正定惨案的宪兵队秘密电报。但因这是电文，只有要点，很片段性的。其译文如下；
秘电报 昭和一三·一·一四（1938年1月14日）
一·一三后 八·一○ 发 一○·○七收
方参二电第七八号 致次官、次长 甲集团参谋长（=冈部中将）
十二月二十七日 由仙台宪兵队长致当地宪兵队长通报 仙宪甲第一○一四号 关于在正定的传教士遭难事件，其真相及在当地的交涉过程是正如横山少佐所报告的。菅波中佐亦已反京，总之，请据此了解以及请透过宪兵司令部通知必要的情况。
我第一次看到这封电报时，以为横山少佐以书面报告过正定惨案的真相，可是似此的报告至今尚未能发现。后来我猜测横山少佐极可能是以口头汇报，为避免留下具体的纪录。
于同年1月19日，“次官”回电给甲集团参谋长。如下：
由次官致甲集团参谋长电报（暗号）
方参二电第七八号回电
关于事件的真相等，已经处理，首先向宪兵司令部的有关队员做了详细说明之后，通过仙台宪兵队长消除了当事者的误解。请了解。
此回电中的“当事者”是谁？什么是“误解”？希望日后有更多具体的日文资料被发现，藉由那些资料能够解开正定惨案的日方内幕。
结 论
据上述的各种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日方基本上对于正定惨案的真相保持沉默态度。一般来说，日方在战时没有留下日后会引起很大问题的负面纪录，加上在战争结束时具有负面的纪录大多被烧掉。关于正定惨案很可能当时的日本外交人士、日军干部也极力于消灭纪录及证据。所以在日本要解开这正定惨案的内幕是件相当困难的事。
Materials in Japanese concerning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Summary)
After receiving a letter in June, 2012, from the Msgr. Schraven Found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to CBCJ, I started researching relevant materials at various institutes in Japan about the massacre of Msgr. Schraven and his companions.
I have checked materials at the following institutions:
1) Films and journals of movie censorship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1930s at the National Film Center in Tokyo.
2)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Military Archives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in Tokyo.
3) Materials concerning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Diplomatic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in Tokyo.
4) Cardinal Paul Yoshigoro Taguchi’s journals at the Congregatio Sororum Missionariarum Sancti Joseph de Osaka.
The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Zhengding Church Massacre were not only few, but also were very fragmentary. Despite these conditions, it became clear that sever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ere involved, including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he military police,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Japan-controlled Mengjiang United Autonomous Government in North China.
Japanese government’s reactions to the Zhengding Church incident
I found a copy of the material of the Cabinet Intelligence Bureau (Naikaku Joho-bu) concerning the incident on the Digital Archives web site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That was a translated Reuters report dated October 25, 1937, sent from Shanghai. The report was filed as "secret" material. Below is the content of the report:
"According to a belated report to Peiping (=Beijing), Dutch Bishop Schraven and 8 persons, Dutch, French, Australian (Austrian?), Czechoslovakian and Polish, were kidnapped from the (a) French Catholic Church in Chengtingfu. Details are still unknown."
Morito Morishima, counselor of the Japanese Embassy in Peiping (Beijing) at the time, sent telegram to Koki Hirota,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dated October 25, 1937.
In the telegram, Morishima reported that on October 24, 1937, the French Embassy (in Beijing) requested that Japanese military authorities make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to rescue “Catholic” missionaries kidnapped on October 9 in Zhengding.
Morishima continued that Japanese military authorities had not enough time to do so because of ongoing operations. Therefore Morishima wrote “I think that the only way is to send Church personnel there and let them negotiate with the bandits.”
Anoth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OFA) document, “Gaimu-sho Shitsumu Hokoku, Toa-kyoku, Showa 12 nen, Dai 1 kan” (Annual Report of MOFA East Asia Bureau, 1937, vol. 1) quoted Morishima’s telegram and added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the Apostolic Delegation to China had also requested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e murder.
As Morishima’s suggestion, Fr. Paul Yoshigoro Taguchi of Tokyo was sent to Zhengding with a Japanese army investigation team in November, 1937.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s diary
On December 19, the Lieutenant General (Chujo) of 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 Naozaburo Okabe,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at the time, wrote about a meeting with Morishima in his diary.
Below is the content of the diary:
December 19 (1937)
Counselor Morishima’s visit.
I told with him about how to treat the incident of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 Zhengding.
Decision:
This case was treated in the 1st division (of the Japanese Army in North China), therefore, there will be no repetition of (this kind of) problem any more. (We) should keep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1. In the name of Chief General, express condolences (to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its supervisor
2. provide consolatory payment.
3. build a monument in a suitable place.
(“OKABE Naozaburo Taisho no Nikki” < Diary of General Naozaburo Okabe>, page 139. Fuyo Shobo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Fr. Taguchi keeps silence
Fr. Paul Yoshigoro Taguchi of Tokyo (later cardinal archbishop of Osaka) was the director of my weekly, the Nippon Katorikku Shinbun (The Catholic Weekly of Japan) at the time.
In the December 28, 1937, issue of the weekly, he wrote a detailed report of a trip to North China including Zhengding in November, 1937. The trip was part of an investigation led by Commander Yokoyama. In the report, Fr. Taguchi did not mention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murder of Msgr. Schraven and his companions.
This travel report was reprinted in “Nippon in Pictures” (The Catholic Pictorial Magazine) February 1938 edition with many photographs. The magazine was published by Fr. Taguchi himself.
In this magazine, Fr. Taguchi did not mention the murder either. I assume that Fr. Taguchi could not report the murder of Msgr. Schraven and his companions because Japanese troops were tied to the incident.
“Mengjiang Catholic Survey”
There is a book titled “Mokyo Katorikku Taikan” (Mengjiang
In the book, Hirayama noted the missionaries’ names and their nationalities, and explained “(they) were kidnapped on October 9, 1937, and were massacred.” However, he did not write who killed the missionaries.
Military police’s secret telegrams
I found a Japanese military police secret telegram that noted the murder of Msgr. Schraven and his companions on the Digital Archives web site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The telegram of the Kempeitai (military police), dated December 27, 1937, was very short. It only mentioned “Concerning the distressful incident of missionaries in Zhengding, Commander Yokoyama has already reported the truth and process of the negotiations there.”
Therefore, I could not learn details from the telegram of the incident, including who killed the missionaries. There were other materials referring to the Japanese military in Zhengding, but I could not find any record of the missionaries.
Yasufumi Matsuku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