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主的相识之路

与主相识

    对于天主，我好像从初中开始，就有了些模糊的印象。那会儿父亲爱看电影，尤其热衷二战题材，我也深受其影响。随着对二战电影热度的不断升温，我的观影量开始暴增，1998年，一部电影的出现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上主。这就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摄的《拯救大兵瑞恩》，电影里的狙击手杰克森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每次射击前总会念一段祈祷词，当第一次在二战电影里看到如此“另类”的人物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哇哦，酷！”虽然我并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更不知道他口中的上主是谁，但是我却着魔似的把这部电影前后看了十多遍，甚至经典桥段的台词我也能一字不落的说出来。也正是因为这部电影，让我的脑海里第一次记住了“上主”这个词。
    中专毕业后，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我来到了无锡一家装修公司打工，公司对面就是一所非常大的教堂，那时我并未太在意。独自在外的感觉对于只有19岁的我来说并不好，白天上班还好过，每到晚上独自一人住在公司宿舍时，情绪很快就会陷入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惆怅之中，为了不让自己过于孤独苦闷，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推开了那个就在马路对面，而我从来没有关注过的教堂大门。
    到现在我都非常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进入教堂的情景。推门进去，门口有一个募捐箱，上面的板子写着“神是灵，所以朝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朝拜”。进入教堂内部，眼前的一切让我呆住了：教堂很昏暗，但是依稀可以看到巨大的圆形穹顶上画着一些宗教壁画，透过旁边窗户偶尔可以看到一些鸽子掠过，两排长凳整齐地排列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在教堂的正中间，周围被点点烛光所包裹，旁边是两个小祈祷室。“这不就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教堂吗？”我喃喃自语，突然一股莫名的暖流从头顶直达脚底，我慢慢地挪到最后一排的位子上坐下，仔细地欣赏着这个只有在电影上才见过的场景。
    这时一个人拍拍我的肩膀，坐在我的身边，他开口问道：“你第一次来吗？”我谨慎地答道“是的。”他继续问道：“你是教友吗？”“不是。”他笑了笑，开始跟我聊了起来。虽然我很认真地听，但是根本就听不懂，出于礼貌，我没有打断，渐渐地我的耐心被这种略带折磨似的交谈摧毁了。我找了一个借口说要离开，他方才作罢，临走时他说要带着我做一个祈祷，并要我跟着他一起念。祈祷结束后我便匆匆离开了教堂。由于那时我年纪还小，所以这次经历并没有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信仰这颗“种子”是从我24岁才开始真正萌芽的。那时我正在找工作，简历投了不少，最后北京的一家传媒公司告知我去面试，而父母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由于求职心切，我不顾父母的阻拦，毅然踏上了北上的火车，而这也成为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到了面试公司，几番简单交谈过后，被告知录用，但是需要交1000元押金，此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于是借口离开。坐在楼下，满脑子都是父母在我临走前说的话，想了许久，为了证明自己，我揣着身上仅有的800元，开始了北漂生活。第一个月很快过去，我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我选择了在门口的便利店打工。工作的第一个月，对于我来说相当黑暗，借钱生活，拖欠房租，节衣缩食，但是我依然坚持着……
    工作期间，但凡休假，我就会拿着相机转转北京城，而就在此时，我再一次与上主邂逅。转到王府井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一间教堂，雪白的外墙，庄严神圣，遗憾的是，教堂没开门。拍了些照片后，向不远处一个女孩打听了下开门时间，正准备转身离开时，她把我叫住了，问我是不是教友，我仔细打量着她，随后摇了摇头。她问我介不介意聊会儿天，我答应了。她问了些关于我的情况，我告诉她在北京的遭遇，整个下午，她的话并不多，但很认真地听我说。7点左右，她告诉我教堂有弥撒，虽然我不懂什么是弥撒，但还是同意参与了。很快，她的朋友们来了，她把我介绍给了这些年轻人。进入教堂，她开始给我介绍弥撒程序。临别之前，我们互留了电话，同时我也记住了一个名字：方济佳。
    后来，她每周都会联系我去教堂，我也从没拒绝过。每次见面都是那么的亲切，每周末，大家放下自己的工作，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参加各种教会活动，我甚至忘记了自己在北京的悲惨遭遇，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岁末，圣诞节即将来临，在这之前，她和其他几个教友跟我聊了一次，他们开门见山地问道，是否愿意接受上主的圣召，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我当时被问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我很快就答应了。但是圣诞节当天，我突然反悔。当晚，由于教堂活动结束已接近凌晨，她给我安排了住处，把最舒服的床给了我，并给我打了一盆热水，让我泡脚，这一举动，让我感动许久。
    在北京待了不到半年，农历新年之前，我选择了回家，临走时，她送我一件礼物——《教友家庭要理问答》，价格不菲。她在北京的工作很普通，这本书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坚持要把钱给她，她并没有推来搡去地拒绝我，而是说了一句话“不要感谢我，这是天父让我做的，你应该感谢他。”听完这话，我愣在那里好久，也就是这句话，彻底解开了我所有的心结。
    回到西安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教堂，虽然弥撒我还是听不懂，但是我相信，上主一定特别拣选了我。2011年复活节，我选择了在西安南堂接受洗礼，当神父念到“方济各”时，我知道，这将是陪伴我一生的名字，巧的是，这座教堂恰好也是一座方济各主教堂。而对于“方济佳”，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深信她是上主派来指引我的天使。天主希望让我做一个像方济佳一样的人，善良、助人，用爱影响周围的人。

余家欢与扎芒村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将爱传递

    2011年7月25日，我以支教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了玉树州。我和另外四名队员被分配到了距离玉树州65公里的结古镇扎芒村小学。这里没有信号，没有自来水，一个月不能洗澡，虽然条件艰苦，但满腔热血的我却依然选择了背上行囊。
    因为在北京时，我在教会中得到了众人的帮助，现在重生的我，要带着天主给我的爱，去帮助那里的孩子们。因为主说：“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玛25：40）
    来到学校没多久，我就出了状况，因为体育课活动量太大，加之胃不舒服和身处4200米的高海拔，导致出现高原反应。因为学校条件有限，校领导已经做出了如果病情严重就直接送回西安的决定，因为好强，我“宁愿死在玉树也不回去”。最后校长连夜把我送到玉树州医院，两天点滴后康复了。

余家欢在写板书

    当我开始代课时，课堂一下子就成了自由市场，吃东西，交头接耳，打断我说话，调侃老师。用教棍吓唬，用惩罚措施，都收效甚微。
    后来我的嗓子出现了问题，期间我扔掉了教棍，也不再斥责和惩罚他们。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跟他们玩，消除他们对我因畏惧而产生的逆反心理。这里的孩子在牧区长大，汉语说的并不好，甚至有的根本就听不懂，所以我开始用肢体语言给他们解释课文里不会的词语，同时加上一些幽默的元素，逗他们开心，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了。
    一个月到了，临别前我告诉自己要笑着拥抱每一个孩子，当看着曾经被我揍过、骂过、拥抱过、亲吻过的孩子们排着队伍，伴随着《感恩的心》，泪水在他们幼小的脸上不停地滑落时，我实在无法强颜欢笑，泪水湿润了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