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利玛窦列品随想

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二零一零年为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为其铜像揭幕。

　　二零一三年三月天主教会教宗方济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几乎同时就职，开启了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新一届领袖隔空彼此观察、揣摩、认识的新阶段。新一届领导各自会对中国天主教会采取甚么政策是双方关注的焦点。虽然中国新领导就任后忙于处理各种国内国际大事，有关职能部门也未就国内天主教事务采取甚么大的行动，但毫无疑问罗马教廷的对华措施一直是他们的观察点之一。方济各教宗就任后任命的八位枢机顾问小组十月初在梵蒂冈第一次开会；九月初主管中国天主教事务的万民传福音部领导职务得到确认；熟悉中国天主教事务的梵蒂冈国务卿计划十月中旬到任，等等。至十一月，这些进展加剧了人们对梵蒂冈出台甚么样的中国政策以及出台的政策会得到中国政府怎样回应的期待。中梵之间会开启新一轮对话？还是可能出现新一轮不睦？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上海教区祝圣主教之后停顿的中国主教祝圣何时重开？这些问题至今未见有人敢于预测。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报告只字未提宗教工作，教宗方济各除偶然场合提到中国天主教会，表示为她祈祷外，似乎也没有表达更多的内容。人们不禁疑问，中梵双方均打算「萧规曹随」吗？双方启动对话还有希望吗？

　　紧接着，十二月十七日，二零一四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宗教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据专家分析，这是主管宗教工作的领导人谈论宗教对国家的重要性时第一次公开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结束不足一个月就传来马切拉塔教区已将利玛窦列品申请提交罗马教廷的消息，说明其列品工作进入新阶段。

　　利玛窦列品，对中国教会而言，无疑是件大好事。中国教会神职人员和教徒又多了一位可效仿的榜样、典范，而且是载入中国史册的名人。据明史记载，「自利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自利玛窦东来后中国复有天主之教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教）。」「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为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辈，首好其说，且为润色其文词，故其教骤兴。」「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非常有意思，这些记载表达了三方面内容：第一，利玛窦入中国后，传教士东来者益众，而且聪明通达，不求利禄，专职传教；第二，他们的著作向华人传播了新知识，备受欢迎；第三，利玛窦来华后，中国才有了天主教徒「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教）」，表明那时天主教徒拂晓起床，前往教堂或用作教堂的地方一起祈祷、望弥撒，但由于外人不解，以为他们如民间教派、秘密会社一般，天朝的担忧跃然纸上。这三点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利玛窦是把天主教带给中国的传教士；第二，他著书立说，传播西学，是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第三，利玛窦所传天主教，为不信仰天主教者所不解，担忧他们会带来麻烦，影响社会稳定。利玛窦逝世已四百年有余，可环顾中国，人们不难发现这三种观点依然流行。

　　首先，在中国天主教会看来，利玛窦不仅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知名传教士，历经艰辛万苦，终其一生为让中国人了解和接受福音而献身的意大利神父，也是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其次，在中国知识界看来，他是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是西方地理、数学等领域知识的传播者。再则，在防范「西方敌对势力」的人看来，他曾经是中西文化的使者，可以为他举办展览，他的墓地可以受到保护。可他带来的宗教是个高度制度化、自成一体，且领导中央位于中国之外的信仰团体，这令世俗公共管理当局极不适应，难免心生忧虑，纠结连连。这个天主教究竟是罗马的天主教？还是中国人的？她真的可以既是中国人的又是罗马的吗？中国信友真的可以既做好公民又做好教徒吗？

　　毋庸置疑，利玛窦是尊重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典范，是和平时代来华的传教士，受到中国教会的称道，得到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媒体的赞扬。虽然难以猜测当局对其列品一事的看法，但是可以肯定尊重中国文化和传统，尊重中国人，为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教会做出贡献的人，同样会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和赞扬。因此，利玛窦列品不该是甚么敏感的事。

　　利玛窦与徐光启在京密切交往三年，互为良师益友。在上海的徐汇区，有徐光启墓地、徐光启纪念馆，在徐光启公园还有当代人为他们一起做的塑像，显示出当代人对徐光启的赞赏，对中国和欧洲彼此开放的一段历史的纪念。有人理想地希望两人一起列品，以示对这对良师益友的赞美，对中西方历史上曾经互相开放的肯定。这本不应该是甚么敏感的事，因为两人生前彼此合作，同为教会工作，一起列品仅仅表达的是对一个意大利神父和一位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的中国士人对中国天主教会和中西文化交流贡献的纪念与颂扬而已。可是，今天的上海教区，谁来负责徐光启的列品工作呢？

　　无论如何，利玛窦是来华传教士，其列品工作由其家乡的教区负责，然后由罗马教廷审定。其启动、审定和宣布都发生在中国大陆以外，从理论和程序两方面都与中国政府无关。而徐光启列品则不同，徐光启是生活在明末的中国人，他的列品工作虽然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曾经启动后又中断，但今天启动必须由所属教区发起。那么，有人要问给徐光启列品得到主管上海教区的政府职能部门上海市民宗委批准了吗？有人接着会说，为甚么要批准一个将由罗马教廷审定的事项呢，是要表明中国官方同意上海教区接受罗马教廷领导吗？显然是不可以的。祇要坚持中国教会独立自办，坚持中国的宗教事务是中国的主权，就很难让徐光启列品一事脱离这样的思路和现实。

　　写到这里，笔者联想到二零零零年罗马册封中国圣人引发的批判活动。十三年过去了，今天回头来看当时的口诛笔伐，除了所谓履行公务职责外，实在找不出其中的任何正能量。如何避免对宗教事务、宗教活动做过度政治化的解读，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今天，倘若国内外各方均能正面接纳利玛窦与徐光启一起列品，那必将进一步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国国际形象的持续提升，也必将成为中国农历马年中国教会的一件大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