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风昂首 祭坛尽瘁(二)

临风昂首 毅然回国
    1946年这位热爱祖国，渴望振兴中国教会的莘莘学子，毅然辞去了弗里堡母校的诚聘，答应了田枢机回国的邀请。途经美国，有一女修院正缺一神师，拟请他担任神师，也为他婉言谢绝。
    当时正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刻，他像高尔基描写的海燕，“在茫茫的大海上，狂风在卷集着乌云，在乌云与大海之间，海燕象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当时，不少牧人美其名曰“保存实力”，丢下了自己的羊群，扔掉了手头的犁把，去寻找安全的港湾，流亡港台与国外，而他却临风昂首，高傲地飞翔，飞回了自己的祖国和阔别已久的牧场。召回了亡羊，栽培了留下的学子，献出全部的生命。

执教牧灵 一身二任
    回国后返晋探亲，维时很短，就应北平辅仁大学邀请，执教西洋哲学，并授课于文声大修院。解放后国立北京外语学校（即今天的北京外语大学）也有过他教的几届法语学生，奉职于国家的外事部门。
    1956年，被捕入狱，18年后刑满释放，送回原籍，继续劳动改造。于是田间地头都成了他广阔的牧场。锄地，割谷都可以办告解，听神工，他和牧民们建立了极其亲密的关系，但是帮他做饭，洗衣服却受到禁止。后来被聘到山西大学执教期间，还经常有人来聆听他的教导。
    田博士被聘入山大以后，被授予教授职称，他服从分配，勤于职守。先教公外，后教本系，最后又兼法语青年教师进修课程。他生活俭朴，自奉低廉。1984年学校为教授调整住房，他向校方说：“我单身一人，一居半就行了，不需要动，把大房子让给人口多的老师们住吧！”他的教学，他的操守，在全校留下普遍的好口碑，当他逝世殡葬时，山西大学党政工团，系领导均派代表前往圪潦沟送殡。他们看到人山人海的送殡者，感慨地说：“可见田教授不仅是一名好教授，而且也是一位好神父。”还有一位风趣地说：“俗语说‘和尚无儿孝子多’，确有道理！”
    1984年政府允许山西修道院复学招生，郭印宫主教和张若望神父来校同我们俩商量招生事宜。由我俩出题、考试、判卷、评分。开学后我们免费担任教学，他任哲学和哲学史，我先后任英文、大学语文、教会史。我们力主修生背古文、背范文，提高基础水平，创造吸收条件。第一届于88年毕业，54人全部晋铎，亦可谓之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结果，虽不应该，但至今尚无多大缺憾。
    第一届毕业后，1988年未允继续招生，田博士动员我和他一起去北京教区傅主教麾下工作，恢复“上智编译馆”，并在北京修道院任课。我们住在南堂，至西北旺上课，由于他的推荐，傅主教接受了我继续修道的请求，说我是“老兵新传”。因而我既是先生，也是学生。我把《电大英语》报社也迁到了北京，成为《中国电大教育》杂志的副刊，一身几任。以他领衔，我在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圣经诗歌全集》，据上海《文汇报》编辑孙振清说：“《圣经诗歌全集》是解放以来第一部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天主教会的书。”我们当然很高兴，由于我和中央电大《中国电大教育》杂志的主编李福芝先生在“学苑”出版社组织了一个“社科编辑部”。他任主任，我任副主任，我们准备出版一系列文化方面的教会书籍，如吴经熊的《爱的科学》，严蕴梁神父的《玫瑰集》等，所以我再三动员田神父把他的法文大著译成中文出版，并续写下册。于是请圣母会史旭光修士翻译，于1989年初译完，但由于有些古籍引文译意不行必须还原，他说他弟弟古文很好，可由他来完成，其弟接书稿于一周后，因眼病和没有时间而将稿交回。田神父遂托我处理，这是1990年3月，他因为北京修院没有给他排课，他返回太原，但他一直关心着这部译稿。写信给我说：“关于史修士的译稿，我返晋时交给了您，希望以您的生花之笔，加以修正润色，”“学苑”人事更替，改弦易辙，在此出版无望，上智也已停办。我只好各处联系，田很满意，曾给代理人一封法文感谢信，信中托我与代理人全权处理。为了办事周到，我曾邀请其弟与侄女同代理人在台湾饭店见面磋商，他们也很同意。但后来可能考虑稿费问题，遂改变初衷，将稿件强行要回。至今已逾8年，未能面世，我感到非常遗憾。今天在过他逝世十周年的今天，我实无法告慰于他。
    其实，出一本书，批准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筹集一笔资金，就为此我才求助外援，在台出版，不可讳言，此书读者面小，印数不高，成本必然昂贵，何来稿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