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民一家 天下大同

—— 天主教教友、作家、教育家、慈善家李家同的淑世理想

    “一个好的志工是不让受助人感激你，而是像接受朋友的帮助。”
    “如果一个人去世了，回想一生却没有做过善事的话，我想他不会快乐。”
    “心中有爱，就好比人在天堂。”……
    
    2013年3月2日李家同教授在石家庄为天主教企业家和大学生做了“事业·信仰·奉献”的主题演讲。演讲中，李家同分享了他做志工（志愿者）的经验，也谈及人类社会现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李家同教授，1939年出生在上海，1951年离开大陆，经香港到达台湾。高中时期受洗加入天主教会。他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教务长以及代理校长和静宜大学和台湾暨南大学校长。他曾经在德肋撒姆姆的垂死之家做过一个月的志工。近年来从事散文写作，提倡社会关怀。其作品传达出的关怀弱势群体的理念，引起台湾社会广泛的反响。除了教书、写作，他还身体力行，成立“博幼基金会”，为弱势群体的孩子进行免费课后辅导，被誉为为贫童服务的大学校长。他本人也被誉为“台湾的良心”、“台湾的勇者”。

志工李教授

    1957年，李家同升入大学，也开始了一生的志愿服务，每一次志愿服务都让他对慈善生活加深理解。当时，李家同到台北的监狱去服务。有一天，他又来到监狱，因为那天有领导来监狱视察，一个长官安排一位七八岁的小孩子去打苍蝇。孩子的父亲病重，他是为父亲偷面包而入狱的。李家同遂帮助孩子一起打苍蝇。过了一会儿，那个孩子突然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他，并开始哭泣。事后他才知道，小孩子从来没有感受到别人的关爱，看到有人帮他拍苍蝇，他才知道被人关爱是什么样的感觉。“从那时开始，我明白了一件事，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关爱，幸福就是一个人能够感觉到别人的关心、呵护，反之，就是最可怜的人。”那时，他能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小孩子的故事，让更多的人去关怀他。

李教授为德兰中心的孩子辅导功课

    李家同的另外一个志工经验，让他明白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尤其是母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在台大念书期间，他去台北监狱探访犯人，因为年轻，所以陪同龄人聊天，或者打篮球。监狱里有一个皮肤黝黑瘦高的年轻人，大他七八岁，由于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两人很谈得来，李家同就经常设法送很多书给他看。犯人每周有三次见客的机会，李家同探访别人时常因探访次数有限而不得见，可这位年轻人却总是可以见到。年轻人经常在他面前谈起母亲，讲述母亲的慈祥，还说母亲经常来探望他。
    后来年轻人要转到新店的军人监狱去服刑，当时李家同也因大学毕业成为预备军官。一段时间，年轻人被禁止见客一个多月。原来在服刑期间，他靠做工赚了一点钱，很少的一点钱却是他全部的积蓄，没想到被监狱长官偷走了，一气之下，他与这位长官大打出手，他也因此被痛打一顿，被关禁闭，而且24小时戴着手铐。年轻人谈到此事时，流下泪水，他又提到母亲，他说常常感到万念俱灰，唯独想到母亲，心情才会好点。李家同问了他家的地址后，骑着脚踏车去了年轻人的家。说明来意后，年轻人的父亲非常严肃地说，他早已不认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了，自从进监狱后，全家人早已和他断绝来往，并暗示李家同该走了。此时，李家同才明白，其实他的母亲从未去看过他，他所说的“母亲前来探望”全是他的幻想。
    李家同失望地离开，可是当他的脚踏车刚一转弯时，听到了后面的脚步声，是那年轻人的妹妹和妈妈追了出来，她们询问如何可以见到儿子。后来，他再去见这年轻人时总是因其见客次数用完而无法相见，年轻人写信给李家同，告诉他和母亲见面了。在李家同去美国留学前，他设法与朋友见了最后一面，这次朋友胖了，也有了笑容，因为他的母亲常常带好饭菜给他。
    李家同也经常去台湾的德兰儿童中心服务，孩子们在德兰中心生活得很快乐，修女们在小孩子的成长中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因此，在演讲中，李教授呼吁天主教会承担起这个责任，让那些没有爸爸或妈妈的小孩子能够感受家庭的温暖。
    有一次，李家同来德兰中心服务。晚上下雨了，小孩子们吵着要吃西瓜，但是修女们没有钱买，就对小孩子们说，我们没有钱买西瓜，你们向天主祈祷吧，天主会给你们西瓜吃的。果然第二天就有人送了好多西瓜来。“如果你真的做非常好的事情，不要太担心，天主会送‘西瓜’来。”德兰中心周围的小商贩常常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中心的修女，李家同开玩笑说“这些‘天使’不知人间疾苦啊”。“其实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是可以养活相当多的人。”李家同感叹道。如此在当代社会，同样可以出现耶稣五饼二鱼的“奇迹”。
    对于李家同，最深刻的一次服务是在德肋撒姆姆垂死之家。他曾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街道上，亲眼看到一个小孩子，用一只杯子在阴沟里盛水洗脸、漱口，最后盛了一大杯，痛痛快快地仰脖喝下去。还有一次，他和其他志工将垂死之家去世的人的遗体抬到火葬场，硕大的乌鸦飞下来啄食遗体。他去倒垃圾，垃圾中有死者的衣物，可还没有到垃圾场，一群小孩子就来抢，更有一大批男女老少在从垃圾堆里找东西。这些场景让他意识到贫穷的悲惨。德肋撒姆姆说，“除了贫穷和饥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孤独也是一种饥饿，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这次服务让他真正地感觉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贫困。在他的文章《让高墙倒下吧》中，他开始呼吁让心中冷漠的高墙就此倒下：“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心里筑了一道高墙，我们在高墙内过着天堂般的生活，而将地狱推到高墙之外。这样，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假装人间没有悲惨。尽管有人饿死，我们仍可以大吃大喝。让高墙倒下吧，只要高墙倒下，我们就可以有一颗宽广的心。”
    如今75岁的李家同教授，依然继续从事志工服务，“我的信仰让我非常喜欢去做这些事”，他从来不认为做了一辈子志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李家同的行为也慢慢影响到他的学生，开始时，他从未意识到他所从事的事是“志工服务”，直到后来他才发现有这个词。他从不深究做这些事的内在动力，因为他觉得这些都是他该做的事情，“不能说我喜欢，我就去做我喜欢的事；而是我应该去做我该做的事。现在该做而不做，将来也不会做。”他认为慈善并不全是捐钱，最重要的是陪伴、安慰这些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他在《陌生人》一书中提到，“如果你试着向陌生人伸出你的手，快乐与和平会排山倒海地来到你的心中。”

演讲中的李家同教授

成立博幼基金会

    李家同教授认为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成功并不代表这个社会的成功，国家贫穷，一个企业也不会经营得好，只有所有人幸福了，国家强了，一个企业才会好。
    因此，他身体力行，致力于弱势孩子的学习。他认为他之所以能够生活富足，事业上有所成就，并不是自己有多努力，而是他的家庭为他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他说：“大多数功课不好的孩子来自弱势家庭，功课不好，使他们长大成人以后，相对缺乏竞争力，缺乏竞争力的人当然又是弱势团体的一分子，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贫富不均问题势必越来越严重，形成恶性循环。”
    为了让“知识”带“希望”回家，1992年他成立了博幼基金会。博幼的工作是吸引弱势的孩子晚上来到这里，有专人督导他们的功课，让他们得到稳定的课业辅导。学生们每周一至周五放学后到辅导教室上课2-3小时，甚至周六也会安排他们前来，一切均免费，以减少在外流浪受到不良引诱的机会。
    如今，博幼已迈向了第11个年头，接受辅导的孩子从110名到现在的大约2600名，共有11个服务据点，也与其他机构或教会合作。
    在博幼的辅导老师都是带薪的，主要来自周围的大学生，而在原住民乡及偏远乡镇没有大学生时，就教给当地父母英文，以此来辅导孩子功课。从1998年2月开始全面实施这项计划，努力提升部落小区家长的英文程度。博幼可能是台湾唯一一家长期教授偏远小区家长英文的慈善机构。
    “尊重孩子的尊严，绝对不消费他们；不是对孩子进行任何施舍，而是在侍奉这些孩子们。”这是博幼的精神，恰恰也说明了李家同的人格与文章特质。
    在博幼2012年的10年总结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结语：“我们坚信‘这一代的种子是下一代的花，这一代的花是下一代的果实’。我们今天播种，社会总有一天会收获。”

李家同教授为石家庄的读者签名

作家李家同

    李家同的文学旋风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了《让高墙倒下吧》、《陌生人》、《幕永不落下》、《钟声又再响起》、《一切从基本做起》、《第21页》等书，《陌生人》一书是他的代表作。他的文笔简约，没有任何曲折繁复的叙事，在朴拙之中，却表现出故事强大的张力和多重隐喻性，读者看一遍就懂，越看则感触越深。隐藏在李家同平凡无华的文笔之后，真正触及人心的，是他宗教性极强的人道主义精神。李家同其人其文时常提醒着每个人，在自己心底就有一个“我们的”、“原来就存在的”、“必须实践出来的”良心。而且，这颗良心还具有普世性，因此它可以不只是爱自己，还可以爱每一个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
    在文风与人格魅力的交互影响下，李家同更是将打破散文和小说界限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惯常以第一人称叙事，读者会以为文章中的“我”就是李家同本人，但仔细阅读后又会发现那个“我”可能是一个弃儿、一位医生、一名远在巴西的年轻人……小说里的李家同与真实的李家同，二者交集在“爱人”的最核心价值上，让读者充满认同。

后记
    学术上的研究，从事教育事业，致力于慈善，使李家同获得荣誉无数，面对如此众多荣誉奖章，他却淡泊名利，不以为然，“获得荣誉固然不错，但最重要的不是国家社会对你的所谓认识如何，而是你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是什么。”他总爱说：“即使我们不能做一些伟大的、轰轰烈烈的事，最起码要做到对周遭的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