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生命 让爱延续

——耶稣会詹德隆神父谈遗体捐赠

    学过医、上过解剖课的人对提供遗体的人都会抱着极大的尊重，据说有很大一部分遗体来自死刑犯人，随着死刑的减少或者废除，遗体的来源越来越紧张。在此背景下，耶稣会中华省前任省会长、现任辅仁圣博敏神学院院长詹德隆神父不但发起捐赠遗体的活动，而且身先士卒，主动在有法律见证的情况下，签署了“遗体捐赠同意书”。
    “信德”记者申双英修女对詹神父作了专访，申同阳修士整理。以下记者简称“记”，詹神父简称“詹”。

詹德隆神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记：遗体捐赠是一个新颖而有挑战性的话题。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您要推崇的理念是什么？
    詹：遗体捐赠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为了医学的研究及医学院、系学生的培育。医学进步，需要好的医学技术和医疗方法，也要有好的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他必须对人的身体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在看了一些书和照片，甚至一些化学资料上关于身体的介绍之后，还是必须要看人的实实在在的尸体，通过解剖这个尸体，慢慢才会了解人的身体结构。现在医学系的学生们都需要做解剖的训练，现在是这样，50年前也是这样。
    但是一般人都会觉得最好用别人的尸体，而不是用“我”的。所以很多医学院很难找到足够的尸体用于教学研究。
    针对这个困难，我想，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在有的国家，某些人很穷，完全是靠社会部门来维持生活，每个月领一定的钱，或者住在政府所设的宿舍。他们的国家有个法律，这些人死了之后，他们的身体要给国家用。不过有一些人权意识较高的人，觉得这不是很公平。一个人他穷了一辈子，死了以后就不问他的意见，就用他的身体，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被利用。不过，很多地方还是这样子的。

    记：我是从医科大学毕业的，也学过解剖科，我所在的学校，供解剖尸体的来源大都是监狱的死刑犯。我们在解剖尸体时，能够很明显地看到那个弹孔。其实，为造福人类，遗体捐赠应该是主动的行为，那么现实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詹：目前很多地方已经没有死刑了，这也是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某些国家还在保持，比如美国的某些州现在还有死刑，不过早晚那种尸体的来源会没有。
    遗体捐赠应该进入更主动的趋势，应该是人们自由的选择。因为医学的发展、进步及医生的技术是很重要的，需要人们的重视和捐献来满足发展的需求。
    作为一个国民，我自己也可以考虑，当我死了之后，如果我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诸如传染病之类的，如果能够捐给医学界来做教学研究，我觉得也是我可以给社会做的一个贡献，而且我是自愿这样做，没有人强迫我。这个行动本身就有很大的意义，是很具体地表达“我”对社会的关怀。像我现在所服务的医学系里，学生就把这样的事情叫做“大体”老师，我一辈子没当过老师，死了以后我却能成为大学的一个老师，这也是一个尊称，因为学生会在我死的身体里面学到很多。
    当一具尸体运来，会有一个欢迎仪式。我们辅仁大学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会以一个天主教的仪式来欢迎这具尸体。当然如果是一个佛教的信徒捐的，那就会用佛教的仪式（就是用死者生前的习惯和文化来表达对死者的尊重）。欢迎仪式中，学生及一些老师都在场。一具尸体能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每次用的时候，都要鞠躬，开始之前要鞠躬，结束之后要再鞠躬。一年之后用完了，还有一个仪式，会请其家属前来参加。在学校的礼堂有更隆重的仪式，校长或院长致辞，学生也会致辞，所以家属都很感动。之后，学校也会负责举办葬礼，如果是一个很穷的人，还会替他预备好一个骨灰盒。尽管如此，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还是没有很多人愿意在死后捐献他们的身体。

    记：神父是位中国通，您一定了解中国人对“入土为安”观念的持守，遗体捐赠，恐怕不会被普通人接受。在台湾，遗体捐赠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又是怎么发展的？现在人们对这个接纳的程度如何？
    詹：据我了解，人们能接纳的程度还不是太普遍，医学院的尸体来源还是要靠政府来想办法，比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无家可归的人的尸体。
    不过，佛教信徒很积极，他们能接纳这个文化，他们看到社会有这个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死后捐献他们的身体。
    但是，政府对遗体捐赠有相当严格的手续，要当事人同意，要有见证人、公证人在场，公证手续有点复杂，所以，造成人们还不是太普遍的参与。
    我们同会的叶永根神父一直做残障方面的福利工作，两年前，他99岁去世时，也捐献了他的身体，当时还专门有人以此写了一条新闻，辅仁大学的学生中很多人都知道。

    记：你们耶稣会对这个怎么看？
    詹：叶神父不是第一位捐献者。耶稣会更早有一位法国的高神父，大概十年前就捐献了身体。
    对此，耶稣会支持但不强迫自己的会士都这样做。前年我作省会长的时候，鼓励我的神父、修士去办这个手续，所以，现在很多团体或个人都在做。2012年12月，我们大概有8名神父、修士签署了遗体捐赠同意书，请公证人到我们会院来印一些资料、盖章等，一个晚上就完成了。手续完成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卡片，当我突然间死了，我身边的人发现我有这个捐赠身体的决定，那么他们就会按我的心愿办好。我鼓励大家参与遗体捐赠，因此，在修会我要立一个榜样。在劝人家做之前，自己先做。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身体保持完整也表示对父母的孝顺。我们有些神父不想做捐赠，我们也不会勉强。如果他有参加遗体捐赠的这个卡片，我们就按他的意愿去做。

签着詹德隆神父名字的遗体捐赠卡

    记：遗体的捐赠是不是也包括器官捐赠呢？
    詹：遗体捐赠，身体是给医学院，不是给医院。而器官捐赠是另外一个系统，有另外的一张捐赠卡。
    谈到器官的捐赠，两个礼拜以前，有个教友周末避静，我认识了一位刚退休的大学教授，他跟我说，15岁的时候他的肾脏不行，经常昏迷，甚至濒临死亡。经过两次换肾，生命得到延续，而且看起来他很健康。所以，器官捐赠同样很有意义！他跟我说，第一次接受器官移植时，相关的法律不太健全，所以他知道是谁捐的。那是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因车祸去世的男孩子。后来，他与这家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到35岁第二次接受器官移植时，法律很健全了，只知道捐赠者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先生，其他就都不得而知了。
    我觉得一个人不管是捐赠了他的遗体，还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器官。从另一个更深的意义来讲，这个人并没有死，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着。这是很深的表达形式，完全是一个新的生命苏醒了。

    记：神父，您当初做遗体捐赠决定的时候，挣扎过吗？
    詹：没有，我觉得从开始就能接纳这个观念。我推动遗体捐赠有两三年了，在我们团体都讲过，讨论过。现在有了这个卡片，就有结果了。

    记：我们天主教会对这个怎么看？
    詹：大概1970年的时候，我曾经去过澳大利亚，那时我开始念神学了。有一次，我正好去听伦理学老师的讲课，刚好讲器官移植。他说以前天主教的伦理学认为，这是不可以的。活着的人，不可以捐献器官。因为，我们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我知道，中国把这个放在一个孝顺的范畴里，而最初的时候，我们教会可能把它当做这是天主所创造的，不能破坏它。后来，发现有更高的原则——爱德的原则，即为了爱别人可以牺牲身体的一部分，不过不可以牺牲自己整个的身体。比如肾脏有两颗，你捐出来一颗给家属或别人，救他的生命，这是爱的原则，他说这个原则是更基本、更重要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当然，如果人已经死了，就没有太多的困难了。这就像献血一样，开始大家很难接受，但很快发现献血对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并没有影响，接纳的人就多了。

    记：捐献遗体有更深的、爱的意义，包括生命和爱的分享，这是一个新课题，您怎么看？
    詹：现在，我们一般人都慢慢开始接受了。比如火葬，理论上我可以接受火葬，当真的去参加葬礼或去火葬厂了，看见他们把尸体送进去（火化），两个小时后，再用筷子把骨头放进坛子里，我看见那些骨头就很害怕，非常难受。但其实尸体在土里让虫子慢慢吃掉更可怕，只是这个我们看不到，也引不起我们的心理反应。
    其实这不是死人的事，是活人在心理上如何看待死亡。

    记：谢谢神父精彩的分享，这对我们很有启迪意义，在结束采访的时候，您有什么话对我们的读者朋友讲吗？
    詹：我想告诉学医的读者们，让他们在解剖尸体时，尊重别人的身体，尊重别人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他们是在践行一个高尚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