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天主 效忠教会
2013-02-28 10:32:42 作者:东方 来源:《信德报》2013年2月21日,7期(总第524期)
——访台湾辅仁大学校牧赖效忠神父
虽然年近六旬,头发花白,但红润的肤色、匀称的身材、轻盈的步态、飞快的语速都让人觉得他正值壮年。这是一位具有军人气质的司铎,一位执教鞭育圣召的司铎,一位深爱中国文化的司铎,一位想把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有机融合的司铎。他就是闻名遐迩的台湾辅仁大学校牧——赖效忠神父。
辅大新校牧
2012年2月1日,57岁的赖效忠神父被台湾地区主教团提名为辅仁大学新任校牧。
谈到校牧的职能,赖神父打比方说:“假如把学校比作一个堂区的话,那么,这个堂区的牧灵工作就归我管。校牧的主要任务是规划、整合学校的牧灵福传工作。”
在天主教大学里,大致可分为内外两大区块。外在的教育、生活由校长管理,内在的心灵方面的事情则由校牧负责。辅仁大学现有11个学院,48个学系及研究所,学生2.7万余人,其中天主教教友500余人。在每个学院都有一个宗教辅导室,配备宗教辅导人员,做牧灵福传方面的规划,比如读经班、慕道班,学生们可自愿参加。宗辅室的老师们负责基层的牧灵福传工作,校牧则帮助他们作规划整合,对他们进行再培育,并做全校性的礼仪服务。宗辅室与心理辅导是相辅相成的,不单单针对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也对所有学生提供各式各样的辅导。主要是倾向天主教方面的辅导,对其他宗教方面也做一些对话、交谈。在台湾,所有跟天主教、基督教有联系的大专院校,成立了一个共同的组织,与其他的宗教大学作一些对话交流。
赖神父在工作中
“作校牧比原来更忙了,因为除了牧灵福传外,还有一些行政工作,周末还需要回到300公里之外的台南东门堂区服务。虽然工作量很大,但有很多帮手,这跟做本堂神父不一样,本堂神父是一个人管天下事,在学校里则是天下人管一个人的事,因为学校有制度,有固定的职员。”赖神父笑着说。
赖铎圣召路
1、修院童子兵
1955年2月5日,赖效忠生于台南市一个世代教友家庭,他在家中五个孩子里排行第四。
父亲是空军军官,祖籍四川泸县,母亲祖籍山东青岛,于1939年迁徙台湾,定居台南。父母皆为虔诚教友,赖效忠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信仰熏陶。
“父母希望我修道,常常鼓励我,那时候我们常跟教区、堂区的神长接触,所以我自己并不排斥修道,只是懵懵懂懂的。”谈到怎样走上圣召之路,赖神父回忆道。
12岁小学毕业考入台南天主教慈幼中学后,同时也进入台南教区达义修院修道。除了白天在学校读书外,其他的都跟修道生一样,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参加晨祷、日课、弥撒,晚上回到修院还有灵修功课,主日则会到附近堂区参加较多的礼仪活动。虽然比一般的学生要累一些,但赖效忠很快就习惯了。
1973年夏天高中毕业,他进入台南碧岳神哲学院,修习哲学。两年后哲学课程修毕,入伍服役于陆军装甲兵团。
2、坦克车长
“当兵的两年生活很有意思,很丰富。进行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之后,让很多的青年从孩子变成了大人,更能吃苦耐劳,更能服从社会纪律,同时也锻炼增强了身体素质,对人的一生很有帮助。”赖效忠神父对于军旅生活颇多赞许。
在陆军装甲兵团服役时,赖效忠作为坦克车长,负责指挥战车。在经过六年的修院团体生活之后去当兵,使得他比别人更有团体意识,更不怕吃苦,更能忍耐、担待团体中的一些问题,也会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生活环境,这令部队上司很喜欢他。其实,与赖效忠一样从修院入伍当兵的修生在部队当中都很受器重,因为修院的陶成使他们的人格特质、修为都跟一般青年不一样。
“两年的义务兵经历,对我后来的修道生活很有帮助。在部队的日子很苦,所以更学会了依靠天主,学会用祈祷来度过比较灰暗的日子。在这种境况中,让我更多地去肯定我的信仰,肯定我的灵修生活,更接近天主,这是很难得的。人大概只有在痛苦和迫切的需要当中才会投靠天主,那时他会意识到天主是他真正的主。”赖效忠神父深有感触地说。
两年兵营生活结束,回到修院之后,修士们都有了非同一般的生命故事,大家互相分享,丰富了修道的内涵。
赖效忠神父在2012年梵二文献研习会上
3、神学博士
1977年年底,赖效忠从部队退伍,返回碧岳神学院,三年半后完成神学培育。1981年12月26日,由台南教区成世光主教祝圣为神父。
晋铎后,赖效忠神父服务于达义修院及永康天主堂,并任教于慈幼中学及德光女中,以修院教学为主,堂区工作为辅。在修院作为一名生活导师,赖神父管理小修生们的生活——日常起居、行为教育、品德修养等;在慈幼中学及德光女中教授“公民与道德”课程,是跟行为道德有关的内容;每主日则到位于台南郊区的永康天主堂送弥撒。
1985年春,赖神父受成主教派遣,到罗马宗座传信大学信理神学系就读,1987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硕士论文内容是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来探讨基督论,题目是:圣言和道。
之后返回台湾,接任达义修院院长职务,并在碧岳神学院讲授信理神学中的“神学思想发展史”课程。
1991年,台北的多玛斯神学院与台南碧岳神学院合并,定名为台湾总修院,当时只是制度合并,地方、人员并没有合并,赖效忠神父被任命为台湾总修院南部分院即碧岳神哲学院副院长。
因修院的需要,1994年,39岁的赖神父受主教团委派,再度负笈罗马。1996年5月29日,他以《天主圣三与中国文化——中国教会的本位化》为题著文,获得宗座传信大学信理神学博士学位。
4、中国文化中天主圣三的印记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殊为不易,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当时探讨中国文化的多,但是探讨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天主圣三启示的可能性的资料却很少。赖神父从两个面向去探求:首先厘清教会神学中天主圣三的观念;第二,在这个基础认知上,去寻觅中国文化当中天主圣三已经工作过的蛛丝马迹,去发现天主在中国文化中走过的脚步。所以他就从先秦文化作为切入点,把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史子集中有可能透露出的天主圣三的印记一一记录下来,并分门别类地进行归纳、比较。
赖神父说,因为以前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这篇论文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成熟,除资料本身有限以外,还有对比角度上的一些困难,所以只能算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他希望能为后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一个借鉴。
既是一篇中西对话的论文,自然而然会谈到中国文化,赖神父希望教会在这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文化当中,去探索它优质的可能性、神圣的可能性。不是从教会单方面的批判角度去看这个文化,而要从一个欣赏的角度,或从学习的角度去看。教会在过去的神学研究上面,统一都是从希腊哲学或西方文明的角度来理解神学,来认识天主。这篇论文的结论是希望教会尝试从中国文化角度来认识天主,不单只从希腊的思维角度去看,也要从中国角度去看,这对未来的福传有它的优质性。赖神父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福传工作,如果能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着手的话,会让中国文化对福音的接受度提高,熟悉度提高,从而皈依的可能性也相对提高。否则,中国人常常把教会当作一个外来文化加以探讨。
“这篇论文涉及的主题比较新颖,值得更多的人去挖掘,去研究。”赖神父说。
5、主任司铎兼教书先生
拿到博士学位返回台湾后,赖神父先后服务于澎湖岛的马公、白沙、台南的影剧三村、安平、东门及主教座堂,同时也在台湾总修院、辅仁大学神学院、文藻外语学院任教。
17年间,赖神父一直奔波于堂区、修院和学校之间,每周都要到台北总修院和辅大神学院及高雄的文藻外语学院任教。主要教授信理神学(如基督论、圣事论),以及硕士班的小组共同研究科目,带硕士生。直到专职于辅大,他还是这样的生活模式。
“现在到辅仁大学任校牧之后,才是彻底离开了台南,主要在台北工作,以前都是在台南、台北之间来回跑。”赖神父笑着说。
工作繁忙之余,赖神父也写作,他谦虚地说都是一些“小作品”,且多半是为了工作需要而写的。
他现在比较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天主教历史文献的研究,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教会文献,他认为藉此除了可以看到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历程之外,也会为今天教会的福传方向提供参考,或者对未来教会的汉学神学发展提供帮助。赖神父说:“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曝光,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工作,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毕竟不如我们深刻。”
在谈及梵二大公会议与本位化的话题时,赖神父给予了以下阐释。
梵二与本位化
1、何谓本位化?
赖神父:本位化即以本地自己的文化、理解程度、熟悉度,去了解其不熟悉的教会文化。因为教会对中国人来说毕竟在表达方式上、内容上都是外来的,所以如何透过我们的文字、文化、风俗习惯,能够贴切地表达出教会的核心思维和核心的作为,而不会显得那么突兀,令人易于接受,更利于福传事业的开展,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研究和发现的,这也是本位化的意义所在。
作为神师的赖效忠神父经常与教友们聚会、分享
2、如何推行本位化?推行本位化的关键在哪里?
赖神父:本位化分为外在的和内在的两部分。外在的部分,比如外在的生活、教会的自我表达,要符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尽量能贴合文化的适宜性。但是这个适应也不全是迁就文化,因为单单迁就是不够的,还须有一个提升文化的使命。对于文化中一些偏离的、不正确的风俗习惯,教会有纠正它、圣化它的使命。教会要了解文化中的风俗习惯,然后教会外在的表达就会明确。而内在的部分,是指教会要跟整个文化历史过程作对比探讨,要了解整个文化历史的来龙去脉及它的深层意义,如果只看表面恐怕就会偏离。
台湾教会推行本位化的成功经验很多,例如把教会很多的礼仪文件翻译成中文,让人们能够了解而不会觉得突兀;另外也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特长,比如对祭天敬祖一些方式的表达,让中国人很自然地接受。这是台湾教会的成就。
但是台湾社会现在还缺乏对教会的真正深层的认识,因为教会已有两千年历史,教会要认识中国两千年历史已经觉得很难,同样地,社会认识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教会也很难。所以台湾教会应该培养本地神职人员去真正地认识教会的传统,古老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一些古老的文献,古老的信仰作品。这就牵涉到能力问题,比如语言的问题,真正了解吗?能看懂吗?真正能把两者之间作合适的比较吗?为台湾,为中国人来说,都不容易,需要大量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教会应该深入了解社会对教会的期待是什么。每个社会都向教会发出求救的声音,可问题是教会能看出这个社会的需要是什么吗?如果看不出来或者答非所问,或者固步自封不愿意回应,这就成了问题。反过来说,面对社会长久的发展,教会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很重要的就是,教会要培养扎扎实实的长久的人才,不能只为应对目前的需要而培育一些解渴性的、暂时性的人才,应该有长远的完整的规划。
台湾教会也面临着人才缺乏的局面,随着圣召的减少,在有限的量中还要塑造质。量本身就少,只能勉为其难地去求质。因为眼皮底下的工作这些人已不敷用,自然无法再抽调人力去做更多深远的事情。比如我所在的东门堂我是本堂司铎,还有一个年逾八旬的年长神父,他还在认真地工作。可是即便是这种状况,我们还能再维持20年吗?台湾现在也有一些东南亚及非洲的司铎前来服务,但只是解燃眉之急而已,非长久之计。真正让本地化生根的还是本地人。圣召推行的困难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就如树枯了,是因为下面的很多根出了问题,而不是一个根的问题。除了经济发达令人不愿修道之外,教会本身的原因如自我匮乏、自我偏离等等都是圣召减少的原因。
所以,我认为台湾教会未来的发展,单单凭台湾本身的人力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要结合它的母体文化,意即它原来从哪里出来的,还要回到哪里去。因为虽然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是麻雀是不能跟大象比的,它走不了远路,干不了大事。母体文化有很多层次,包括与普世教会、与大陆文化的文化接轨,都是它母体回归的路线。
在台湾推广圣召非常自由,但是得看效果怎样,因为你可以讲,但人家可以不听。
生育率下降也是圣召缺乏的原因之一。现在政府鼓励、扶持生育,人们都不愿意多要孩子。但这不是绝对的。因为在台湾,天主教圣召少,但佛教出家的却多,他们从来不缺和尚,而且越来越多。所以圣召缺乏不是那么单一,不是“少子化”的问题,也不是经济发达的问题,关键是我们的理念是不是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如果得到认同,人们会义无反顾地来追随。
大陆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独生子祝圣为神父,这说明在大陆,教会对社会还有吸引力。
赖神父在弥撒中
3、台湾教会怎样实践梵二精神?
赖神父:梵二大公会议16个文献中对教会未来的发展做出了多元的、方向性的指导,我们要一个一个地去细看,比如教会宪章提出了哪些东西?礼仪宪章里指出了哪些礼仪改革的方向?而且梵二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文件,后来又陆续颁布了很多指导性的文件,给出了明确的方案和方法,地方教会应该根据这些去逐步落实。这是很繁杂的检讨性工作,基本上可以从教会内和教会外,传教和牧灵,内修和外修等多个层面进行评估。
台湾教会在实践梵二精神方面还是亦步亦趋的,她不见得面面俱到,但是她会尽力做到。
另一方面,因为梵二文献本身就给了地方教会很大的自由度,给的自由越多,地方教会做善事的可能性就越高,但做错的可能性就大,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评比是有难度的。不过一般来说,台湾教会是跟普世教会的步伐同步的,走快走慢都是同步的,普世教会做了多少事,台湾教会也就做了多少事,普世教会做了多少改革,台湾教会也就做了多少改革。总体来讲,台湾教会是按照梵二文献一步一步去落实的,比如礼仪的本位化方面的一步步落实,教会对社会慈善事业、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投入,对于教友的培育,各善会组织的增强,都是一步步地做得很好的,司铎培育的内容也越来越改善,这些本质上都是好的,没问题。
4、内地教会应该怎样学习实践梵二精神?
赖神父:内地教会开放比较晚,所以接触梵二文献也比较晚,对外开放和接触就更晚了。
我们看国内经济的发展方式是跳跃式的,它不必经过过程,可以从初级一下子跳到高级。可是人的内在心理却不能跳跃,他需要成长的过程,小孩子不可能一天就变成大人,而是要一天一天连续不断地成长。没有逐步成长的这种落差也展现在教会内,教会很多方面也是跳跃式的,但是这些方面又需要逐步发展,不能跳跃。比如礼仪方面,仪式可以马上跳到定位,一下子就到位了,可是中间的精神却没有到位,观念、理念这些并不到位,因此就产生了落差,这样的落差就造成了混乱。学到了皮毛,达到了定位,可是内在的理念并没有到位,内心缺乏这种过程,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不过这些问题可以交给时间,只要多给点儿时间,慢慢就会跟上来的,通过培训、慢慢酝酿,可以达到。比如我们现在习惯于快餐,可是口味并不好,跟慢火细调出来的食品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能再回到慢火细调,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慢慢就到味了。 (全文完)
赖神父所著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