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母亲的足迹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母亲离开我已两年多了。在此期间，我每月为她献弥撒，祈求仁慈的天主，赐她早归天乡。炼灵月到了，我特撰文纪念她，以能博得主内弟兄姐妹的代祷，聊表我作女儿的孝心。
    母亲于2010年4月22日病逝于美国俄州克里夫兰市，享年88岁。母亲的去世使我长时间走不出悲痛的幽谷。她的音容笑貌，常活现在我的眼前，她生前的事迹一幕幕掠过我的脑际。我多么害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把它们忘记，所以我要寻找母亲的足迹，把它们放在我的记忆里。
    我非常庆幸自己是一位天主教徒，我的信仰是母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我是出生在中国大陆最不景气的年代，幼年时正值文革。在我十五岁之前，是绝对没有条件走进教堂的，母亲的膝头就是我和姐姐的第一所要理教室。母亲的信仰之深使我折服，使我倾倒。

为信仰遭受磨难的母亲

    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如洪水猛兽，铺天盖地，席卷全国。所有的教堂被关闭或拆毁。我的父母也因基督信仰被打成牛鬼蛇神，下放农村强迫劳动。临行前，一家四口人，只允许带两套行李，其他财物一律被没收。所派住的生产队是最穷、最苦的地方。我们借用了一户人家的小凉房，阴暗潮湿而且小得可怜，是真正的蜗居。冬天烧饭，蒸汽灌满屋子，四壁流水，潮湿难熬。母亲从来就是一个什么苦都能吃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那么乐观而有信心。用她的话说：是基督的信仰在支撑着她。
    爸妈是全生产队贫下中农发泄阶级仇恨的对象。在文革的高峰期，几乎每天晚上召开批斗大会。开会前，母亲就把我和姐姐寄放在邻居家睡觉，怕我们看见他们被斗给吓坏了。斗争时，当然是用尽了各种侮辱和践踏人性尊严的野蛮行动，不胜负荷。开会毕，爸妈把我们抱回家，一放下我们，他俩总是面面相觑，大笑一阵子说：“这就像演戏的一样。”我看不出他们有丝毫的恐惧与不安。母亲一再叮咛爸爸说：“我们是有信仰的人，这点侮辱算什么？随他们便吧。”
    劳动中最难忍受的是：用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来摧残爸妈的身体。他们每天要干12小时的重体力活。母亲从凌晨4点钟就被唤醒去套车拉土送粪。队长派给她的是连年轻人都驾驭不了的生牛犊，使她担惊受怕不说，还很危险。她的泪水只能往肚里咽。别人不能帮助她，因为她是“黑五类”。父亲冬季拉车往地里送土，每天三个定额210车土，汗水能从棉衣外面渗出来。晚上还得在家做室内苦力两个小时，是硬任务，到晚上11点才能睡觉。下放头年冬天，要去鄂尔多斯“远征羊粪”，爸爸拉车一天要走上120里的沙坡路，5天后回来，累得面目全非。在母亲痛苦地安慰和鼓励下，甘心忍受着。就这样的日子，大人孩子没有得过一点病，显然天主与我们同在。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天主给我们做补赎的机会，很宝贵，因为我们是罪人。”
    母亲是一位意志坚强，很有胆识而极富爱心的人。为了无牵挂地应付强迫劳动，星夜将我和姐姐送到50里以外的舅舅家，每隔一段时间，也常是夜行去看我们，因为生产队不予准假。从妈妈的身上，我才明白爱的力量是那么大，它能驱除一切邪恶和恐惧。1971年，我们迁居乌拉特后旗一个生产队，这个队有500多名社员。爸妈有缝纫技术，队领导要他们为全队的社员缝制衣服“挣工分”。他们每年要缝制一千多件，几乎每晚在12点以后才能睡觉，母亲困的有时就睡在衣服堆里。她很关心社员的穿衣问题，再难也要让社员们按时穿上衣服，她的这份爱心，社员们无不报以感激之情。这个生产队正在阴山脚下，常言道：“烧在前，吃在后。”爸妈经常收工后上山砍柴，要走很高很远的山路，往往是在月色中背着柴回来。我看见母亲是那样的满足，她说：“现在虽苦，但自由多了。”我从未听到过母亲的怨声，也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她的耐心让我惊叹；她的这种信仰见证，是我们家庭和谐幸福的来源。

一位妇科医生的医德

    1941年，母亲在原绥远（今内蒙呼和浩特）公教医院学习3年妇科后毕业，取得行医资格证。曾在教会多个医疗所服务，直到解放。解放后，又在几处地方医院当过医生。1991年才基本脱离这一职业。她的医术以助产收生为主，但也治疗一般的疾病。在她5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无数的婴儿经她的双手来到这个世界上。她没拒绝过任何一个来求她的人，不分昼夜和远近，风雨无阻。妇女分娩，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且有危险，母亲在这上面出色地显示了她的医术和基督的爱；尤其对一些垂死的婴儿，她绝对不放过一次机会给这些小生命代洗，这给她带来过无上的满足和幸福。助产医术是她的强项，因为她已有50多年的宝贵经验。在实行计划生育后，一家只生一个孩子，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许多人家生下女孩，就暗暗地抛弃掉，这种事，只要母亲知道，就尽全力劝阻，并给寻找收养的人家，她救了许多这样的孩子。最后在东升庙的十几年中，她的种种善行，感动了当地的群众，博得了很高的赞誉。人们都把她当成最亲近的人尊敬她。
    她行医助产，不计报酬，尤其对穷人，看了病，还要去看望，送衣物食品，甚至送必需的药品等。母亲也曾担任过旗二中的校医。母亲的这种医德和对穷困人的帮助与施舍，使全校师生称赞不已，他们说：“这些信基督的人就是与众不同。”母亲在人前为主作了见证，播撒了信仰的种子。

母亲一心扑在传教工作上

    东升庙是乌拉特后旗的一个重镇（现在是旗府所在地），然而却是一个地道的外教村庄，是蒙佛教的一个重点城镇。母亲经常走街串户行医，认识了许多人。发现有不少教友来此安家落户，经她手注册登记的就有200多名。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组织教友来我家过宗教生活，并请附近堂区的神父送弥撒。终因家中容纳不了那么多的人，她便筹集资金，买了一处一亩大的房院，改作教堂。并让爸爸向政府申请，在此正式成立一处合法的天主教堂。爸爸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跑遍各级政府，终于申请成功了，下达了批示的“红头文件”。
    民房改造成教堂，还有模有样的，不但主日教友满堂，就是平日，来堂的教友也络绎不绝。母亲就住在堂院，照管一切事务。她对每一位教友的灵魂和他们的家庭可以说是关心备至，所以得到教友的爱戴。每天晚上来堂的教友很多，母亲就和他们说道理、教经文、学唱圣歌、聊天。教友把教堂当成了自己的家。发现有冷淡的教友，就直接到家讲劝，直到热起来为止。神父每月送两次弥撒。这里不再是一个福传上的空白点了。

母亲得到了回报

    由于母亲经年如一日劳碌奔波，行医助产，助人为乐，尤其在最后阶段又一心扑在传教上，她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凡人提到母亲的名字，莫不予以尊敬和称赞。我们作儿女的也感到自豪。听爸爸说，每当她出外办事或上街购物，总是很难回到家，因为认识她的人太多了，凡遇见她的人，总要站住向她嘘寒问暖，同她聊天，她更是那么热心地问起人家的生活近况，往往就把要办的事给耽误了。虽然我和姐姐都不在她的身边，爸爸退休后又被邀请到教会协助工作，常年不在家，家中就母亲一人。但几乎每天都有来看望她的人或托她办事的人，她一点都不感到孤独。

母亲的祈祷生活

    让我最敬佩的是母亲的祈祷生活，她把日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祈祷上。从1994年到2008年，我曾先后三次申请爸妈来美国住过十年，每次离别时，教友们总是含泪送行，她更是依依不舍日夜与她相伴的弟兄姊妹们。她对教友们说：“咱们就在互相祈祷中相遇吧”。说的也是，她常说她能在祈祷中回忆起他们每个人。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常是一个人跪在床边，或坐在桌旁念经，阅读圣经、圣书。爸爸说，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还将全部圣经又读了一遍。她还特别有兴趣阅读教会的报纸、杂志，把登载的传教事迹和见证讲给人听。她手中常搜集一些福音单行本和经文小册子等读物，分送给教友们。她说“我老了，不能做别的，这些我还能做。”

生命的最后时刻

    前年冬天，母亲在大陆因病先后住院三次，医院诊断结果有三种可能，其中一种不排除肺癌晚期。这个结果，像晴天霹雳，使我不能接受，我焦急万分。不行，我必须马上把爸妈接回来治疗。然而母亲呼吸太困难，体弱得寸步难行，只能坐轮椅。回美国谈何容易，长途旅行，随时会发生意外。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我把一切都交在天主手中，我毅然回北京接爸妈回来。妈妈经过9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和乘13小时的飞机后，到达华盛顿，机场停留4个小时，再换乘国内航班，一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克里夫兰。好人也会给折腾的够呛，母亲却没有丝毫不适，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病重期间，她的神志一直很清醒。为了不麻烦我和姐姐，她总是自己去卫生间如厕，不让别人帮助她。为了不让我们为她担忧，什么时候问她：“妈，今天怎样？”她总是说：“好，今天很好。”这句话一直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的毅力让我折服。
    4月17日早晨，母亲突然昏迷，救护车把她送到西储大学医院急救中心，终因严重病变，只能用呼吸机延续她的生命。从医生、护士到卫勤人员对母亲这位少数族裔病人是那样的精心治疗以及对我们家庭是那样的关怀备至，让我们感激不已。4月22日晚10时，母亲在很平静的状态中离开了我们。她走的是那样安详而有尊严。
    感谢天主，他赏给我一位了不起的母亲，相信她在天之灵，此时此刻正在看着我，为我祈祷着。我要不断地回忆，寻找她的足迹，作为她留给我最珍贵的遗产，永远鼓励陪伴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