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汶：台湾神长教友在异乡缅怀单国玺枢机

    单枢机是一个天主之人；中华民族还没有精修，他可能就是第一个；他面对病痛那种洒脱自在、那种开放、那种勇敢，为生病的人是一种很大的鼓励；他要建立一些新的核心价值，他让台湾社会知道：生命中的挫折可以转变成希望；把人生的绊脚石转成垫脚石，不做生命的逃兵应该做常胜军。他像先知，知道天主在他身上有计划，一直摸索、寻求、全力配合，直到最后……

    编者按：2012年8月22日，台湾单国玺枢机主教病逝。台湾天主教和社会各界以及中华教会纷纷悼念。人们在对单枢机的辞世遗憾、哀痛的同时，也为其超越挫折、超越政治、超越生死的精神所感动。9月1日单国玺枢机主教的殡葬弥撒典礼在高雄举办，遗体下葬高雄教会墓地。在单枢机下葬之前，《信德周报》曾分别采访了大陆内地一批神长教友及学者朋友。同时希望采访台湾的神长教友。
     9月2日，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参加南怀仁传教修会成立150周年纪念活动的三位台湾神长教友——台北荣休狄刚总主教、台湾大学历史系古伟瀛教授、《见证月刊》编辑张文文女士也接受了《信德周报》的专访。三位神长教友分别从牧者、学者和女性的角度缅怀单枢机，谈了枢机主教对中华教会，尤其台湾教会的贡献。本报在此刊登，以飨读者朋友及网友。
 

    狄刚总主教与单枢机合作多年，在他眼中，单枢机是“一个天主之人，是天主为台湾，为中华教会，为世界教会预备的一个圣人。”狄刚总主教说，“中华民族还没有精修，他可能就是第一个。”

    台湾天主教《见证》杂志社编辑张文文女士，由于工作关系，对单枢机的生活、工作极为关注，他觉得单枢机给她最深的印象是，“从他生病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真的把整个束缚都放下，是一个很自由的人。”在她印象中，单枢机原来是高高在上、很有威严，但他在告别之旅这几年，变得很温和、很慈祥。“七月底单枢机写了一篇文章《掏空自己，返老还童，登峰圣山》。我看了挺别感动，从那篇文章看到，天主把他最后的束傅完全解除，看到天主在净化他，也看到天主对他深厚的爱，这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天主是一位生活的天主，他陪伴人、带领人，从头到最后时刻。这多年来，台湾教会的见证性或知名度在单枢机身上是一个高峰，让台湾很多的百姓看到天主教会，他们从单枢机身上看到耶稣基督。单枢机的墓志铭是：生于基督、活于基督、死于基督。我个人从他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也希望台湾教会有更多的人在他身上看到耶稣基督。”

    很多神长教友读了单枢机的《掏空自己，返老还童，登峰圣山》之后，也感慨不已，倍受鼓励。张文文表示，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教友的角度，谈到了单枢机对台湾的社会、家庭、宗教界，特别是对于平信徒的影响时说，“我觉得枢机让台湾社会、天主教会看到一位属于基督的人，他是多么与众不同，他面对病痛那种洒脱自在、那种开放、那种勇敢，为生病的人是一种很大的鼓励，没有信仰的人会在他身上看到一位有信仰的人多么于众不同。他可以面对痛苦，甚至把爱带出去，我最希望台湾百姓、教会、教友会从他身上看到爱的泉源就是来自耶稣基督，我真的相信他是属于基督的人，属于天主的人。”
 

    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大学历史学博士古伟瀛教授告诉“信德”说，他与单枢机相识三四十年，曾翻译过枢机的书，他回忆，单枢机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都非常的尽心尽力，尤其是做了枢机以后，作为华人的枢机，有必要为台湾和大陆教会发言，因为他跟教宗特别的关系，所以他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贡献。

    这位台湾学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单枢机在生命最后的六年发现自己得了绝症。在他那个年纪很多人都足不出户了，可是他走出来跟社会大众接触。他认为大家在生命中最大的困境时，如何走出一条路来，他觉得自己硬干勇敢地站出来。在台湾社会越来越物质化，社会的伦理化越来越受到破坏的时候，他想要建立一些新的核心价值，最重要的他想要让台湾社会知道生命中的挫折可以转变成希望，所以他常常讲两句话，我们应该把人生的绊脚石转成垫脚石，我们不能做生命的逃兵应该做常胜军，所以他勇敢积极地面对各种各样的挫折。我觉得他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所有的一些我们看来相当负面的东西，他透过信仰的力量而转变成正面的东西。他说他希望大家能看到天主的大爱，生命的转角处有天主慈爱的双手在照顾，他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们生命没有希望，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发挥‘爱’，这个爱是由天主来的。在台湾，天主教会原来是一个相当缩小的团体，可是透过他，台湾的社会知道了单枢机以及他的一些思想，最重要的是鼓励我们超越挫折、超越政治、超越生死，迈向天主大爱，这样的一种见证，我觉得是最大的贡献。”

    古伟瀛教授表示，在台湾这个多民族多民间信仰的地方，单枢机以实际行动很好的见证了信仰，“以前在台湾有很多其他宗教的人，有大师，有圣人，他们都有山头。单枢机很有远见，台湾天主教会说我们有单枢机，我们有真福山，这是一条很长远的路，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还需要努力，总而言之，单枢机让台湾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人，和他背后代表的宗教，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意义。”

    在工作中，古教授与单枢机多有接触，“和单枢机的个人的交往是由于我需要研究历史，后来发现了一个使命感，就是对台湾天主教会的历史应该要保存资料，做一些整理。因为台湾的南部高雄是台湾天主教会的发源地，所以在去南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有一次去看他，当时他在高雄当主教，他一听说我来了，就出来跟我聊一聊。他说他还认识一些南部传教的姑婆，可以为我介绍，可见他对台湾天主教历史的关心。”

    回忆起与单枢机一起工作时的场景，古教授记忆犹新，“后来我在台湾大学，他生病以后，台湾大学有一个通式教育，也就是一个素质教育的讲座，邀请他来，他很爽快答应了。我就顺便想请教他，他认为他对台湾教会的贡献是什么，那时候是2006年，他还没有大规模地出来做系统演讲，他说他在台湾超越政治，对中国教会做了一些贡献。可没想到，天主对他还有更大的计划，在台湾做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希望重建爱的价值的工作，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我想他就好像是古代的先知，知道天主在他身上有计划，一直摸索着寻求天主给他的计划，他全力的配合而且发挥到淋漓尽致，一直到最后。如果说他是高雄的主教，做了一般的事情，在教廷上为中国教会做了一些有影响的事情，但是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小，所以人真的不晓得在最后一刻还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匠人废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单枢机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