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狄刚主教专访

    

编者按：狄刚总主教于1985年任台北助理主教，1989年就任台北总教区总主教。荣休之后仍然为关注各地教会，为教会、教区的牧灵、福传工作奉献心力，献计献策。2012年9月2日，狄刚总主教于鲁汶大学接受了《信德周报》的专访。

    信德周报：狄总主教，请您为大陆教会谈谈您的家庭、您的信仰追求、您的牧职、您在罗马读书，以及您在台湾的服务？    
    狄总主教：…… 我是1928年5月7日出生，1940年入小修院，1947年入开封总修院，1950年主教让我去罗马读书，1953年12月20日圣神父，我神学毕业是在1954年的6月底。然后我就奉主教的命到德国去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在那里住在圣言会里面，这个时候，主教让我读一个学位——教育学。

  信德周报：那您是后来才领洗的？
    狄总主教：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是我觉得我有圣召，可以做神父，这是最大的考验。两方亲戚都说，你修道，好吧，你本应该留下来，照顾你的弟弟妹妹，你妈过世了（而爸爸早就过世了），你修什么道？天主教怎么是这样一个教会？我不知道怎么答复他们，就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很简单地想到，我去找主教，我告诉他，他们（舅舅、叔叔们）让我自己想办法，我现在（父母去世）什么都没有了，家里的房子、地都是由我祖母负责，我弟弟妹妹我也不能帮助，但是我愿意修道，我愿意圣神父。主教说，你不知道？你妈妈在去世前几个月前托一个亲戚把她的所有手饰都奉献给教会，指名说要我照顾你和妹妹修道。当时我15岁，妹妹比我小两岁，13岁，想去一个修女院。母亲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教会的，我们的学费、路费从来都是母亲负责的。当时虽然家中经济拮据，但是母亲说，你们还很小，将来不一定成功，所以不要花教会的钱。

    信德周报：您母亲也是新领洗的吗？
    狄总主教：都是新领洗。

    信德周报：您几岁领的洗？
    狄总主教：10岁，我妹妹8岁，弟弟5岁，我母亲那时大概只有30多岁，父亲已经去世。主教说，好吧，没有关系，到时候你就来，我给你们买票，你同别的同学一起到修院去。从那以后，我修道路上再也没有遇到经济方面的困难。我认为这一生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失去母亲，以后就不感觉什么是了不得的痛苦了。所以我常常记得院长给我说的话，你去罗马读书，罗马是教会的中心，是许许多多殉道者殉道的地方，你在那里要想办法让你的信仰深深扎根。

    信德周报：您当时属于哪个教区？
  狄总主教：河南新乡教区，圣言会主管。原来第一任主教是美国人弥盖，以后就换成德国人，他们都是代理监牧。后来送我到罗马去的那位神父叫若翰纳·舒特，他比我晚两年离开大陆，以后他就做了圣言会总会传教部门的负责人。他被教宗任命为新乡教区的主教了，不过当时他已无法祝圣了。离开大陆到罗马后，他就辞职了。本来监牧区升格为教区，他应该是第一任主教。他以后做了圣言会的总会长，不过对于我呢，传信部还认为他是我的（长上），我完全是听他的领导的。他对我很好，当时他是想支持辅仁大学复校，他愿意我跟圣言会一起工作，就是将来到大学里面工作。后来台湾罗光主教任命后，他就请我到台南工作，我说请您跟我的主教商量，我没有意见，哪里都可以，他们决定就好。他们就决定我可以跟罗总主教去台南。可是在去台南前，台北的署理主教田（耕莘）枢机请罗主教把我借给台北教区，田枢机主教办了多玛斯大修院，小修院的院长升到大修院做院长，他让我做小修院院长，罗总主教就答应了。

    信德周报：您是哪年去的台北？
    狄总主教：1965年。我在德国圣言会生活有11年，去台湾以前，已经被任命为小修院院长。我是8月中旬到台湾，9月去修道院就任。第二年5月，罗总主教继承了台北教区总主教，他就职那天，任命我做三个副主教之一，这样我就离开小修院到主教公署。所以我的生命完全是主教他们决定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也是我很感谢天主的一点，我能够常常地让长上给我决定我的工作，我自己心里面虽然想我做这个工作比较合适，那工作我不会做，可是我觉得天主就一直这样给我一个心里的想法，你自己想的并不是教会一定需要的，也不是说你学过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做好，不要妄想学什么东西就会做什么，学以致用，很少的人能够做到。无论怎么样吧，长上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我最多的做法是：问一问，你们想我能够做这个工作吗？我自己心里就会想，他们一定考虑过，目前要我去做我就去，不合适的话把我再调回去。如果我自己要求去做，主教，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个，后来自己做不好，下不来台啊。只要常常想着，长上给我一个工作，他们是与我共同负责的，我并不是赖着他们，他们也能错，也能很对，但这不是我批评的根据，长上叫我去我就去。我做台北的副主教两年后，（罗）主教让我去做耕莘医院的院长，当时我就想太奇怪了，我就去跟主教说：“主教，我怎么会去做医院的院长？而且医院都是刚刚开始。”主教就说，我问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愿意去，你去好了，不行没有关系。所以有些神父就说：“狄刚，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你什么事情都会做吗？你怎么敢去呢？”我的答复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不自己选择工作，我接受主教的任命，我做好是天主的降福，我做不好，主教他会调我，调走就好了。”我就跟主教说，那就重新任命副主教，我就专心去学习吧。后来他说，“不行不行，你还是兼任这个院长。”


  信德周报：狄总主教，您作为台湾的主教，如何看大陆教会？
   狄总主教：那个年代，大陆的神父修女都是被斗争的对象，我在外面很自由，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绝对没有资格说，他不应该这样子，他不应该那样子，他们怎么这样子了呢？因为我觉得，假使我生活在大陆的话，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什么样的神父，什么样的主教，假使天主给我这样的机会。所以，在外边自由的时候，很容易讲人家，还给人家出题，叫人家作文章，但是，我没有这个资格，这是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我现在要充满一颗感恩的心，因为天主没有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受考验的环境里边，所以，我能够为他们做的，就是为他们祈祷，在外边尽心努力地做一个好教友，做一个好神父，对，就是这样子。这是我基本的思想。

    信德周报：您是从一个同情、理解的，爱的角度来谈中国内地教会，大陆教会。
    狄总主教：教会是一个一直受迫害的教会，从耶稣开始，一直要受迫害。

    信德周报：这是我们的光荣。
    狄总主教：可以说，耶稣给我们讲，他们难为了我，迫害我，也会迫害你们，没有徒弟胜过老师的，所以我们一定受迫害。可是，我总是想，我一生受到的考验很少，我受到的最大考验就是15岁时我母亲的死，我感到两只脚像踏空，脚下没有土地了。因为那时候，无论我舅舅家还是我叔叔，他们都不赞成我修道，他们都不是教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