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美军随军神职人员：士兵们的精神支柱
2012-08-02 10:20:26 作者：项阳 摘编 来源：《信德报》2012年7月26日，第27期（总第498期）
无论是在科威特烈日炎炎的沙漠演习场，还是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局，遇到麻烦的美军士兵不是向他们的长官求助，而是向一些身穿军官制服却不携带武器的人咨询。这些人就是被称为“服务于上帝与军人之间”的美军随军神职人员。
美军随军神职（神父、牧师等）机构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随军神职事务委员会对各类随军神职分支机构实施领导，是随军神职的最高领导机构。该委员会包括：各军种首席神职局，司令部（区域）首席神职处，集团军、军、师、旅及各部队随军神职处（科），部队神职及分队神职助理。神职事务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分管人事的国防部副部长。该委员会由6人组成，其中3人是军种首席神职，他们轮流担任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所有随军神职在编制上由所在兵团指挥官领导，在业务上由相应的神职机构指导。
随军神职人员制度的起源
如果要探寻美军随军神职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悠远的历史深处。每当出现骚乱、危急和恐怖的时刻，人类总是寄希望于宗教和宗教人士，以获得安慰。战争时期也不例外。在发生战争冲突的时期，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们都会转而求助于宗教。公众总是期望把宗教的抚慰同样传递给那些在战场上服役的士兵们。公元742年，德国雷根斯堡（德国东南部古城）宗教会议首次正式规定，在军队中设立随军神父一职，但是禁止这些“上帝的仆人”携带武器或直接参战。“随军神父”一词，本身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的。公元4世纪的一个传说称，一位名叫图尔斯·玛尔定的异教罗马士兵，碰到了一个冻得发抖的乞丐，就把自己的军用斗篷的一部分分给了他。那天晚上，他梦见了身披斗篷的耶稣。于是，他转信了基督，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会，他死后被封为圣人。图尔斯·玛尔定后来成了法兰西的神圣保护人，他的斗篷也成为一件圣物，被历代法兰西国王带上战场。这件斗篷在拉丁文中被称为“披肩”。其便携式神龛被称为“capella”，看护它的神父叫做“cappellanus”。最终，所有的随军神职人员都被称为“capellani”，法语称为“chapelains”，从此便有了“随军神父”一词。公元1175年，在英格兰召开的威斯敏斯特宗教会议上提出，禁止神职人员“手执武器或身着盔甲四处活动”，但这一现象直到14世纪才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到16世纪宗教改革时，随军神父的职责被界定为：“‘使心灵得到呵护’，其最佳表现就是不干涉其他事务，而只把自己该关心的事情做好。”从随军神职人员作为“神圣的保护人”这一职业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职能和军人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
“二战”中的随军神职人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有8896名神职人员在美军中服役。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那天，仍有8191名神职人员在服现役（其中，天主教神父2278名，犹太教神职人员243名，新教牧师5620名）。
当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时，许多神职人员亲眼目睹了猛烈的攻击。特伦斯·P·费南冈神父在前去做弥撒的路上，眼见袭击开始，便立即驱车赶往高炮阵地，向集合在那里的人报信。尽管他的车被打坏，还是让多数人得到及时疏散，但仍有一枚炸弹当场炸死了6个人。费南冈神父为死者进行了祈祷，随后就赶去医院照料其他死者和濒危的人。在那儿，他得到了其他宗教神职人员的协助。
1941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国会法案HR—36U号，批准军队在6个月内建造604座小教堂。在此之前，全军只有17个军营有小教堂，除此之外其他人的宗教活动只能在有空地的地方举行。这一大规模的建造计划使得神职人员能够进行完整的宗教活动。如士兵们可以到那儿寻求咨询和进行单独祈祷，也可以在教堂里排遣孤独。在海外，许多士兵用废旧材料建造些临时小教堂。在英国，爱德华·R·菲茨杰拉德牧师用滑翔机上运送货物的板条箱造了一个小教堂。受条件所限，神职人员也常常在一些特殊的地方组织宗教活动，城堡的地下室、粮仓、牛棚、葡萄酒地窖、阁楼、火车站、宫殿、山洞和露天都可能作为举行弥撒的地方。
随军神职人员除举行弥撒外，还组织讲道，举行洗礼，主持婚礼和葬礼，接受士兵的咨询和访问病弱的军人。每天为那些远离他们的家庭和生长环境的军人服务，使随军神职人员与平民神父的工作有着截然的不同。他们不仅出现在训练场地、来复枪射击场和食堂，也加入行军行列、参加防毒面具演练。“跟神父/牧师说说去。”这句话成了战争中一句习惯性的回答。在每个可能的环境条件下，官兵都愿意寻找神职人员作咨询。1942年，每位神职人员平均每天都要作53次咨询。咨询最多的是个人和家庭问题，包括想家、想自杀、婚姻、酗酒和家人生病等问题。军事问题，大多是适应部队生活时遇到的问题，在比例上仅次于宗教问题。
在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争前线，神职人员在各个方面照料作战士兵。他们与那些面对死亡威胁因而对信仰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入的人一起战斗。这些随军神职人员照料伤者、关照死者和协助进行墓穴登记。像通常情况一样，他们进行宗教关怀，常常没有防护或设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478名神职人员伤亡。在伤亡比例中该部门位列第三，在步兵和空军部队之后。随军神职人员感到他们应该与濒危的士兵在一起，许多人在做最后的告别仪式时牺牲了。前线神职人员常常要面对超负荷的工作、战争的血腥和危险。
在战争中涉及到神职人员的最有名的事件发生在运兵船上。在1943年2月3日，从德国U456潜艇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了“多切斯特”号。该船正载着904名军人穿越北大西洋到英国。678名“在行动中失踪”的人中有4名是随军神职人员。他们英勇地把救生衣给了其他人，为其他人提供祈祷和帮助，备好了救生筏，然后，面对死亡。他们紧握着手相互祈祷，随船一起沉入海里。他们的行为获得了公众的敬仰，体现了神职人员的爱德精神。
在菲律宾的随军神职人员是第一批经历战斗的神职人员。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因为英勇地带信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或在战火中抢救伤员而功勋卓著。随着在1942年早些时候巴丹半岛和克力加多的沦陷，21名神职人员成了战俘。在数个星期中，数目达到了32人。他们在战俘营生活十分艰辛。起初，日本人不准他们进行宗教活动，把他们看作是搞宣传鼓动的人。经常是神职人员将讲道稿捆在石头上，扔过铁丝网以使别人在不同的时间可以阅读。后来，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宗教活动了，便开设唱经班、进行洗礼和学习圣经。
神职人员并不只是在战斗环境中服役，他们也在战线的后方照料部队。他们帮助难民，为3000名爱尔兰儿童组织圣诞晚会。他们有的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战俘打交道，有的照料那些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人。一个幸存者——亚伯拉罕·菲佛就是从达乔被一个美国犹太教神职人员解救出来的，在到美国并完成他的学业之后，也做了一名美军随军神职人员，藉此“偿还我生命的债”。
美军随军神职人员现状
目前，随军神职人员负责向美军提供全面的宗教服务。他们可在部队里自由传教，并通过在和平、危机和战争期间向士兵提供宗教服务而提高部队战斗力。随军神职人员小组包括教会和非教会任命的随军神职人员和随军神职人员助理。随军神职人员助理一般由士兵担任，负责协助神职人员进行宗教工作和在战争时期保护随军神职人员。
随军神职人员小组的任务是向士兵、士兵的家庭和其他指定的军方人员提供宗教服务，主持宗教仪式和进行宗教教育。随军神职人员还负责提供宗教咨询、道德和心理咨询，处理社会关注的事务，并向指挥官提供有关提高部队士气的建议。随军神职人员还向士兵的家庭成员提供宗教服务。他们主持结婚仪式、结婚前的咨询、葬礼、纪念仪式等。可以说，随军神职人员担负的任务是很重的，即培养生者、关爱伤者和崇敬死者。他们提供宗教服务的小教堂随着士兵的所在地而改变，可能会是在沙漠之中，也可能是在演习场上。随军神职人员还要深入战地。他是一名非战斗人员，不携带武器，但却是战场上美军士兵们关注的焦点。不论是现役美国军人，还是曾经在军队中服过役的美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过随军神职人员的帮助。当他们远离故土思念家乡亲人的时候，当他们情绪沮丧或处在战争焦虑状态时，甚至遇到失恋的时候，都会向随军神职人员来寻求心理咨询。因此，美国随军神职人员一向以善于在思想和心理上给予人帮助而出名。
美国军方对随军神职人员的任职条件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们必须是拥有经过军方认证的神学院的硕士学位并得到所属教会承认的高级神职人员，必须有一定的主持宗教服务活动的经验。现役随军神职人员的年龄也有着严格的规定，陆军不得超过40岁，海军不得超过36岁，空军不得超过42岁，加入现役后必须服满3年现役。由于随军神职人员的特殊身份，他们还必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必须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以及在战斗中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承担起神职人员的职责，解决军人们随时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
目前，由于整个美国神职人员队伍老化，美军也面临着随军神职人员短缺的问题。美国陆军日前声称，他们面临的天主教神父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致陆军中驻扎在全球各地的10万名信仰天主教的官兵及其家属连最起码的宗教仪式都无法得到保证。五角大楼负责招募随军神职人员的陆军随军神职人员办公室主任戴维·克尼汉表示，天主教神父的严重短缺使得信仰天主教的官兵在星期天无法参与弥撒或者参加圣礼。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五角大楼特别推出了“联合培养项目”，即由军方和民间大主教管区来共同培养随军神职人员。这一项目允许地方上的教会到军队中发现有志于成为神职人员的士兵，然后在征求这些士兵的同意之后把他们送到地方上的神学院学习培训，学习结束后去地方教会工作3年，然后再返回军队当随军神职人员，而等到这名神职人员退伍的时候，他可以再返回地方教会去工作。此外，五角大楼还积极在神学院的研究生院开展招募活动，与研究生签订合同，资助他们的学业，使他们加入随军神职人员预备役，毕业后再改服现役。
美军随军神职（神父、牧师等）机构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随军神职事务委员会对各类随军神职分支机构实施领导，是随军神职的最高领导机构。该委员会包括：各军种首席神职局，司令部（区域）首席神职处，集团军、军、师、旅及各部队随军神职处（科），部队神职及分队神职助理。神职事务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分管人事的国防部副部长。该委员会由6人组成，其中3人是军种首席神职，他们轮流担任委员会主席，任期一年。所有随军神职在编制上由所在兵团指挥官领导，在业务上由相应的神职机构指导。
随军神职人员制度的起源
如果要探寻美军随军神职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悠远的历史深处。每当出现骚乱、危急和恐怖的时刻，人类总是寄希望于宗教和宗教人士，以获得安慰。战争时期也不例外。在发生战争冲突的时期，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们都会转而求助于宗教。公众总是期望把宗教的抚慰同样传递给那些在战场上服役的士兵们。公元742年，德国雷根斯堡（德国东南部古城）宗教会议首次正式规定，在军队中设立随军神父一职，但是禁止这些“上帝的仆人”携带武器或直接参战。“随军神父”一词，本身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使用的。公元4世纪的一个传说称，一位名叫图尔斯·玛尔定的异教罗马士兵，碰到了一个冻得发抖的乞丐，就把自己的军用斗篷的一部分分给了他。那天晚上，他梦见了身披斗篷的耶稣。于是，他转信了基督，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会，他死后被封为圣人。图尔斯·玛尔定后来成了法兰西的神圣保护人，他的斗篷也成为一件圣物，被历代法兰西国王带上战场。这件斗篷在拉丁文中被称为“披肩”。其便携式神龛被称为“capella”，看护它的神父叫做“cappellanus”。最终，所有的随军神职人员都被称为“capellani”，法语称为“chapelains”，从此便有了“随军神父”一词。公元1175年，在英格兰召开的威斯敏斯特宗教会议上提出，禁止神职人员“手执武器或身着盔甲四处活动”，但这一现象直到14世纪才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到16世纪宗教改革时，随军神父的职责被界定为：“‘使心灵得到呵护’，其最佳表现就是不干涉其他事务，而只把自己该关心的事情做好。”从随军神职人员作为“神圣的保护人”这一职业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职能和军人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
随军神职人员正在为士兵们举行圣事
“二战”中的随军神职人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有8896名神职人员在美军中服役。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那天，仍有8191名神职人员在服现役（其中，天主教神父2278名，犹太教神职人员243名，新教牧师5620名）。
当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时，许多神职人员亲眼目睹了猛烈的攻击。特伦斯·P·费南冈神父在前去做弥撒的路上，眼见袭击开始，便立即驱车赶往高炮阵地，向集合在那里的人报信。尽管他的车被打坏，还是让多数人得到及时疏散，但仍有一枚炸弹当场炸死了6个人。费南冈神父为死者进行了祈祷，随后就赶去医院照料其他死者和濒危的人。在那儿，他得到了其他宗教神职人员的协助。
1941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国会法案HR—36U号，批准军队在6个月内建造604座小教堂。在此之前，全军只有17个军营有小教堂，除此之外其他人的宗教活动只能在有空地的地方举行。这一大规模的建造计划使得神职人员能够进行完整的宗教活动。如士兵们可以到那儿寻求咨询和进行单独祈祷，也可以在教堂里排遣孤独。在海外，许多士兵用废旧材料建造些临时小教堂。在英国，爱德华·R·菲茨杰拉德牧师用滑翔机上运送货物的板条箱造了一个小教堂。受条件所限，神职人员也常常在一些特殊的地方组织宗教活动，城堡的地下室、粮仓、牛棚、葡萄酒地窖、阁楼、火车站、宫殿、山洞和露天都可能作为举行弥撒的地方。
随军神职人员除举行弥撒外，还组织讲道，举行洗礼，主持婚礼和葬礼，接受士兵的咨询和访问病弱的军人。每天为那些远离他们的家庭和生长环境的军人服务，使随军神职人员与平民神父的工作有着截然的不同。他们不仅出现在训练场地、来复枪射击场和食堂，也加入行军行列、参加防毒面具演练。“跟神父/牧师说说去。”这句话成了战争中一句习惯性的回答。在每个可能的环境条件下，官兵都愿意寻找神职人员作咨询。1942年，每位神职人员平均每天都要作53次咨询。咨询最多的是个人和家庭问题，包括想家、想自杀、婚姻、酗酒和家人生病等问题。军事问题，大多是适应部队生活时遇到的问题，在比例上仅次于宗教问题。
在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争前线，神职人员在各个方面照料作战士兵。他们与那些面对死亡威胁因而对信仰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入的人一起战斗。这些随军神职人员照料伤者、关照死者和协助进行墓穴登记。像通常情况一样，他们进行宗教关怀，常常没有防护或设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478名神职人员伤亡。在伤亡比例中该部门位列第三，在步兵和空军部队之后。随军神职人员感到他们应该与濒危的士兵在一起，许多人在做最后的告别仪式时牺牲了。前线神职人员常常要面对超负荷的工作、战争的血腥和危险。
在战争中涉及到神职人员的最有名的事件发生在运兵船上。在1943年2月3日，从德国U456潜艇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了“多切斯特”号。该船正载着904名军人穿越北大西洋到英国。678名“在行动中失踪”的人中有4名是随军神职人员。他们英勇地把救生衣给了其他人，为其他人提供祈祷和帮助，备好了救生筏，然后，面对死亡。他们紧握着手相互祈祷，随船一起沉入海里。他们的行为获得了公众的敬仰，体现了神职人员的爱德精神。
在菲律宾的随军神职人员是第一批经历战斗的神职人员。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因为英勇地带信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或在战火中抢救伤员而功勋卓著。随着在1942年早些时候巴丹半岛和克力加多的沦陷，21名神职人员成了战俘。在数个星期中，数目达到了32人。他们在战俘营生活十分艰辛。起初，日本人不准他们进行宗教活动，把他们看作是搞宣传鼓动的人。经常是神职人员将讲道稿捆在石头上，扔过铁丝网以使别人在不同的时间可以阅读。后来，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宗教活动了，便开设唱经班、进行洗礼和学习圣经。
神职人员并不只是在战斗环境中服役，他们也在战线的后方照料部队。他们帮助难民，为3000名爱尔兰儿童组织圣诞晚会。他们有的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战俘打交道，有的照料那些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人。一个幸存者——亚伯拉罕·菲佛就是从达乔被一个美国犹太教神职人员解救出来的，在到美国并完成他的学业之后，也做了一名美军随军神职人员，藉此“偿还我生命的债”。
随军神职人员的工作之一就是对伤者及临终者进行宗教关怀
美军随军神职人员现状
目前，随军神职人员负责向美军提供全面的宗教服务。他们可在部队里自由传教，并通过在和平、危机和战争期间向士兵提供宗教服务而提高部队战斗力。随军神职人员小组包括教会和非教会任命的随军神职人员和随军神职人员助理。随军神职人员助理一般由士兵担任，负责协助神职人员进行宗教工作和在战争时期保护随军神职人员。
随军神职人员小组的任务是向士兵、士兵的家庭和其他指定的军方人员提供宗教服务，主持宗教仪式和进行宗教教育。随军神职人员还负责提供宗教咨询、道德和心理咨询，处理社会关注的事务，并向指挥官提供有关提高部队士气的建议。随军神职人员还向士兵的家庭成员提供宗教服务。他们主持结婚仪式、结婚前的咨询、葬礼、纪念仪式等。可以说，随军神职人员担负的任务是很重的，即培养生者、关爱伤者和崇敬死者。他们提供宗教服务的小教堂随着士兵的所在地而改变，可能会是在沙漠之中，也可能是在演习场上。随军神职人员还要深入战地。他是一名非战斗人员，不携带武器，但却是战场上美军士兵们关注的焦点。不论是现役美国军人，还是曾经在军队中服过役的美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过随军神职人员的帮助。当他们远离故土思念家乡亲人的时候，当他们情绪沮丧或处在战争焦虑状态时，甚至遇到失恋的时候，都会向随军神职人员来寻求心理咨询。因此，美国随军神职人员一向以善于在思想和心理上给予人帮助而出名。
美国军方对随军神职人员的任职条件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们必须是拥有经过军方认证的神学院的硕士学位并得到所属教会承认的高级神职人员，必须有一定的主持宗教服务活动的经验。现役随军神职人员的年龄也有着严格的规定，陆军不得超过40岁，海军不得超过36岁，空军不得超过42岁，加入现役后必须服满3年现役。由于随军神职人员的特殊身份，他们还必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必须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以及在战斗中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承担起神职人员的职责，解决军人们随时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
目前，由于整个美国神职人员队伍老化，美军也面临着随军神职人员短缺的问题。美国陆军日前声称，他们面临的天主教神父短缺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致陆军中驻扎在全球各地的10万名信仰天主教的官兵及其家属连最起码的宗教仪式都无法得到保证。五角大楼负责招募随军神职人员的陆军随军神职人员办公室主任戴维·克尼汉表示，天主教神父的严重短缺使得信仰天主教的官兵在星期天无法参与弥撒或者参加圣礼。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五角大楼特别推出了“联合培养项目”，即由军方和民间大主教管区来共同培养随军神职人员。这一项目允许地方上的教会到军队中发现有志于成为神职人员的士兵，然后在征求这些士兵的同意之后把他们送到地方上的神学院学习培训，学习结束后去地方教会工作3年，然后再返回军队当随军神职人员，而等到这名神职人员退伍的时候，他可以再返回地方教会去工作。此外，五角大楼还积极在神学院的研究生院开展招募活动，与研究生签订合同，资助他们的学业，使他们加入随军神职人员预备役，毕业后再改服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