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医
2012-04-29 11:27:37 作者：樊华 摘编 来源：《信德报》2012年4月19日，第14期（总第485期）
有报道显示，近年来，由于世界各地民众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和对中医药的逐步了解，中医药在全球越来越受到青睐。如今，全球范围的“针灸热”、“中草药热”方兴未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目前世界草药市场的总价值已超过600亿美元，并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欧洲有60%以上的人使用传统草药，占全世界草药市场44.5%的份额。其实早在几百年前，外国人就对中医持有极大的兴趣，而正是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中西医开始了初次的接触，开启了医学交流的大门。
早在明末清初，由利玛窦、南怀仁、邓玉函等耶稣会士为主角的第一次西学东渐中，除了倡导“耶儒合流”，展示西方科学技术之外，学术传教是主要的方式，“传道必是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如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即附，信仰必定随之。”而在这先进的西方科技之中，医学理论及实践则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1568年，葡萄牙人卡内罗主教奉教宗之命，抵达澳门，行管包括广东、广西和海南岛的教务。他奉行慈善传教的方针，宣扬欲使“饥者能得其饱，哭者能止其泪，伤者得敷药，渴者能得水，束缚者得解放，衰弱贫乏者得救助。”随后在澳门设立了癞病院，以西医为人治病，1569年又在澳门建立了圣拉法艾尔医院及其附属的麻风医院，这是西医传入中国的开始，卡内罗主教也因此成为西医传入岭南和在此兴办慈善事业的第一位传教士。
除了设立医院治病救人之外，这些来自西方的主教、神父在编译医书方面也成绩斐然。西洋药物学，如1618年耶稣会会士熊三拔神父著《药露说》图文并茂，开西药制作之术传入中国的先河。1669年利类思、南怀仁、安文思合撰的《西方要纪》一书，也谈及西药制造方法。1676年最先抵澳门的方济各会士石铎录所著《本草补》一书，是西洋药物学最早传入中国的专著。在西医学科中，最早传入的是解剖学，耶稣会会士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是西方人体解剖学的代表作，更是西方解剖生理学传入中国之始。
邓玉函，德文名Johannes Schreck，1576年生于德国南方城市康斯坦茨主教区一个律师家庭。他先入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道夫大学学医，后就读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1611年，由于邓玉函在医学、天文学、植物学等领域学识卓著，被由贵族费特里考·切席创建的猞猁科学院吸收为院士，该荣誉“为当时第一流科学家方能获得的殊荣”。
1621年5月5日，邓玉函与另一位葡萄牙传教士一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先入广东，后辗转江西、杭州、南京，终于1623年到达北京。
在杭州期间，邓玉函完成了《泰西人身说概》一书。书分两卷。第一卷讲了骨骼、神经、体内脂肪、经脉、皮肤、躯体和血液。第二卷讲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舌头、触觉、发音的原理及形成。中国官吏毕拱辰在汤若望那里发现了此书的手稿，最后经润定，于1643年付梓刊印。
邓玉函在中国介绍西方医学的同时，也在向西方介绍我国古老而神奇的中医理论与知识。他在致友人法勃的第一封信（1619年5月14 日）中写道：“这里有一种中国药很出名：人们把它加热，并溶解于一种液体中，就马上会医治病人，治疗那些被蛇咬伤后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人们也用它来治疗霍乱及某些疼痛或肚子病。”
关于中药的效用，邓玉函自己也深有体会：“我滞留在澳门整整两年。第一年我在研究上毫无所获，主要是因为缺乏导师和书籍，部分也由于三个月三天的患病。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患病所产生的黏液比霍乱还要多，但尿液健康，发烧时颤抖厉害而持久，且伴随肚子发胀，服催泻剂也不消退，用双倍剂量的锑也不起作用。最后，我用两种中药根经煎熬后在病发作时服用，我马上吐出全部黏液，烧也随之退去，于是就痊愈了，直到第八天它重新发作。在烧来临时，我喝同一种催吐剂，烧再次退去，颤抖也消失了。这是一种什么草药，我不知道，可名字我知道，草药根我也见过，但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邓玉函或许还是最早在中国进行尸体解剖的西方医学家。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神父沙巴梯努斯（Sabatinus），因患某种忧郁症，长达10年之久，死在中国。“有几个月，他呕吐出黑乎乎的胆汁。在他去世后，我进行了尸体解剖。我发现在他胃底部牢牢地长了一个一手长，四指宽的瘤，里面盛满了由黄转黑的液体。一个日本教士死于类似的疾病。他死于长期吸食烟草的缘故。当我打开他的胸腔时，我发现他的肺看上去像一块布满了许多淡蓝色斑点的海绵。”
对于中药和中国医生，邓玉函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关于中药和中国医生，我大概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中药都要煎熬，它们是晒干的草药或剁碎的根，矿物质人们很少使用。（医生）自己是经验主义者，事先对病因毫无所知；但在切脉上他们非常擅长；他们在把脉时，什么也不问病人，而是讲述另外毫不相干的事情，似乎在读一本书，像吉普赛人看手相一样。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明白：人们把动脉分成几段，离大姆指最近的一段治头病，第二段治心病。从它们（指动脉）推断出相应部位的疾病。这里人人都是医生，因此医术不被重视。”
邓玉函对我国的针灸也饶有兴趣：“中国人不用烙铁，而是用苦艾灸皮肤，通常很有效。他们用一根长长的针刺入皮肤，扎得很深，并不断转动。据我所知，它能祛湿治瘤，但这一切我只是道听而已，未曾亲眼见过。”
再回看这些西方传教士对最初接触中医时的认识及感触，身处中医热潮中的我们甚至会觉得他们“大惊小怪”。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中西医的交流碰撞令中西方医学冲破了藩篱，开拓了眼界，互相吸取优长，为促进医学事业的大发展铺就了道路。
樊华摘编综合，参考张玉莲《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郭金荣《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与中西文化交流》
邓玉函所著西方解剖学代表作《泰西人身说概》
早在明末清初，由利玛窦、南怀仁、邓玉函等耶稣会士为主角的第一次西学东渐中，除了倡导“耶儒合流”，展示西方科学技术之外，学术传教是主要的方式，“传道必是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如渐以学术收揽人心，人心即附，信仰必定随之。”而在这先进的西方科技之中，医学理论及实践则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1568年，葡萄牙人卡内罗主教奉教宗之命，抵达澳门，行管包括广东、广西和海南岛的教务。他奉行慈善传教的方针，宣扬欲使“饥者能得其饱，哭者能止其泪，伤者得敷药，渴者能得水，束缚者得解放，衰弱贫乏者得救助。”随后在澳门设立了癞病院，以西医为人治病，1569年又在澳门建立了圣拉法艾尔医院及其附属的麻风医院，这是西医传入中国的开始，卡内罗主教也因此成为西医传入岭南和在此兴办慈善事业的第一位传教士。
除了设立医院治病救人之外，这些来自西方的主教、神父在编译医书方面也成绩斐然。西洋药物学，如1618年耶稣会会士熊三拔神父著《药露说》图文并茂，开西药制作之术传入中国的先河。1669年利类思、南怀仁、安文思合撰的《西方要纪》一书，也谈及西药制造方法。1676年最先抵澳门的方济各会士石铎录所著《本草补》一书，是西洋药物学最早传入中国的专著。在西医学科中，最早传入的是解剖学，耶稣会会士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是西方人体解剖学的代表作，更是西方解剖生理学传入中国之始。
邓玉函，德文名Johannes Schreck，1576年生于德国南方城市康斯坦茨主教区一个律师家庭。他先入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道夫大学学医，后就读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1611年，由于邓玉函在医学、天文学、植物学等领域学识卓著，被由贵族费特里考·切席创建的猞猁科学院吸收为院士，该荣誉“为当时第一流科学家方能获得的殊荣”。
1621年5月5日，邓玉函与另一位葡萄牙传教士一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先入广东，后辗转江西、杭州、南京，终于1623年到达北京。
在杭州期间，邓玉函完成了《泰西人身说概》一书。书分两卷。第一卷讲了骨骼、神经、体内脂肪、经脉、皮肤、躯体和血液。第二卷讲感官、视觉、听觉、嗅觉、舌头、触觉、发音的原理及形成。中国官吏毕拱辰在汤若望那里发现了此书的手稿，最后经润定，于1643年付梓刊印。
邓玉函在中国介绍西方医学的同时，也在向西方介绍我国古老而神奇的中医理论与知识。他在致友人法勃的第一封信（1619年5月14 日）中写道：“这里有一种中国药很出名：人们把它加热，并溶解于一种液体中，就马上会医治病人，治疗那些被蛇咬伤后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人们也用它来治疗霍乱及某些疼痛或肚子病。”
关于中药的效用，邓玉函自己也深有体会：“我滞留在澳门整整两年。第一年我在研究上毫无所获，主要是因为缺乏导师和书籍，部分也由于三个月三天的患病。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患病所产生的黏液比霍乱还要多，但尿液健康，发烧时颤抖厉害而持久，且伴随肚子发胀，服催泻剂也不消退，用双倍剂量的锑也不起作用。最后，我用两种中药根经煎熬后在病发作时服用，我马上吐出全部黏液，烧也随之退去，于是就痊愈了，直到第八天它重新发作。在烧来临时，我喝同一种催吐剂，烧再次退去，颤抖也消失了。这是一种什么草药，我不知道，可名字我知道，草药根我也见过，但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邓玉函或许还是最早在中国进行尸体解剖的西方医学家。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神父沙巴梯努斯（Sabatinus），因患某种忧郁症，长达10年之久，死在中国。“有几个月，他呕吐出黑乎乎的胆汁。在他去世后，我进行了尸体解剖。我发现在他胃底部牢牢地长了一个一手长，四指宽的瘤，里面盛满了由黄转黑的液体。一个日本教士死于类似的疾病。他死于长期吸食烟草的缘故。当我打开他的胸腔时，我发现他的肺看上去像一块布满了许多淡蓝色斑点的海绵。”
对于中药和中国医生，邓玉函作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关于中药和中国医生，我大概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中药都要煎熬，它们是晒干的草药或剁碎的根，矿物质人们很少使用。（医生）自己是经验主义者，事先对病因毫无所知；但在切脉上他们非常擅长；他们在把脉时，什么也不问病人，而是讲述另外毫不相干的事情，似乎在读一本书，像吉普赛人看手相一样。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明白：人们把动脉分成几段，离大姆指最近的一段治头病，第二段治心病。从它们（指动脉）推断出相应部位的疾病。这里人人都是医生，因此医术不被重视。”
邓玉函对我国的针灸也饶有兴趣：“中国人不用烙铁，而是用苦艾灸皮肤，通常很有效。他们用一根长长的针刺入皮肤，扎得很深，并不断转动。据我所知，它能祛湿治瘤，但这一切我只是道听而已，未曾亲眼见过。”
再回看这些西方传教士对最初接触中医时的认识及感触，身处中医热潮中的我们甚至会觉得他们“大惊小怪”。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中西医的交流碰撞令中西方医学冲破了藩篱，开拓了眼界，互相吸取优长，为促进医学事业的大发展铺就了道路。
樊华摘编综合，参考张玉莲《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郭金荣《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与中西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