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礼仪委员会执行秘书潘家骏神父专访
2012-03-02 11:13:15 作者：明艳 来源：《信德报》2012年2月23日，第7期（总第478期）
记：听说神父二十多岁才领洗，请谈谈您的信仰历程？
潘家骏神父（以下简称为潘）：我是21岁领洗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所处的小社会中，亲朋好友及周围的人都有着非常虔诚的民间信仰，因为台湾四面环海，妈祖是大家公认的神明，所以家家户户都自认为是“妈祖的义子”，他们的孩子也都是“妈祖的子子孙孙”，大家都以此为荣。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开始传福音，小孩子们都不太懂得信仰是什么，也从未听说过信仰这回事，只是觉得每到主日天看到传教士，都会从他们那里拿到一些漂亮的小卡片（圣像）、小礼物等，便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是后来，这些拿到礼物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会把孩子教训一顿，然后把这些小圣像扔进火炉里烧掉。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谁也不会想到日后自己能成为一名基督徒。
我高中毕业那年非常仰慕一位女同学，她家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友。后来，由于要准备联考，我的心情非常浮躁，希望自己能平静下来，正好这位女同学邀请我到教堂去，我就答应了，另外还邀请了一位教外同学。教堂果然是个让人安宁的地方，平时教堂的培训室没有人用，所以我们就向教堂里的神父借了地方，这位来自荷兰的老神父叫满济世，由于他的慷慨，使得我们得以在那里复习功课。后来，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神父大方地把自己的“家”借给一些陌生人用，这在其他人身上应该是不大可能的。那个时候，耶稣的影子已经朦朦胧胧地在我心中浮现了。
后来，我不断跟着这位同学的爸爸去参与弥撒，尽管不明白其意义，但是也体会到了这种神圣的氛围。放榜之后，我和同学都考上了大学，那个年代只有25%的学生能考上，我提议那位同学一起去教堂感谢神父，但他不愿意去，只说“不用了，我们在心中感谢就好了”。可我觉得良心不安，一定要跟这位满神父说声谢谢，于是鼓起勇气到教堂去。一踏进教堂的院子就又退缩了，正准备要回去，正好满神父看到了我，把我叫住，但又不能只说“谢谢”，只好再找其他的话题，我们就开始攀谈起来。后来我也经常找各种借口来看他，我常说“我这一谢，就谢到了现在”。这让我想起圣经中“十个癞病人”的故事，同样，天主借着这件事情让我有了信仰。与其说谢谢这位满神父，不如说感谢天主。
记：那是什么让您又走上圣召的道路呢？
潘：我觉得有两点：第一，这位来自荷兰的满神父极尽简朴的生活打动了我。那时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是告诉年青人要好好读书，要出人头地，要赚好多的钱才会幸福。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正处在经济起飞的时候，虽然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有钱了，但是却没有感到快乐；满神父并没有钱，每天自己下地，拔草、浇花，甘为穷人服务，却充满了平安和快乐。他与当时社会有着如此不同的价值观让我非常震撼，所以，我非常渴望像他那样的生活。
第二，小时候我受民间信仰影响很深，认为人们受苦是因为前世所造的孽，需要这一生来补偿。但我发现这套说法并不能满足我，不能让我心服口服。我一直在想，难道这就是人生吗？人生来就是为还债吗？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后来，满神父给我讲若望福音，我发现所有的痛苦在耶稣身上都是有意义的，可以从耶稣身上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那个时候我决定领洗，并像满神父一样活出自己生命的意义。后来，我又帮助神父给教堂的孩子带要理班。我常说，我自己的圣召都是在这个享受、喜乐的过程中培育出来的。
而我之所以后来又加入遣使会，也是跟满神父有关系。当我准备加入一个修会的时候，他建议我去了解耶稣会、鲍思高会等，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各个修会团体都极力吸纳圣召，甚至可以说是在“抢圣召”，但是当我向他咨询的时候，他对自己所属的遣使会只字不提，我很好奇，是什么让他撇开自己修会的需要，而客观地真诚地为一个青年人的自身情况考虑，推荐给他那些最适宜的修会团体？后来，我从别人口中得知，满神父是愿意我与天主的关系更近。遣使会的这种对圣召的培育理念深深地吸引了我，帮我下了决心。
从我自身的经验，我想要告诉每个度奉献生活的人，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也许在不经意间，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天主会借我们的话语、行为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他的一生。
记：我们知道您的家庭有着民间信仰的背景，而您想要做神父，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潘：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父母的反对，我觉得当一名教友就很满足了，根本没有想过要当神父。直到我在法国留学硕士毕业后，才再次跟妈妈提起想要做神父一事，我很意外地听到她说自己其实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她也告诉我，虽然团体生活看来非常的美好圣洁，但是你若从中发现了问题，想要回来，家里的门总是为你敞开的。我父亲就不是这样了，他极为生气，甚至说如果我离开了家一分钱也不会给，再也别回来。后来，我做了神父之后，尽管他顾及面子不好直接做什么，却经常透过妈妈给予我很多的支持。我的弟弟尽管不是教友，却对我的决定一直非常支持，并且给我极大的鼓励。其实从我们还没有想法的时候，天主就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我从铎职生活中所得到的喜乐和平安是永恒的，它的价值远远超出生活当中的一些痛苦和阻碍所夺去的。
记：据了解，您现在除了在辅大神学院教研，还担任台湾总修院神师，主要从事礼仪委员会的工作，您是如何看待礼仪本地化的？
潘：礼仪本地化是一种适应的形式，因此它所据之本地化的基本材料便是那些既存的礼仪经文和仪节。因此整体而言，本地化与创造（creativity）二者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创造是可以超越既存的罗马礼材料的。但梵二之后所强调的是：凡属于罗马礼传统的地方教会，其本地化该当从既存的模式出发，而这既存的模式通常指的就是梵二之后所出版的礼书标准版。在《礼仪宪章》第38、39、63b号当中，都很清楚地表达了这项本地化的基本要素。因此，在谈到礼仪的本地化的同时，除了礼书的翻译之外，就是要把教会的礼仪确实地实行出来，并且忠实地活出礼仪的真精神，使之真正成为教会生活的高峰与泉源，就如本次礼仪论坛中提交论文者及所有参与者在会议期间所表达出的期待及渴望一样。
记：请您具体谈谈台湾教会本地化的实践好吗？
潘：梵二之后，本地化不是创造一种新的东西，而是把原有的礼仪在一个地方文化中举行的时候，能够跟地方文化有文化互融。所以，本地化第一步是要把教会的礼规正确地合宜地实现出来。在台湾，大部分的神父都能做到这一点。大陆可能是由于礼书的翻译不够，把“特别情况”下采用的礼规给正常化了。
最近几年，台湾圣乐的本地化上，李振邦神父（已去世）、刘志明神父创作了很多符合礼仪精神本位化的歌曲，他们不只在圣乐上专、精，也不只是懂得文化，他们更是懂得礼仪，所以，这些歌曲都非常适合在礼仪中应用。李振邦神父创作的一整套的殡葬弥撒用曲，非常到位，我也喜欢用。虽然我在大陆也看到了礼仪歌曲的百花齐放，但是水平参差不齐，像大陆把流行乐重新添词放到弥撒中用的情况，台湾倒不常见。
圣艺跟礼仪关系很深，它表达了礼仪的空间。把耶稣、圣母的圣像绘成中国风的人物形象，我也有些体会。在台湾，圣像的本地化做的不太多，大都坚持西方的传统，比较多看到的还是法蒂玛圣母、露德圣母等。我记得在台南的主教座堂有一尊由美术大师创作的中国母亲式的圣像，古朴、坚强的母亲样子，我很喜欢，但却没能普及。随着社会的开放，各地教会的交流增多，教友们的视野也宽广了，慢慢地，台湾的教友们也变得能接受东方教会的圣像画了，并且越来越喜欢这种跟礼仪关系比较深的有着很多神学意义的东方教会的圣像画（Icon）。所以我觉得本地化跟神父教友多年的实践和社会的发展、受教育的程度等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具体到圣像画上来说，教友们不只是接受了，更有了渴望和欣赏在其中。
记：关于礼仪本地化，结合本次论坛，请神父给大陆神职人员一些建议。
潘：在这次论坛的报告及讨论中，我感受到与会者身上所具有的那存在于中国世代传统以来的宗教热情，并且渴望将这份热情带入梵二大公会议所热切期待的礼仪革新中。所以，当他们欢欣喜悦地反省中国基督徒这小小的羊群如何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忠于基督的使命，努力传播福音，以及接受那传承给中国人的教会礼仪形式时，表达了一种深度的期待，期待一种既建基于信仰中，同时又植根于文化特质中的礼仪革新。
因此在这一次会议中，我越发感受到教会礼仪的丰富性。当面对我们自己的地方教会，更应该对我们的文化特质做一番深刻的研究及反省，并且探讨如何在礼仪实行的过程中，善用这些本地文化的特质。如此，礼仪的本地化将不只是“必要性”，更是“必然性”。
我想，谈到礼仪的本地化，不要着急做，神职人员应先理解罗马礼的历史、精神和意义，把罗马礼学好，正确地把它实践出来。好好地活在本地的文化里面，看重自己的本地文化，本地化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切忌为了本地化而本地化。
另外，提到礼仪的本地化时，首先沉入我心底的映射就是“神圣感”。这“神圣感”在中国文化里，特别是在敬拜文化当中具有核心的价值，它正是中国敬拜文化最显著的特质之一。因此，我们在敬拜时，总是期待着神圣的意义能够像涟漪一般，扩散到那与敬拜相关的每一种要素当中，而让宇宙万事万物蕴涵着一种神圣的氛围。我觉得在礼仪本地化过程中，不要让礼仪，包括礼仪的空间、音乐、仪节俗化了，而要在一切事上保持“神圣感”，使参礼的人经验到“在地若天”。
潘家骏神父简介：
1959年出生于台北，1980年领洗。大学及负笈巴黎期间主修欧、美文学。回台后，加入遣使会，开始接受修会的培育及神哲学的陶成。
1995年晋铎。晋铎后，到罗马进修礼仪，2000年获罗马宗座圣安瑟莫礼仪学院的礼仪学位。
现任台湾教会礼仪委员会执行秘书，同时担任辅大神学院及台湾总修院“圣事及礼仪神学”的教学工作，亦在各教区、修会团体、铎区或堂区带领礼仪讲习及退省。
潘家骏神父（以下简称为潘）：我是21岁领洗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所处的小社会中，亲朋好友及周围的人都有着非常虔诚的民间信仰，因为台湾四面环海，妈祖是大家公认的神明，所以家家户户都自认为是“妈祖的义子”，他们的孩子也都是“妈祖的子子孙孙”，大家都以此为荣。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开始传福音，小孩子们都不太懂得信仰是什么，也从未听说过信仰这回事，只是觉得每到主日天看到传教士，都会从他们那里拿到一些漂亮的小卡片（圣像）、小礼物等，便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是后来，这些拿到礼物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会把孩子教训一顿，然后把这些小圣像扔进火炉里烧掉。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谁也不会想到日后自己能成为一名基督徒。
我高中毕业那年非常仰慕一位女同学，她家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友。后来，由于要准备联考，我的心情非常浮躁，希望自己能平静下来，正好这位女同学邀请我到教堂去，我就答应了，另外还邀请了一位教外同学。教堂果然是个让人安宁的地方，平时教堂的培训室没有人用，所以我们就向教堂里的神父借了地方，这位来自荷兰的老神父叫满济世，由于他的慷慨，使得我们得以在那里复习功课。后来，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神父大方地把自己的“家”借给一些陌生人用，这在其他人身上应该是不大可能的。那个时候，耶稣的影子已经朦朦胧胧地在我心中浮现了。
后来，我不断跟着这位同学的爸爸去参与弥撒，尽管不明白其意义，但是也体会到了这种神圣的氛围。放榜之后，我和同学都考上了大学，那个年代只有25%的学生能考上，我提议那位同学一起去教堂感谢神父，但他不愿意去，只说“不用了，我们在心中感谢就好了”。可我觉得良心不安，一定要跟这位满神父说声谢谢，于是鼓起勇气到教堂去。一踏进教堂的院子就又退缩了，正准备要回去，正好满神父看到了我，把我叫住，但又不能只说“谢谢”，只好再找其他的话题，我们就开始攀谈起来。后来我也经常找各种借口来看他，我常说“我这一谢，就谢到了现在”。这让我想起圣经中“十个癞病人”的故事，同样，天主借着这件事情让我有了信仰。与其说谢谢这位满神父，不如说感谢天主。
潘家骏神父在论坛上发表论文
记：那是什么让您又走上圣召的道路呢？
潘：我觉得有两点：第一，这位来自荷兰的满神父极尽简朴的生活打动了我。那时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是告诉年青人要好好读书，要出人头地，要赚好多的钱才会幸福。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正处在经济起飞的时候，虽然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有钱了，但是却没有感到快乐；满神父并没有钱，每天自己下地，拔草、浇花，甘为穷人服务，却充满了平安和快乐。他与当时社会有着如此不同的价值观让我非常震撼，所以，我非常渴望像他那样的生活。
第二，小时候我受民间信仰影响很深，认为人们受苦是因为前世所造的孽，需要这一生来补偿。但我发现这套说法并不能满足我，不能让我心服口服。我一直在想，难道这就是人生吗？人生来就是为还债吗？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后来，满神父给我讲若望福音，我发现所有的痛苦在耶稣身上都是有意义的，可以从耶稣身上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那个时候我决定领洗，并像满神父一样活出自己生命的意义。后来，我又帮助神父给教堂的孩子带要理班。我常说，我自己的圣召都是在这个享受、喜乐的过程中培育出来的。
而我之所以后来又加入遣使会，也是跟满神父有关系。当我准备加入一个修会的时候，他建议我去了解耶稣会、鲍思高会等，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各个修会团体都极力吸纳圣召，甚至可以说是在“抢圣召”，但是当我向他咨询的时候，他对自己所属的遣使会只字不提，我很好奇，是什么让他撇开自己修会的需要，而客观地真诚地为一个青年人的自身情况考虑，推荐给他那些最适宜的修会团体？后来，我从别人口中得知，满神父是愿意我与天主的关系更近。遣使会的这种对圣召的培育理念深深地吸引了我，帮我下了决心。
从我自身的经验，我想要告诉每个度奉献生活的人，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也许在不经意间，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天主会借我们的话语、行为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他的一生。
记：我们知道您的家庭有着民间信仰的背景，而您想要做神父，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潘：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由于父母的反对，我觉得当一名教友就很满足了，根本没有想过要当神父。直到我在法国留学硕士毕业后，才再次跟妈妈提起想要做神父一事，我很意外地听到她说自己其实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她也告诉我，虽然团体生活看来非常的美好圣洁，但是你若从中发现了问题，想要回来，家里的门总是为你敞开的。我父亲就不是这样了，他极为生气，甚至说如果我离开了家一分钱也不会给，再也别回来。后来，我做了神父之后，尽管他顾及面子不好直接做什么，却经常透过妈妈给予我很多的支持。我的弟弟尽管不是教友，却对我的决定一直非常支持，并且给我极大的鼓励。其实从我们还没有想法的时候，天主就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我从铎职生活中所得到的喜乐和平安是永恒的，它的价值远远超出生活当中的一些痛苦和阻碍所夺去的。
记：据了解，您现在除了在辅大神学院教研，还担任台湾总修院神师，主要从事礼仪委员会的工作，您是如何看待礼仪本地化的？
潘：礼仪本地化是一种适应的形式，因此它所据之本地化的基本材料便是那些既存的礼仪经文和仪节。因此整体而言，本地化与创造（creativity）二者之间是有所区别的，创造是可以超越既存的罗马礼材料的。但梵二之后所强调的是：凡属于罗马礼传统的地方教会，其本地化该当从既存的模式出发，而这既存的模式通常指的就是梵二之后所出版的礼书标准版。在《礼仪宪章》第38、39、63b号当中，都很清楚地表达了这项本地化的基本要素。因此，在谈到礼仪的本地化的同时，除了礼书的翻译之外，就是要把教会的礼仪确实地实行出来，并且忠实地活出礼仪的真精神，使之真正成为教会生活的高峰与泉源，就如本次礼仪论坛中提交论文者及所有参与者在会议期间所表达出的期待及渴望一样。
记：请您具体谈谈台湾教会本地化的实践好吗？
潘：梵二之后，本地化不是创造一种新的东西，而是把原有的礼仪在一个地方文化中举行的时候，能够跟地方文化有文化互融。所以，本地化第一步是要把教会的礼规正确地合宜地实现出来。在台湾，大部分的神父都能做到这一点。大陆可能是由于礼书的翻译不够，把“特别情况”下采用的礼规给正常化了。
最近几年，台湾圣乐的本地化上，李振邦神父（已去世）、刘志明神父创作了很多符合礼仪精神本位化的歌曲，他们不只在圣乐上专、精，也不只是懂得文化，他们更是懂得礼仪，所以，这些歌曲都非常适合在礼仪中应用。李振邦神父创作的一整套的殡葬弥撒用曲，非常到位，我也喜欢用。虽然我在大陆也看到了礼仪歌曲的百花齐放，但是水平参差不齐，像大陆把流行乐重新添词放到弥撒中用的情况，台湾倒不常见。
圣艺跟礼仪关系很深，它表达了礼仪的空间。把耶稣、圣母的圣像绘成中国风的人物形象，我也有些体会。在台湾，圣像的本地化做的不太多，大都坚持西方的传统，比较多看到的还是法蒂玛圣母、露德圣母等。我记得在台南的主教座堂有一尊由美术大师创作的中国母亲式的圣像，古朴、坚强的母亲样子，我很喜欢，但却没能普及。随着社会的开放，各地教会的交流增多，教友们的视野也宽广了，慢慢地，台湾的教友们也变得能接受东方教会的圣像画了，并且越来越喜欢这种跟礼仪关系比较深的有着很多神学意义的东方教会的圣像画（Icon）。所以我觉得本地化跟神父教友多年的实践和社会的发展、受教育的程度等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具体到圣像画上来说，教友们不只是接受了，更有了渴望和欣赏在其中。
记：关于礼仪本地化，结合本次论坛，请神父给大陆神职人员一些建议。
潘：在这次论坛的报告及讨论中，我感受到与会者身上所具有的那存在于中国世代传统以来的宗教热情，并且渴望将这份热情带入梵二大公会议所热切期待的礼仪革新中。所以，当他们欢欣喜悦地反省中国基督徒这小小的羊群如何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忠于基督的使命，努力传播福音，以及接受那传承给中国人的教会礼仪形式时，表达了一种深度的期待，期待一种既建基于信仰中，同时又植根于文化特质中的礼仪革新。
因此在这一次会议中，我越发感受到教会礼仪的丰富性。当面对我们自己的地方教会，更应该对我们的文化特质做一番深刻的研究及反省，并且探讨如何在礼仪实行的过程中，善用这些本地文化的特质。如此，礼仪的本地化将不只是“必要性”，更是“必然性”。
我想，谈到礼仪的本地化，不要着急做，神职人员应先理解罗马礼的历史、精神和意义，把罗马礼学好，正确地把它实践出来。好好地活在本地的文化里面，看重自己的本地文化，本地化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切忌为了本地化而本地化。
另外，提到礼仪的本地化时，首先沉入我心底的映射就是“神圣感”。这“神圣感”在中国文化里，特别是在敬拜文化当中具有核心的价值，它正是中国敬拜文化最显著的特质之一。因此，我们在敬拜时，总是期待着神圣的意义能够像涟漪一般，扩散到那与敬拜相关的每一种要素当中，而让宇宙万事万物蕴涵着一种神圣的氛围。我觉得在礼仪本地化过程中，不要让礼仪，包括礼仪的空间、音乐、仪节俗化了，而要在一切事上保持“神圣感”，使参礼的人经验到“在地若天”。
潘家骏神父简介：
1959年出生于台北，1980年领洗。大学及负笈巴黎期间主修欧、美文学。回台后，加入遣使会，开始接受修会的培育及神哲学的陶成。
1995年晋铎。晋铎后，到罗马进修礼仪，2000年获罗马宗座圣安瑟莫礼仪学院的礼仪学位。
现任台湾教会礼仪委员会执行秘书，同时担任辅大神学院及台湾总修院“圣事及礼仪神学”的教学工作，亦在各教区、修会团体、铎区或堂区带领礼仪讲习及退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