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礼仪与本地化”论坛：问题与回应 之四

关于弥撒经书的翻译

    问（朱晓虹博士，复旦大学副教授）：我想知道1970年弥撒书里面的读经是按照思高圣经还是按照其他版本？

    潘家骏神父：现在看到的台湾版本，包括大陆的简体本，大家会发现读经是与思高有一些出入的。原因是，当初在翻译读经时，编译小组把思高版本拿来念的时候，发现至少对于台湾的中文来说，思高更适合看，而念出来不太容易让听者马上接受，也就是说它不适合诵读。于是当时就做了一些更口语化的改动，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把一些关键的神学上很重要的字眼做了改变，比如说“女人”，从创世纪厄娃到默示录就一直有很深的含义，可是我们翻译玛利亚在加纳婚宴的时候，就改为“母亲”。当时老一辈的神父，一定是站在牧灵角度考虑，如果耶稣喊他的妈妈为“女人”，一定会引起反感，所以他们就改成母亲。
    未来我们到底要什么版本还在考虑中。我也请了圣经专家林思川神父帮忙，当我们进行到读经的部分时，他愿意出一份力一起做编辑工作。当然，如果跟香港合作的话，我们也要看香港的意见。香港基本上很清楚，就是用思高，我知道他们的程序是：如果他们要改变里面的内容，他们会征询思高圣经委员会的同意后才会改。

    问（朱晓虹博士）：中国的弥撒经书，信德2005年出版的是按照台湾的，而上海在1993、1994年出版的是按照香港的，为什么这两者差距那么大？

    钱玲珠教授：因为跟普世教会数十年的隔离，1991或1992年秋天，大陆主教团才开了一个会议，决定要用中文弥撒经书。1989年，当时的罗国辉神父等都在上海佘山教书，他们在那边做了第一台中文弥撒。后来金鲁贤主教意识到真的需要中文弥撒书，就请罗国辉神父帮忙编纂。罗神父在征得当时香港教区胡振中枢机的同意后就开始做。1992年暑假，我应邀到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帮他们编纂上海版弥撒经书。我在香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跟他们一起整理，其实这个过程两岸三地都有人参与。祷文基本上就是请大陆一些年长的神长来翻译，他们的拉丁文非常好。罗神父带领我们搜集了所有能搜集到的从梵二之前到梵二之后的中文弥撒经本，比对这些经本，然后再进行修改。因为我的中文系背景，国语还可以，所以就把长长短短的经文放在一起，参考拉丁原文，把祷文做出来。读经的部分，新约书信、旧约是参考思高版本的，福音部分是金鲁贤主教自己翻译的耶路撒冷版本。出来之后，罗神父非常仔细，广发英雄帖，把所有草稿发到两岸三地的很多主教神父手中，请他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最后才定稿。我记得经书不是从甲年开始，而是从乙年开始出版的，按照当时的礼仪年度乙年——丙年——甲年这样的顺序来出的，到1995年三本全部出版完毕。这就是上海版弥撒经书出版的大概过程。

 

关于圣体柜位置

    问（朱晓虹博士）：有一次我去美国明尼苏达的本笃会修院，每次我从教堂里过就会向主祭台鞠躬，结果有一次神父告诉我，圣体龛是摆在进门的另一旁的小堂里的，有神父也告诉我并不是所有的教堂都把圣体龛摆在最中间的位置，我想问问神父怎么看这个问题？
    问（安振旗神父）：大家都知道，圣周四的时候建立圣体，我们都要让圣体柜空着，那么在平时举行弥撒的时候要如何做呢？

    张秋林神父：这个问题也有很多教友在问。圣堂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是必须要弄清楚的。当然圣堂是朝拜天主的地方，作为热心恭敬的朝拜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礼仪来说，教堂应是以礼仪功用为主的，所以为表示对天主最大的尊敬，教堂最重要的功用是礼仪生活。教会的生活是以礼仪为高峰的，礼仪是教会生活的泉源，那么这个圣堂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礼仪，举行礼仪的时候不能以身体表示不敬。因为各地教堂的设计、建筑都不一样，所以如果受条件所限，我们没有能力再在侧面专为圣体龛修盖一个小教堂，如果你感觉到目前所摆放的位置对圣体龛有不敬，那么，我们就把它迁移到一个我们认为是高贵的地方。如果非要说圣体龛放到哪个位置合适的话，那么首先圣堂的礼仪和功用是一个原则。另外，我觉得对圣体龛的尊敬也是一个原则，我们最好能采取一个折中的原则。从教会最初的历史来看，明供圣体并不是为了朝拜圣体，而是为了给不能参与礼仪的人的，那么人们越来越认为圣体尊高崇敬，后来就由这种敬礼转为了热心朝拜圣体。在礼仪之外我们要朝拜圣体，成圣体是弥撒的高峰，但那个时候圣体被同时恭奉在祭台正中的位置，那这就不合适了。就像一些堂区在教堂恭奉圣人为主保，圣母、若瑟及圣人的圣像也是好的，但放在什么位置，也值得探讨。

    姚顺神父：关于圣体柜的问题，张秋林神父已经从神学上答复得很清楚了，我在他的基础上做一点儿补充。大家知道圣堂举行弥撒圣祭，是一个完整的行动，是耶稣临在的行动，所以圣体只不过是以面饼的形式体现耶稣临在的一种延伸，一种临在的最好的体现方法，圣体柜因此也就成为礼仪延伸的一部分，而对圣体朝拜也不再是礼仪本身，感恩祭已经完成了礼仪的全部。圣体柜保存的“天路神粮”，最初是为临终时送圣体，后来才发展成朝拜圣体的热心敬礼，所以弥撒礼仪中本来是不需要圣体柜的。借着感恩祭、圣言的宣读、团体的祈祷、饼酒的标记等体现耶稣的临在，弥撒圣祭已经是很完整的了，所以圣体（柜）保存在大堂或是小堂中都不影响我们的感恩祭，而如果在大堂中心位置保存圣体柜，给教友的印象就是圣体柜是中心，而不是弥撒感恩祭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最好的办法是把圣体保存在一个高雅的、安静的、适宜于人祈祷的地方，做好布置和装饰。从感情上讲，把圣体柜放在中心位置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的一种心态，事实上早期教友并不是这样，梵二以后也并没有明确指明圣体柜就必须保存在圣堂的中心位置。梵二以后，有的地方把圣体柜另设或拿到中心以外的位置，有人会想，是不是不再恭敬圣体了，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意义的回归。当然，我强调，一定要把圣体供奉在一个非常尊贵的地方。
    上面所问的圣周四圣体柜空着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当夜，我们把圣体清空，引发我们反思圣体是怎么来的，与我们的关系又是如何，这样才是最完美的一个弥撒圣祭。

    韩德力神父（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文化学会主任）：传统上，天主教注重圣体柜的位置，必须在中心的位置，但我们的礼仪主要是听天主的圣言，我们也应该给天主的圣言同样尊敬的位置——中心的位置。这两者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光注重圣体柜，同时也要注重圣言。

 

关于教会圣乐

    问（王秋进神父，河北衡水教区）：歌咏团在弥撒当中的作用是什么？在弥撒当中，信友齐唱的比例应占多大？

    贾文亮神父（音乐硕士，全国修院音乐教授）：如果在礼仪当中信友比较多，大家都会唱，则完全不需要歌咏团，因为目的就是让大家一起参与歌唱。如果歌曲有点难度可能要歌咏团来参加，目的还是为了带动大家更好地参与礼仪。应该留给全体信友唱，给信友机会。

    姚顺神父：歌咏团在某些情况下是需要的，但是注意有一些是歌咏团不能包揽的。比如，一些专属于全体必须歌唱的，《天主经》、《信经》是全体的见证，《圣圣圣》是全体的欢呼。有一些大家可以一起唱，如果教友们没有能力，歌咏团可以单独唱或领唱，比如说《进堂咏》、《光荣颂》、《羔羊颂》等。

    问（孟同宝神父，山西太原教区）：额我略音乐非常好，但是现在好多教友唱拉丁弥撒不容易，所以有的地方就把拉丁弥撒换成中文，这个合适不合适？另外，乐队在弥撒中伴奏，在什么时侯用，什么时侯不可以，比如说，有的地方在成圣体时让乐队吹奏或放鞭炮、敲锣鼓，这些在礼仪当中合不合适？

    贾文亮神父：原则上来讲，唱额我略圣咏应提倡用拉丁语，因为一换成中文或其他文字味道全改变了，而且韵味唱不出来。所以说唱最好用拉丁文唱，但有一个问题，拉丁文文大多数人不懂，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大都不懂。如果我们唱拉丁的话，最好把翻译出来的文字也放旁边。这方面香港圣乐委员会做得特别好，他们出了额我略圣乐专集和其他的一些制品，把翻译出来的经文都附在上面，这样，即使我们不懂拉丁文，也懂其中的意思。
    周云飞神父：礼仪不是在于有没有乐队这些外在的花样，真正的礼仪是你很庄重很虔诚地举行这个礼仪。目前中国有一些普遍的现象，目的是好的，为吸引年轻的教友等等，所以会在礼仪当中使用乐队。我个人认为，假如真要用这个乐队，可用在重要的节日，进堂或结束的时候来偶尔使用。

    问（李景玺神父）：现在堂里有一些西洋的乐器如小号等，在堂里很吵。在欧洲大都是管风琴。中国的民族乐器如果全被西洋乐器代替太可惜。我想问贾神父，在中国的环境下，有没有想要创作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弥撒曲？是否还要继续推广额我略之类弥撒曲？

    贾文亮神父：我出的CD里就有我原创的弥撒曲。我向大家保证，我在三年之内，要创作出三到五套中文的弥撒曲。如果我们光继承不去创新是不行的。所以结合我们本地化是一样的。我们刚才听到的一些歌曲，它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化，完全是中国的音乐而且是非常神圣的，耿辉的《中华合一弥撒》，已经做了非常好的榜样，这完全是中国音乐。所以说我们已经有行动了，我们今后要这样去做。我们不可能去创作很多拉丁文的，当然也可以尝试创作，也可模仿用那样的韵味方法创作出那样的音乐来。但是，我们也要用我们的音乐做出中国的圣乐。其实已经有一些音乐家做了贡献，比如，刘志敏创作的《上主》，它就是用额我略的曲调做出来的，很受欢迎，很实用，很本地化。所以说我们是可以做的，有很多路子可以走，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有很多事情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