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

    我从师大毕业以后，第一个实习的工作是在乡下做老师，对我这个从小到大在城市里长大的人而言，乡下简直是天堂。这里空气永远新鲜，天空永远蔚蓝，溪水也永远干净，所以我每天一放学，就到校外去，沿着乡间的小径散步。
　  散步的时候，当然会碰到玩耍的小孩子，我发现有几个小孩子似乎特别的友善，他们不仅和我打招呼，而且也会主动要求我帮他们的忙。
    有一次，他们的球掉到了一条小溪中间的石头上，这些小鬼不敢去拿，怕掉到河里去。我走过时，一个小鬼叫我叔叔，然后就请我去捡那个球，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捡给他们，他们好高兴。
　  第二次，问题更严重了，他们的球滚到了一棵大榕树的下面，那里躺着一条大黄狗。小鬼们看到这条大狗，谁也不敢去拿球。我走过时，这个捡球的工作又到了我的肩上。我鼓起勇气，向大树走去，同时用友善的眼光看那条大狗，它不仅没有对我叫，反而摇起尾巴来了。当我将球丢给那些顽童的时候，他们给我一个英雄式的欢迎。
　  我学过一些儿童心理学，当时就感觉这些小孩子一定出自相当幸福的家庭，所以才会对陌生人如此友善，破碎家庭的小孩子多半对人不太信任，绝对不会叫陌生人替他捡球。
　  既然他们对我如此友善，我就一不做，二不休，问他们住在哪里。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请我同他们一起回家。我一路跟着他们，这才发现我倒霉了，因为其中最小的一个还要我背。
    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孩子住在一家孤儿院里，现在当然不流行叫孤儿院，而叫儿童中心，进入了院门，孩子们溜得无影无踪，和别的孩子们疯去了。
    一位修女和我打招呼，也谢谢我陪孩子们玩。不一会儿，那个最小的小孩子出现了，他拉着我的手，带我去看他的卧室，因为他仍是幼儿园学生，所以床单等等都有动物或卡通人物的图样，他也有一个小柜子，里面藏着他的一些宝贝。
    就这么短短的接触，我发现我的裤子口袋里多了两颗玻璃弹珠，四颗小石子和一条蚯蚓。
    我终于了解为什么孩子们生活在一所儿童中心里，仍然会如此快乐，而且对陌生人如此友善，原因很简单，他们所接触的人都是好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些人总会帮他们的忙。我们虽然不是他们的亲人，他们却总把我们视为亲人。孩子病了，我被捉去开车送他们去看医生，孩子功课不好，我又被抓去做家教。不仅如此，他们也都非常尊重我们，我们这些叔叔伯伯阿姨们，随时要抱这些孩子们，可是也都随时可以管他们，至于修女们，更有权威了。他们什么事都要去找修女，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修女们的管教。
    实习结束以后，我回到了台北市，在一所国中教书，学生全都来自中产阶级的家庭，大多数都很正常，但有一个例外，这个孩子老是有点心不在焉，功课也不太好。
    有一天，我发现他没有来上课，打电话去他家，他妈妈说他已经离开家了，又说他曾经失踪过一次，事后又回来了。听她的口气，好像不太担心。
    第二天，我接到派出所的电话，他们在火车站里看到我的学生在里面睡觉，带他去派出所，他坚决不肯告诉警察他住的地方，也不肯告诉他们他的父母是谁。可是从他的校服上，可以知道他就读的学校。因为校服上绣了他的名字，他们很快就查出我是他的级任导师。警察叫我立刻去派出所。
    警察告诉我，这个在火车站过夜的孩子绝不是穷人的孩子，因为他的身上有进入公寓的电脑卡片，也有几千块钱，他们完全不理解，既然他住在要刷卡才能进入的大厦里，为什么晚上会跑到火车站去过夜？现在既然导师来了，警察就将孩子交给了我，当然他们强调我一定要将孩子送回家。
    我带他去吃烧饼油条，虽然他不肯告诉警察他住哪里，可是我知道，因为学校里的学生资料上有他的住址。尽管他老大不愿意，在我一再劝说之后，答应由我陪他回家，可是他希望我们下午再去。
    果真他住在一座非常讲究的大厦，进大门要刷卡，连乘电梯都要刷卡，他的家也很舒服，他的一辆新的脚踏车、昂贵的音响和电脑设备，都表示他是那种什么都有的孩子。我们去的时候，他妈妈不在家，我事先曾打电话告诉她，孩子已经找到了。
    孩子告诉我，他爸妈离婚，他和妈妈住，从家里照片上来看，他的妈妈很漂亮。我问他妈妈有没有工作，他说有的，我又问他她妈妈在哪里工作，他却不肯告诉我。
    我不愿意逼人太甚，既然他已回家，我就准备离开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说：“老师，你既然要知道我妈妈在哪里工作，我现在就带你去看。”
    他坐在我的车上，指点我如何去，那个区域是我们做老师的人不会去的地方。最后，孩子叫我将车子停一下，指给我看他妈妈工作的地方，我一看，发现是家酒廊。我终于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孩子回来上课，也接受了校方的辅导。辅导室告诉我这是一个严重的案例，孩子虽然有一个富有的家庭，却像一个穷苦孩子，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说孩子一定还会再出走的。
    孩子终于提出了条件，他说只要他离开他现在的家，他保证他一定会好好地念书，不再出走。
    我找了社会局的社工人员，发现有一家南部教会办的少年城肯接纳他，这所少年城原来只收容家遭变故的男性青少年，我们好说歹说，他们才答应让他去。孩子马上答应，孩子的妈妈一开始当然不肯，可是我们向她解释这恐怕是唯一的办法，她也就答应了。
    我送孩子去，在火车上，他没有任何紧张的样子，反而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也没有带太多的行李，看来，他的昂贵脚踏车、电玩和音响都要成为过去式了。
    少年城到了，当我在付计程车司机车资的时候，孩子匆匆忙忙地打开车门，向等候他的一位神父奔去，那位神父一脸惊讶，孩子奔向他，拥抱着他，喃喃地说：“神父，我终于回家了。”神父看清楚他以后，对他说：“原来是你！”有一位年青人带他去他的房间，神父乘机告诉我，这个孩子在去年曾经来住过，他自己来的，而且也坦白地告诉神父，他有家，家里也有钱，可以付生活费。他们发现他是个很好的孩子，可是既然他有家，又不穷，就劝他回去了。因为少年城是收养穷人家孩子的地方。
    我看了一下环境，又想起了孩子在台北的家，在这里，他虽然也有一辆脚踏车，可是又破又旧，他们好多人同住一间房，这个孩子的确放弃了不少的东西。
    当我离开的时候，孩子对我说：“老师，告诉我的同学我新家的地址和电话，欢迎大家到南部来看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孩子脸上充满了满足的表情。谁都可以看出他已经回家了。
    在我回台北的火车上，我在想，我快结婚了，最近我看到很多有钱的孩子所拥有的昂贵玩具。不觉有点担心。以我的收入，我未来的孩子是不会有这些玩意儿的。现在我不再担心这件事，我该随时注意的是我有没有做个好人，如果我失去了孩子对我的尊敬，恐怕就已失去了一切。
    我终于知道了孩子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家。

    摘自《让高墙倒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