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广州脱险记

——纪念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

 

皈依基督信仰

    孙中山于1866年11月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名帝象，读书时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在欧美多以孙逸仙的名字发表文章和讲话。
    由于家境贫寒，孙中山6岁便开始参加农业劳动。1878年（光绪四年）4月，因其长兄孙德彰（孙眉）在檀香山垦牧有成，获当地政府特许招徕华人前往助垦，孙中山陪同母亲随搭载运送移民的轮船前往檀香山。孙中山少年时代在美国檀香山先后就读于英美教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和奥阿厚书院（Oahu College）。孙中山在檀香山的五年里，基本是在教会学校读书，学习欧洲和美国的科学、民主以及宗教等知识；特别是通过与传教士和基督徒的交往，在他们宗教教育和精神的熏陶下，他认识到基督宗教是一种推动社会改革的宗教，同时也是改变他个人思想的宗教。1883年夏，孙中山返回广东，于当年冬天，与挚友陆皓东在香港同时受洗于基督教“公理会”，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
    1885年，孙中山先后赴香港域多利书院、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校、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读书。就读期间，他不但努力攻读医学，而且还广泛研读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军事、科学书籍，并结识了不少有志革命的青年朋友，与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畅谈爱国抱负，宣传革命。

革命遇险

    1892年7月，26岁的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成绩列全级第一，获医科硕士学位。后到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在广州和石岐（原是香山县的一个镇，现为中山市石岐区）设立中西药局，对贫民一概施医赠药。他的医术精湛，而且对贫穷病人免费治疗，因此，行医“不满两三月，声名鹊起”。他一面在港、澳、穗行医，一面宣传革命。1894年6月，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时政，李鸿章根本不予理会。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接连失败，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愈发坚定了救国的信念，遂赴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革命。这年11月24日，他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次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了香港兴中会，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1895年2月21日他召集各路同志共聚在士丹街成立香港革命组织，计划在重阳节发动广州起义。
    虽然兴中会为起义工作做了周详的准备，但起义时间临近时，在香港主持工作的兴中会会长指挥失当，使前往广州参加起义的部分队伍不能按计划到达广州。更为严重的是，参与机要工作的朱淇为其兄所迫，向清廷自首，泄露了起义的秘密。于是广东地方官吏加强戒备，孙中山一到广州就受到监视及搜捕，被迫四处藏匿。同时农历初八，一批伪装坭胶运往广州圣教书楼的枪械被海关查获，这时官方知道了革命党中有不少是基督徒，一些牧师亦是革命党，教堂也是其重要的根据地。证据确凿，官方立即全城戒严，派兵搜查圣教书楼，缉捕人员又从那里获悉为首者是孙中山，当即全城搜捕，在圣教书楼拘捕了他的同伴左斗山。由于一些相关文件来不及毁掉，亦被搜出。左斗山被捕后，所属美国长老教会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请求美国领事默喜出面营救，左斗山才因此得以获得保释。凑巧这时香港方面的组织通知广州，要迟两天才能供应枪械和人员，广州无法按计划起义，加上官方已经开始搜捕行动，各位领导人只得匆忙收拾，各自逃避，致使起义计划遭到破坏。10月27日，陆皓东等5人在双门底王氏书舍及咸虾栏张公馆分别被捕，接着，由香港乘船来广州的领队朱贵全、丘泗等40余人在码头被抓获，兴中会广州分会机关全被摧毁，广州起义宣告失败。那么，这次事件中，孙中山为何能逃此一劫？有史料说：“孙中山幸免于难，因其藏匿在一位传教士家里……”

早期的广州主教府

天主教会助其脱险

    关于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广州起义的文章很多，但是具体如何脱险就没有资料显示了。一般都是说孙中山三天后脱险逃到香港，其中细节无人知晓。根据当年广州耶稣圣心大教堂（石室）的本堂神父许育仁生前透露和已故刘燕芬女士回忆，1928年刘在许育仁的妹妹家里聊天，碰巧许神父过来探望她们，在谈话中讲述了广州石室圣心教堂当时秘密介入了营救孙中山的行动……
    原来，孙中山在国内外奔走号召革命的行动早就引起清政府的注意，由于他是基督徒，医术高明，在民众中口碑又好，两广总督谭钟麟在抓到证据以前未敢贸然采取行动。但是，兴中会起义的行动失败，机密文件和有关名单又被搜到，得知为首者正是孙中山，清廷在广州立即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致使孙中山无法出城。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革命党在天主教会的有关人士帮助下秘密把孙中山转移到了广州石室天主教堂里，这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预料。其实，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不仅在基督教和中下层群众里面得到支持，在天主教会里也得到了呼应，不乏支持者。由于广州的天主教会一直处事低调，清政府也没有什么怀疑。

孙逸仙（中山）与邵斯主教
 

    邵斯主教（Augustin Chausse 1838-1900）对孙中山的革命行动十分同情和佩服，协助将他秘密转移到教堂，隐藏在教堂的主教府内。为稳妥起见，邵斯主教安排孙住在自己的卧室（在主教府二楼，府内的房间很多，走道复杂）内，清政府从没有对教堂和主教府进行过搜查，因此，孙中山安然无恙。
    邵斯是当时教堂的第二任主教。如果主教出外活动，专门配有一部宽身的，可容纳两人乘坐的黄包车。那时广州的交通工具除了用人抬的轿子以外，就是人力拉的黄包车。由于广州的街道很狭窄，那些私人的黄包车多数装有脚踏的警示钟，用脚一踏，会发出“叮咚”的声音，通知行人避让。为了使孙中山能够尽快离开广州，他们让他装扮成神父的模样，邵斯主教亲自陪同孙中山一起坐在主教的黄包车里面，然后就像往常一样，出行到沙面领馆区。因为是洋主教出行，清政府的官兵顺利放行，孙中山也就安全脱险，进入沙面之后迅速登上一艘英国舰船离开广州到了香港。不久，孙中山在朋友的帮助下东渡到了日本。
    孙中山辗转逃往香港后，有人问他是怎样逃离广州的，他只说自己是躲在一个传教士家里，当中的细节丝毫没有透露。后来两广总督闻讯要求港府逮捕孙中山等人遣返中国审理，遭到港府拒绝。不过为避免两地政府关系恶化，1896年3月，逢孙中山不在香港时宣布下令递解其出境，五年内不得回港。

重返石室天主堂

    孙中山到日本后，割掉了辫子以示与满清的中国决裂，改换服装，装扮成日本人，一边学习日语，一边从事革命工作。后来，根据日本朋友的建议，1897年他取了日文名字“中山(Naka Yama)”，自嘲为中山樵。后来，则常以中山为名公开宣传革命。以后16年中，孙中山大都是在海外宣传革命和策动起义。后来，孙中山和他的两位助手陈少白与郑士良一起在横滨建立了兴中会分会。孙中山让陈少白负责日本的事务，让郑士良回香港发展与秘密会社的联系，然后他自己出发去檀香山、美国和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由于他在中国受通缉，只能在海外活动。孙中山在海外的16年中，先后5次环游世界，在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建立革命组织，希望利用在海外的力量发动革命。其后，他还领导多次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孙中山被推举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公布《临时约法》，规定中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保证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人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选举、被选举等权利；规定中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先例其统治权；实行责任内阁制。这个约法，是通过法律形式，确保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责任内阁制的共和国。这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一项积极成果，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在中国近代宪法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促进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高涨。
    同年4月1日，由于原清政府总理、北洋军领导人袁世凯恃武力，毁约法，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袁世凯任大总统，孙中山决定南下进行护法斗争，团结人民反对北洋军阀。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辗转从上海南下，４月25日乘宝璧号军舰从香港抵达广州，受到广州人民热烈欢迎。当民国到来之际，孙中山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广州这一革命策源地，国民政府对石室天主教堂也表现出特别的尊重。5月11日，孙中山欣然接受天主教会邀请来到石室圣心教堂作客，出席广州天主教对他回粤的欢迎会。欢迎会由当时的主教梅致远（Bishop Jean-Marie Mérel 1854-1932）主持，参加陪同的还有副主教魏畅茂（Fourquet Antoine-Pierre-Jean 1923-1947）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这时离清朝被推翻仅数月，一切尽在新旧交替之中，国民中还有强大的保守思维惯性。孙先生说：“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中国，推其原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益无不由此观感来也。”孙中山的开放思想，像一阵清风让广州民众眼界大开。孙中山在离开17年后重返广东，所以这一番言论使大家更觉亲切。
    孙中山肯定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西学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指出宗教也要改良，号召教徒“同发爱国心，对于民国各负其应尽之责任”。这次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在当时广州的新闻报界也有相关报道，例如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5月13日就有专稿报道。

不能忘却的历史

    时隔百年，广州教会对帮助孙中山先生脱险的经过一直保持缄默，没有公开披露，有关细节也无人知晓。在1995年开始对教堂维修工程进行社会调查摸底时，刘燕芬女士才向维修小组说到了这段几乎被遗忘历史。
    广州耶稣圣心大教堂（石室）自1861年破土动工，1863年奠基至1888年建成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在这风风雨雨的百年里见证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晚清、民国、抗日战争、国内解放战争、文化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至今。最近经过两年多的大规模维修，不仅将建筑上的缺失进行了修补，还把各窗户的彩色玻璃窗、报时大钟等重新维修和配套，使得教堂重现以前的光彩，吸引了国内外的信众、建筑艺术专家和群众前来参观和游览。作为教堂的另外一栋重要的历史建筑物——建于1886年的主教府的维修工作也已竣工。虽然孙中山先生在教堂仅仅滞留了两天，但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我们借此机会也凭吊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的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和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