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激发生命的人

——访香港公教教研中心徐锦尧神父

    7月，香港公教教研中心的徐锦尧神父为信德文化研究所与河北女修会会长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福传培训班授课，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对徐锦尧神父（以下简称“徐”）进行了专访。

与苍鹰共飞，这可是真的哟！

    记：熟悉您的人都知道，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造诣，这是受家庭的影响吗？
          我爸爸在我9岁的时候去世了，死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千字文》、《三字经》、《幼学诗》这三本红皮书，这是最宝贵的遗产。“万顷良田，不如教子一书”，万顷良田可以吃光，爸爸给的经书可以一辈子使用。一个家庭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儿童教育很重要，我爸爸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就教我念古文。现在的小孩子都很喜欢这些，所以他们长大后会跟我一样。

    记：您文章中，“快乐”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极高，您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
    徐：快乐就是快乐，逍遥自在，没有负担，能够把一切交托给天主，做完事情之后，问心无愧，“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快乐有很多配套，就好像建了一座50层高楼大厦，要住人就要通水、通电，有医院、学校、商店、保安，否则再漂亮的大楼也住不了人，“扎根信仰，投身社会，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注目永恒”这些就是快乐的配套。而一个人如果不积极也不会快乐的，没用也不会快乐的，所以当你积极并且有用的时候才会快乐，这是连在一起的。要善待天主给人类的最宝贵的东西。重要的是活一个有意义快乐的生命，做一个快乐的人。

    记：您到过中国67个地方，大概200多次，为什么对中国内地如此情有独钟？
    徐：《三字经》是3个字的，《千字文》是4个字的，《幼学诗》是5个字的，都是韵文。我3岁读这些古文的时候感觉到原来生命是有韵律的，是漂亮的。再读其他书的时候原来生命中有英雄有豪杰，有美丽的河山，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历史、河山、仙女都在我的脑袋里了，我做梦都想来中国看一看美丽的河山，在没来中国之前我已经爱上中国了。我81、82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读书，我会普通话、广东话、英语，当时许多人移民，他们说神父你留下来为华人服务，在这里讲课，拥有英国的护照成为英国公民，你可以周游整个欧洲。但是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我说了《卢德传》中的一句话“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我又加了一句“我的命运已经和中国大陆和香港绑在一起了”。

青年时代的徐锦尧神父

    记：这次来参加福传培训班，您觉得福传的使命是什么？如何去做？
    徐：福传有两点：第一，要有正确的指示、内容。正视人生的信仰，家庭、民主、信仰，这三点对基基团来说很重要。正确信仰帮助我们正视人生、面对人生。像鲁迅说的“正面而视不要逃避”，怎么去看生命，怎么去看生老病死，怎么去看成败得失，这就是信仰福传的内容。一个基督徒按照天主的话去生活，去让福音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我常常说传福音，生活福音，成为福音，生命就是福音。这些内容要透过家庭、民主、信仰，父母从小教导小孩子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已经不是教导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
    第二，对于方法，“有意不患无词”，脑袋里有东西就不会怕写不出东西来，内容是主要的，总是追求方法就会舍本逐末。找到自己的方法，坚持到底。我的方法是在39年中发展出来的，方法是慢慢发现的，要创造自己的方法：我的书、我传教的语言、我用中国传统文化传教、我的儿童弥撒等等，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记：您大小出版过70本书，这些书很畅销，您是如何做到的？
    徐：宋朝一个儒家说过一句话：“生命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当你说生命的本质、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的时候，是没有古今中外、男女老少的分别的。当说到最后的时候，引用中国的古书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本古书就有了生命力，中国文化就有生命了。
    我刚出了第71本书——《金钱以外》，在香港一家电台已经广播了两年零一个月，星期一到星期五每星期5篇，每天5分钟。我抽出其中的40篇，有一个小朋友给我配了漫画。

    记：您如何看待“爱”？
    徐：天主就是爱。我也爱啊，但是我的爱有些特别，我不是爱好的东西，我写过一篇文章（《我爱，它不必……》），里面写“我爱教会，她不必圣洁；我爱中国，她不必完美；我爱家庭，她不必温暖；”只有爱可以改变一切，让一切变得更趋完美。

    记：您能解释一下您文章中“乞丐是没有选择的”这句话的意思吗？
    徐：我们家很穷，父亲去世时，除了我家中还有更小的两个妹妹，我进修院的时候是13岁，我只有一个小包包，其他一无所有，所以我很自觉是一个乞丐，我没有资格去要求什么，这也是我快乐的原因，我生命没有要求，只要求自己。另外有些东西你是没办法选择的，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自己的长相，我来大陆在哪些地方是受欢迎的，在哪些地方是不受欢迎的，世间有些东西是没有选择的，但是我永远会在任何选择中做到最好。

    记：您多次往返大陆，在大陆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徐：我感觉在中国教会自我重建，迈向新里程的阶段有我一份力量而感到很自豪。我有幸参与培训大陆天主教徒、修女、神父的工作，这是我的光荣。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有，这是一种感恩。

1981年，与母在牛津的合影

    记：您到现在为止做神父39年，您觉得天主给您最大的恩赐是什么？
    徐：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生命本身的意义，天主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快乐，我按照他的话去生活就很快乐。

    记：如果有一天您去世了，希望世人对您的评价是什么？
    徐：我有一次曾邀请学生写出他们自己的墓志铭，以作为未来奋斗的目标。我当时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这是一个爱教爱国的神父，他最大的遗憾是他的心载不下他的情，他有太多收割不完的庄稼。
    我的情很大，爱国爱天主爱人的情很大，我的心太小，放不下。生命有两种，有理有情。人要情理兼顾，我的感情大过我的理性。我的心载不下我的情。我每次离开大陆都舍不得，每次给神父、修女、教友们讲课我都觉得相聚不是偶然，我感到那些修女就是我的女儿。所以我会珍惜每一次的讲课，每一次的相遇，和每一个人的谈话。

徐锦尧神父小语
    ●我是一个乡下人。四、五十年代的大澳，是一个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公路和任何现代设备的小乡村。正因如此，那是一片十分干净的乐土，也塑造了我的“绿色”性格。
    ●我们全家拜神；远亲近邻，没有一位是天主教徒。我的母亲和所有亲戚，包括最爱我的伯父和姑母，都反对我入修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我这个外教的母亲来说，让独子作神父确实太不可思议了！
    ●我经历过七零年代“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热潮，和青年人对权威的反叛。当时，如果你不跟青年人讲理，不用他们听得懂的、活生生的语言向他们传福音，你就会失去他们，他们会“用自己的腿”去告诉你：“我们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你的‘道理’。”
    ●我坚信我们有三重身份：香港人、中国人、基督徒。我们要扎根信仰、投身社会、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注目永恒。
    ●我在罗马念神学时，曾经利用三个暑假，分别在英国的一所医院、法国的一间中国餐馆、德国的一间工厂中作过暑期工，所以我对工人的辛劳和苦况能够较有体会。我是香港初期一个匮乏社会中的穷人；在欧洲，我看到什么叫“富裕社会中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