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信仰经验，对今日福传的影响

    利玛窦是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中带动中西思想文化沟通和交流的最为关键的历史人物。他是一位远道而来的使者。他的人文经验、人文修养、信仰经验、传教经验……给后人留下深远影响。
    利玛窦神父是科学家、作家、传教士、数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在这里更要看他的信仰经验。
    从利玛窦神父书札中，看到他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他以高尚的人文修养和深层的信仰经验，打开了中国福传的大门。生活是多变的，历史是复杂的，人的精神世界也不能被外在的事件简单概括，必要展开微观探讨。中国社科院卓新平教授说：“思想、信仰的沟通和交流在人类文化中是最深层次的，也是最为困难的。”
    利玛窦于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城，1582年应召前往中国传教，信中写道：“在海上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奉天主的旨意，我在旅途中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后来，感谢天主的恩宠，登陆后，我感觉很好。立即开始学习中文。”他不断克服学习中的困难，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要呆多久。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使中国的传教事业不断向前。”他一待就是27年，直到生命最后一口气。1610年5月11日病逝于北京。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函伟大传教士故乡意大利马切拉塔教区主教，强调利氏始终是欧洲文明与华夏文明交流的杰出典范。教宗写到，“具有深刻信德以及卓越文化及科学才华”的耶稣会士，“将生命中的漫长岁月奉献给了颇有成效的东西方对话。同时，他在伟大中国人民的文化（背景下）鲜明地展开奠定在福音基础上的活动。时至今日，他的榜样仍然是欧洲与华夏文明交流的表率”。
    “鉴于其丰富的科学和灵修活动，实在不能不为其在完全尊重中国文化与灵修传统基础上展示的创新的和卓越的才华所深深地打动。事实上，他的那努力谋求尊贵而悠久的华夏文明与基督信仰新意之间尽可能和谐的紧张使命中，始终体现了这一点。而基督信仰的新意，是各种社会、任何文化及宗教背景下获得自由及真正更新的酵母”。
    此外，“我们可以说，使他的使徒事业具有先知性意义的，无疑是他对中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及传统深深的热爱。仅从早在1595年在南京首次出版时就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交友论》，便足以看出。在中国28年的时间里，你们的这位同乡、与其它信仰对话并尊重其它信仰的典范，以其使徒方式与人们建立起了友谊。恰恰得益于他努力汲取的相互尊重和敬仰的气氛、热衷于进一步认识当时的中国传统，使他的这种友谊，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回报。尽管遭遇了困难和误解，但利玛窦神父至死都忠实于这一福传方式”。正是得益于此，“他在中国开拓了其远见卓识的基督信仰本地化工作”。
    宗座外方传教会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神父，在论坛上主讲《利玛窦通往北京之路（1583-1610）》，回顾利神父在华期间的事迹。
    利神父著作等身，是汉学家兼语言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科学家。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抵达澳门后，开始学习汉语。澳门当时是葡萄牙殖民地，是外国人进入中国大陆的门户。他掌握汉语后，便启程前往北京，途经广东省肇庆及韶关（当时称韶州）、江西省南昌、江南省（明清时代，江南省包括江苏、安徽二省）南京，终于1601年抵达北京。
    柯神父指出，很多人以为利神父成功进入中国传教，事实上，他受过很多挫折和困难，例如一同上京的伙伴去世给他带来打击。朝廷官员在其赠送皇帝的礼物中发现十字架，认为把人像钉在十字架上是巫术，且当时的中国人也不能接受公开展示裸体，因而将他拘留。
    利玛窦神父在1596年10月的一封书信中写道：“我们曾经多次被盗贼光顾，有一次甚至被他们打伤。还有许多次，我们遭到了污蔑；被友人欺骗。去年还发生了一次内河沉船事故，我的一位同伴（JEAN BARRADAS）被淹死了。我竭尽全力，凭借一块木头脱险。”有一次，利玛窦为了躲避盗贼，从窗口跳下，跌伤了脚，落下了终生残疾。他在信中说：“这些盗贼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我们家中没有任何武器，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们措手不及。我特别要说的是，是天主救了我们。他们拿着武器跑了，什么也没能拿走。而且，更令当地人震惊的是，十二名，或者更多的歹徒被抓后，我们还为他们求情。除了一名主犯外，知县饶了所有人的命，我们的会院里，四个人受伤。由此，人们认识到了我们所恪守的法律的完美，那就是以德报怨。”利玛窦的《交友论》不仅是文学和智慧的结晶，更是德行的彰显。
    柯神父说，利神父常被视为科学家，实则这是他对神学、创世论和信仰的钻研。
    利神父只有在人们准备好认识耶稣基督的某些场合，才会谈论及书写有关基督的事迹。不过，他采用中国人对“天主”的概念来传递信仰，这种适应本土文化的传教方式在当时甚具争议性。
    发起信仰本地化，开启福传新方式。他希望中国的传教事业蒸蒸日上，可他先后经历三起官司，每次都经验到天主的亲自拯救和照顾，体现他与天主的亲密关系以及对天主的爱和信靠的程度之深。
    利玛窦神父被指控组织贩卖儿童，并把他们送到澳门做奴隶。我有一个很深的经验，今年暑期教理班，我看到周围都是外地打工的孩子们，多数都没有信仰，我外出家访时，对在外玩耍的孩子们说，请你们到教堂来，参加我们的学习班，好吗？其中一个小孩的回答令我惊讶：你是拐卖儿童的，我们才不去呢？我愣了一下，心想是家长怕孩子被骗才教给孩子的，这就是21世纪的社会。
    再想500多年前，方济各传教士在印度传教时，他拿着一个小铃一边走一边摇，凡是听到铃声，孩子们就跑出来看，他就教给他们画十字，天主经，圣母经及简单的天主教要理。传教的方式不仅要适应国情，也要适应社会。他和其他的传教士不同，利玛窦神父随机应变，把传教的思维和方法做了很多改变，灵活地融入中国社会，他翻译的著作结合中国人的生活，用当时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叙述出来。
    我是21世纪的修女，是上海教区圣母献堂修女会的一员，我到上海近20年，十几年来多数都在教区主教府、修女院、光启社度过，平时都讲普通话，也很少与平信徒教友接触。只是最近才到堂区服务，在堂区里多数都是老年教友，他们听不懂普通话，即使讲得再好，他们也听不懂，我才深感学习上海本地话的重要，要向当地人传教，就要变成当地人。利玛窦曾被一位教宗称为“中国人中的中国人”。利玛窦神父本人在1585年11月24日致函朱利奥·福利嘉蒂（Giulio Fuligati）神父时写道：“所到之处，是多种语言的大杂烩，每当我用意大利文书写时，甚至不知道自己写的是德文，还是其他什么文字。毫无疑问，大家都会原谅我的。而且，为了爱天主，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蛮人。”正如圣保禄宗徒说：“为救什么样的人，我就变成什么样的人。”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生活27年，他入乡随俗、穿儒服、说汉语，为中国人传输西方的天文、地理、几何、数学等先进科学知识，借此融入中国社会，传播天主教，使福音在中国扎根。当今世界称赞利玛窦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锋。当今教宗盛赞利玛窦是中国福传的典范。
    据ORLEANS神父总结性的推论说：“天主在他的仁爱计划中，特选利玛窦负此困难事业的重任，正是由于他具有某些可贵的品质：勇敢而不知疲倦的热忱，但又不失其明智、谨慎、忍耐、不急不躁的务实精神，以及表面上退缩而实质上前进的深谋远虑，所以才能在一个微妙的、多疑的、敌视一切外来事物的泱泱大国中，成为一名传教使徒。”“他必须具有豁达的胸怀，才能重振屡经破坏的事业；必须懂得如何利用最少的人力物力，以发挥最大的效能；必须有此极高的才能和渊博的知识，才能使唯我独尊之辈，尊重其学识；才能把一种完全新的学说，传授给从未听说过的人们。”
“同时，他还必须具有与此渊博学识相称的谦虚朴实的素质，才能使这个自尊的民族乐于接受此精神事业的优越性于潜移默化中。”
    “最后，作为一名宗徒事业者，必须具有的高尚品德，以及永远与天主共融的坚定之心，才能使自己，通过自身的精神力量，肩负起如此艰巨、如此危险、正如他自来中国以后所饱尝的，可以说实质上是一位殉道者所尝到的同样的痛苦。”
    让我们特别记忆利玛窦神父的传教精神，一切的动力来源于他与天主的关系，即他的信仰经验。愿他的勤奋汗水浇灌中华，使福传之风吹遍华夏。